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签字桌旁没有谁宣布“彻底胜利”,因为这场持续三年多的战争,留下的不是一纸投降书,而是一条停火线,以及重新排列的东亚格局。
多年以后,基辛格在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中,对朝鲜战争作出了一种颇有分量的判断:美国没有真正赢得战争,苏联却可能是更大的输家。这个说法乍听有些绕,若把战场结果和战略后果分开看,逻辑便清楚了。
朝鲜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原本就处在冷战对峙的前沿,南北双方长期准备统一,战争很快从半岛内部冲突扩大为国际性较量。美国以联合国军名义介入,中国则在美军越过三八线、战火逼近鸭绿江之后,于1950年10月出兵。
真正改变局面的,是中国军队入朝后的连续作战。志愿军缺少现代化装备,后勤条件也极其艰苦,却依靠夜行军、近战突击和灵活穿插,迫使拥有空中优势的联合国军重新调整部署。长津湖、三所里等战斗,让美军认识到,对手并不是一支可以迅速击溃的部队。
有意思的是,战争并没有沿着任何一方预想的方向发展。美军曾把战线推至鸭绿江附近,志愿军也曾将联合国军压回三八线以南。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伤亡,却始终无法把对方彻底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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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前线逐渐稳定,战争重点从大规模运动战转向阵地战。谈判从这一年7月开始,但停战协定直到1953年7月才签署。美国没有实现消灭朝鲜政权、统一半岛的目标,中国也没有把战线推进到半岛南部。就军事结果而言,这是一次没有明确胜负的停战。
但“没有赢”不等于“没有收获”。美国在战争中保住了韩国政权,也重新确认了自己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日本、菲律宾等地的战略地位随之上升,美国对东亚的防务安排也更加紧密。换句话说,华盛顿没有拿到最初设想的全部成果,却避免了更大的战略失败。
中国承受的压力则完全不同。志愿军将装备、火力和空中支援处于明显劣势的现实,转化成了坚韧作战的能力。停战之后,外界不得不重新估量新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意志。有人曾问彭德怀:“能不能再打下去?”彭德怀的态度很明确:“只要祖国需要,当然能打。”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但它反映了志愿军面对战争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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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让战火越过鸭绿江。新政权成立时间不长,工业基础薄弱,国内建设尚未展开,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同世界强国长期作战。这种结果,使许多国家改变了对中国的判断。中国付出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成本极其沉重,但国家安全空间和国际地位也由此发生变化。
苏联的处境最值得分析。战争初期,苏联向朝鲜和中国提供了武器、训练及一定程度的空中支援,但始终避免以地面部队大规模直接参战。它既希望牵制美国,又担心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斯大林的谨慎有现实依据,却也把不少军事和经济压力转移给了中国。
苏联从中得到过利益。中国需要苏联援助,双方合作一度加深,苏联也借朝鲜战场牵制了美国力量。可是,这种安排并没有带来长期稳定的同盟关系。中苏之间在援助、债务、国家平等和战略判断上逐渐出现分歧,后来关系恶化,根源并不只在朝鲜战争,但战争确实加重了彼此的心理账目。
基辛格所谓苏联是“最大输家”,重点并非说苏联在战场上被击败,而是指它试图利用危机削弱美国,却没有真正控制危机走向。中国因此获得了更强的安全意识,美国则把中国视为必须认真对待的力量,苏联夹在两者之间,既没有让美国退出东亚,也没有建立对中国的长期主导。
战争停在三八线附近,影响却远远越过了三八线。它没有产生一份写着胜者和败者的名单,却让中美苏三国都重新计算了力量、利益与风险。对美国而言,这是一次代价高昂的战略调整;对中国而言,这是一次艰苦的国家安全保卫战;对苏联而言,则是一场原本想借力布局、最终失去部分主动权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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