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哆嗦小孩”到清华法学院副院长！这位富阳人，逆风翻盘

2026年6月，央视《焦点访谈》以《携手共治解纠纷》为题，聚焦“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镜头前，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杭平教授从容点评案例，语速不快，措辞审慎：“现在很多纠纷不是单纯只涉及双方利益的交易关系、合同关系，往往还具有相当大的外溢性，会牵涉到社会公共利益。”

40多年前，富阳永昌一户农民家里，那个连到邻居家借东西都要反复打腹稿的孩子，大概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从永昌田埂到清华讲台，陈杭平走了一条在外人看来颇为“逆袭”的路。但在他自己的叙述里，这更像一个人不断与不确定共处、逐渐画出自己坐标的过程。

△视频截图：陈杭平参加央视《焦点访谈》

人物名片

陈杭平，1980年6月生于浙江富阳永昌，新登中学1999届校友。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纠纷解决研究中心主任、国际诉讼法学会理事等。本硕毕业于清华法学院，博士毕业于北大法学院，曾赴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深耕民事诉讼法、民事强制执行法、纠纷解决与司法制度研究，深度参与《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起草及相关司法解释论证工作。出版《民事诉讼管辖精义：原理与实务》《中国民事强制执行法重点讲义》等专著，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被引逾2900次。获北京高校法学青年英才、清华大学“仲英青年学者”等荣誉。

01

从永昌到清华：一个“哆嗦小孩”的出发

1980年，陈杭平出生在富阳永昌。父亲老实本分，母亲聪慧能干，做过生产队队长，卖过菜，转运过煤炭。“父母虽文化水平不高，却极为重视教育，教导我一定要好好读书。”他说。

但年少的陈杭平并不是没有烦恼。他体弱多病、怯懦敏感，“一到公开场合讲话就哆嗦，甚至到邻居家借东西都得反复打腹稿”。七八岁时，有一回深夜惊醒，他突然被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所笼罩。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会在漆黑的夜里醒来，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更雪上加霜的是，初中时，陈杭平一度厌学，成绩滑落到班级中下游水平。

“转折发生在初三。一次和同学的嬉闹打架让我意外骨折住院，母亲日夜守护在病床旁，端水递药、眼窝深陷。从那时起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陈杭平躺在教室后面的钢丝床上，靠着“听”讲，成绩逐渐回归到年级前列。但因骨折让他丢失了体育中考分，以至于无法报考富阳中学，最终就读新登中学重点班。

多年后回看这个“意外”，他说：“人生的路就是这样，你以为是坎，走过去却发现是台阶。在新登中学，我遇到了很多影响自己的好老师。”

1999年，清华首次招收文科生，设中文、日语、英语、法学四个专业。正式录取前一天，陈杭平接到清华招生组电话，临时改志愿并被录取。在中文与法学之间，他不是没有过摇摆：“我当时第一直觉是选中文，都已经想好毕业后进入媒体单位工作。不过当时‘依法治国’概念正在兴起，我觉得法学是个热门专业，于是改主意报了法学。”就这样，他“误打误撞”与法学研究结下深厚缘分。

02

三位老师与一种方法：把西方法律当镜子

进入清华后，陈杭平逐渐适应快节奏和高压力的大学生活。大二时，他便参加论文比赛并获二等奖。这个成绩让他被著名民诉法学者张卫平教授看中，提前参与论文撰写、教材编撰，大四时被保研；后又受另一位著名民诉法学者王亚新教授指点，赴河北、陕西、内蒙古、山西法院实证调查，深入理解司法与诉讼实践。“从为了获得进入现场的准许而不得不在餐桌上与相关人员推杯换盏，到待在法院档案室抽样、翻阅、摘抄……我对实践中的司法制度、诉讼程序的真实面目有了更直观、更具体、更深入的了解。”他说。

硕士毕业后，陈杭平来到北大法学院，跟随著名民诉法学者潘剑锋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在三位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他逐渐形成独到的学术眼光。这种眼光后来沉淀为陈杭平最核心的方法论：西方的法律概念体系，不能照搬。他在多场讲座中系统阐述过这一立场。在他看来，当前国内法学著作、论文、教材中通行的“法”概念，是一种独立于纠纷案件之外的以规则形态呈现的法，是西方进入近代以来的产物：“这种‘规则法’剥夺了法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如果一味以西方法为标准，进行结论先行、证据后寻的‘研究’并不合理。”

他认为，西方的法概念由西方文明元素综合孕育产生。12—13世纪的教皇革命中，自然法、神法位居人法之上；16—17世纪宗教改革后，世俗政治实体权力兴起，但自然法高于实在法的观念始终存在。这导致西欧政治多元化，各方势力既合作又竞争，法律始终具有高于政治的权威。而中国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古代是“大一统”的皇权社会，始终没有出现多元政治实体；雨热同期的气候和地形环境利于农业发展，但因人口密集、自然灾害频繁，形成了以家庭或集体共同对抗生存危机的观念。

这种差异投射到法律上，即西方“规则型法”与中国“公论型法”的分野。他常以比喻说明：西方从个体推导整体，权利义务边界清晰，如高铁买票，一人一票、权责利分明；中国从整体推导个体，边界模糊、动态，如地铁载客，人的伸展空间随拥挤程度变化。

陈杭平借用费孝通“差序格局”、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等概念，指出中国社会运行依赖人情与潜规则，权利义务边界相对模糊。因此，他主张把西方法律当作认识中国法律的一面镜子、一种参考系，因为中国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社会规则乃至“潜规则”都异于西方。

这种横向比较的思维，让他对中国法学研究中一些习以为常的前提产生根本性怀疑。他的解决方案是“坐标系”方法论：从线性历史观走向坐标系思维，在历史比较的坐标体系中形成超越时空的见地：“从纵向视角把握历史进程，从横向视角比较他者眼光，精准定位中国问题。”

03

法学第一课：不做法学的“锤子人”

在清华法学院课堂上，陈杭平会在《法学第一课》提醒学生千万不要成为“锤子人”——“如果你手里有一把锤子，所有东西看上去都像钉子”，观念里只有权利义务的概念、法律条文内部逻辑推演的判断，而无法从法律外的视角来分析解决问题。这种自觉，源于他对法学教育本质的思考：法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学生“用有限回应无穷”的能力。

△陈杭平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参加学术会议

陈杭平鼓励学生保有对智识的好奇心。他认为，智识好奇心源自个人知识上的“信息缺口”——“信息缺口”不是指人“不知道什么”，而是由“知道什么”和“想知道什么”两个维度共同定义。既要全面掌握学科知识，又要努力将“参考点”设置在已有知识的上方，发现通过自行努力可以掌控的信息缺口，享受填补信息缺口的愉悦。“知识结构横向链接越宽，对问题的思考越灵活。因此，你们应该适当跳出法内视角的束缚，去关注社会现实，去体味人世百态，去了解私法秩序与诉讼外的纠纷解决。你们可以从历史、社会、政治等角度理解制度的来龙去脉，学习一些‘广博而无用（在考试意义上）’的知识，对所处的世界产生广阔的好奇，养成通融完整的人格。”

因此，他更在意学生作为具体的人，而不是教育流水线上的产品。作为长期分管学生工作、教学工作的副书记、副院长，陈杭平观察到当下大学生心理脆弱问题——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心理咨询、有焦虑抑郁症状，多少源于社会竞争与就业压力增大、成长于互联网虚拟世界而缺乏现实联结。他反思当下的教育理念是否过于强调宏大叙事，而忽视了学生作为“碳基生物”的脆弱时刻：“教育应把人当作具体的人，帮助学生找到人生方向与奋斗意义，而非盛行工具主义、优绩主义。”

“中小学生的成长就像轨道上跑火车，轨迹既定，总有一站站的目标等你抵达；而大学生的求学就像荒野上开汽车，四面八方都是路，所有未知、碰壁都等着每个人去摸索、尝试和选择。”面对正在行进的人工智能时代，他认为AI将重塑而非仅仅是赋能教育。“‘手搓’的过程对于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有经历、实践和探索，人才有自己的主体性、形成自己的认知和判断。”

04

从草案到执行：在立法与实务之间定位

在民事诉讼、民事执行立法领域，陈杭平是重要参与者之一。受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邀请，他持续参与《民事诉讼法》修改、《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起草及相关司法解释论证工作。

2022年，《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公布，其第179条将执行价款分配模式从以平等主义为重心的二元主义转向统一的优先主义。面对这一立法趋势，陈杭平在《中国法学》2023年第5期发表长文，明确主张我国不应转向优先主义，从债权人公平、执行效率、债务人保护、制度协调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证。他同时提出引入市场化“执行律师”参与民事执行，主张执行机关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实现“有限市场化”，以弥补财政资源的不足。这一思路超越“内分抑或外分”的二元对立，为执行体制改革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近年来，陈杭平频繁出现在公共视野中。2025年3月，他与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黄文俊共同参与全媒体直播访谈，围绕“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在线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将交叉执行定位为“从‘基本解决执行难’向‘切实解决执行难’升级的一个重要抓手”。

从立法论证到公共解读，从学术创新到方法论建构，陈杭平始终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汇处定位自己的坐标：“这就像跑步，不必和别人去比较、在意输赢，因为没有人总是最好的、总能胜过别人，而是给自己设定目标，然后全力以赴。通俗点说，就是跟自己，而不是跟别人较劲，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些。”

05

富阳与法治：让“内行人”调解“专业事”

虽定居北京，陈杭平始终关注家乡发展。2025年1月，新登中学举办第五届校友节，陈杭平受邀参加，重温高中求学时光，感受母校日新月异的变化。他在寄语中勉励年轻学子“厚植家国情怀，锤炼扎实学识”。

2026年是法治浙江建设20周年。浙江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和“三治融合”的首创地，在纠纷解决的理念上与“总对总”机制有着内在的呼应。

“总对总”机制在婚姻家庭、道路交通、物业纠纷、劳动争议、医疗纠纷、房屋买卖、金融消费、知识产权等常见易发纠纷领域推行，携手行业“先行调解”、能调尽调，使更多纠纷通过调解方式实质性化解在基层。让每个行业的“内行人”在法治轨道上调解“专业事”，是“总对总”机制最大的特点。

陈杭平表示，要一次性解决大规模涉及群体利益的纠纷，调解比诉讼更加有效。“这个有效，既体现在投入成本相对较小上，又体现在最终所达到的纠纷解决效果上，更能满足不同当事人的个性化需求，最终彻底解决纠纷。”

谈到富阳正在打造的“科技转化首选地”，陈杭平表示，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知识产权纠纷、技术合同纠纷、竞业限制纠纷往往专业性、时效性强。“建议富阳在构建纠纷解决体系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专业调解组织的作用，让‘内行人’调解‘专业事’，这既符合‘总对总’机制的精神，也契合浙江调解传统的底色。”

在他看来，中国不能像西方那样成为“诉讼大国”，调解背后的“互让”更契合中国社会。“单纯套用规则型判决往往‘案结事不了’。”他说，“中国社会权利义务边界相对模糊、讲究以和为贵。”

从永昌田埂上那个怯懦敏感的孩子，到清华讲台上从容解读法律问题的学者，陈杭平的人生始终在探索自己的“坐标系”。只不过这个坐标系不是静止的，而是一边向前奔跑，一边重新定位。他写过一句话，或许是最好的注脚：“我知道自己还不够好，依然会畏惧，依然会情绪波动，依然厌恶一切不确定，但我知道随着脚下的路向前延伸，我正在变得更好。”

△陈杭平参加清华大学校园马拉松

记者手记

从永昌到清华

一个“哆嗦小孩”的出发

采访陈杭平教授前，我准备了不少宏观话题：中国法治、执行难、法学教育、人工智能。真正聊起来，印象最深的却是两个很“轻”的词：哆嗦、较劲。

他说自己小时候一到公开场合就哆嗦，甚至到邻居家借东西都要反复打腹稿。后来，他在清华法学院课堂上，提醒学生不要做“锤子人”——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在这个反差里，没有爽文式的逆袭，更多的是一个人和自己的不确定慢慢相处。而中国法治，某种程度上也在经历类似的过程：不照搬别人的标准答案，而是在自己的历史、社会与现实里，慢慢找准坐标。

他说话不快，遇到问题会停一下，像在心里先把坐标定准。他喜欢用比喻：高铁买票和地铁载客，讲“规则型法”与“公论型法”；轨道上跑火车和荒野上开车，讲中小学生与大学生；还有“内行人”调解“专业事”，讲家乡富阳的纠纷解决。比喻不是装饰，是他把复杂问题放回中国现场的方式。所谓“坐标系”，不是一句漂亮口号——纵向看历史，横向看他者，最后落在具体的中国问题上。

这种思路，其实一直贯穿于他的研究。从跟着王亚新教授去基层法院档案室抽样、翻阅、摘抄，到参与《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起草论证，再到在央视解读“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他关心的始终不是纸面上的法条有多漂亮，而是法条能不能回应真实的中国。执行难怎么破、债权人公平怎么保、司法如何让“案结事了”，这些专业问题背后，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聊到家乡，他提到“以和为贵”，提到“案结事不了”，提到调解背后的互让。这些词很朴素，却和他研究的法理暗暗相通：中国社会不能简单套用外来标准答案。从“枫桥经验”到“总对总”机制，中国法治一直在做的正是把规则放回自己的社会土壤里，让它在具体的人身上生效。

最打动我的，是他不回避自己的脆弱。他说自己依然会畏惧，依然会情绪波动，依然厌恶一切不确定。一个研究规则、参与立法、在央视镜头前解读政策的人，承认这些，反而让人更信服他所说的“跟自己较劲”。

所以，这篇专访如果只留下一个画面，我希望是：一个曾经害怕不确定的孩子，后来学会在不确定的世界里画自己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里，有法条，有程序，也有具体的人。中国法治大概也是这样，不必总跟别人较劲，而是跟自己较劲，在不确定中画出自己的坐标。

来源：富阳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