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侨商与沪上名校：黄奕住、李登辉与近代上海的华侨办学网络

1921年7月1日下午4点，私立复旦大学的毕业式在徐家汇李公祠召开，时任李登辉校长（1872-1947）向师生与来宾报告近3年复旦大学令人欣喜的进展；在校学生规模超过400人，商科专业有了第一届毕业生——更重要的是，江湾新校舍即将落成。而新校园轴线上的主楼的建设，来自同为归国侨商黄奕住（OEI·TJOE，1868-1945）的捐助。这年5月，黄奕住捐资一万余元用于复旦的新校园建设，李校长同时聘黄奕住为校董事，并将其捐助的办公楼命名为“奕住堂”。

黄奕住的捐赠是经复旦时任校董唐绍仪介绍促成的（见钱益民《李登辉传》）。黄奕住与李登辉校长同为祖籍闽南的侨胞，对现代教育、尤其旅沪华侨子弟教育亦有长期的关切。作为当时已然沪上知名的高校，复旦也在李登辉执掌校务后体现出与闽粤华侨群体的亲近；在北洋时期一度还成为旅沪华侨深造的重要选择。北洋时期的复旦，最终从李公祠迁校江湾新址，开启长期稳定的办学时代，与校长李登辉与黄奕住的交游互动及精诚合作密不可分。这背后则蕴含了一代旅沪华侨对复旦及沪上高等教育的支持与肯定。（纪赟，《域外文献中的复旦大学》，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2-05-27）

李登辉

黄奕住

奕住堂

1929年扩建后的奕住堂，仙舟图书馆

一、华侨之谊

李登辉与黄奕住同为印尼归国华侨，祖籍又同属泉州府（黄为南安，李为同安），但二人相识具体在何时已不易考证。他们在南洋时期的轨迹似乎没找到交集，钱益民考证李登辉1918年下南洋募捐时，二人可能已经有了联系。目前能够确证两位旅沪华侨精英间的密切合作，已经是1919年10月，二人共同出席了在上海四马路“一品香”酒楼（今福州路人民广场）举办的菲律宾议会议长欢迎会，教育界余日章、黄炎培、郭秉文等名流一同在场。那时五十二岁的黄奕住从南洋携资归国，筹划在上海置业，重启全新的商业帝国。

而四十八岁的李登辉校长，在学界之外的旅沪华侨圈中，开始展露自己的领袖气质。早在半年前，旅沪华侨群体重组一度停办的“上海华侨联合会”，时任“华侨平和期成会”会长的李登辉被推举为新的“华侨联合会”干事长，负责联络国内工、商、报、学各界华侨同仁。次年1920年，上海华侨联合会扩大规模，完善章程，李登辉正式任会长。上海华侨联合会虽冠名为“上海”，同期在北京也有冯自由（1882-1958，南海人）等组织的北京华侨联合会，但它在那时归国华侨的心中，当之无愧地具有全国总会的地位。重组的华侨联合会在李登辉的主持下开始有了起色，有所成就，但在资金人手等方面皆不乐观。而黄奕住等归国华侨则在此时给予大量帮助，在之后的岁月中兑现了“无不尽力赞助”的诺言，随后几年间更是成为上海华侨联合会的重要成员。至1927年，华侨联合会由会员制改组为委员制，选举黄奕住为监察委员之一，李登辉为执行委员之一。联合会的运营经费就来自黄氏的捐款，也无需再行募捐。黄氏还促其子黄浴沂加入李登辉提议设立的华侨联合会参事会。

就在这年的6月24日，南洋荷属华侨代表一行晋京请愿修改中荷条约，事毕回沪，华侨联合会设特别会欢迎请愿代表，并招待同时抵沪的诸位归侨，黄奕住在此欢迎之列。会长李登辉席间致辞道：“本会为华侨联合机关，关系于华侨者甚巨，惟上海方面华侨不多，欲图本会之发达，不能专恃上海少数之华侨。如建筑巨大之会所，以为返国华侨暂时居留之所，及种种事业进行上之经济问题，非群策群力，不能负担此重大之责任。今黄、林（绍裘）诸君，皆热心公益者，盼望对于本会力加赞助。”黄奕住在会上演说积极回应：“上海华侨联合会得二会长及各会员热心维持，甚为钦佩。至以后对于会务吾人有可为力者，无不尽力赞助。”

黄奕住等华侨此时归国，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一方面，20世纪初期，随着华侨在侨居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处境却日益被动。19世纪末兴起的排华主义，在东南亚各国引起了一系列运动，华侨族群受到东南亚本地社会的排斥，他们的财产被觊觎，侨商领袖还需面临殖民政府和向南扩张的日本的拉拢，或者说威逼利诱。政策限制和经济风险促使侨商开始思考将主要的资产转移出侨居地。另一方面，华侨的身份认同也在发生变化。晚清政府已经意识到华侨的重要价值，废除了对外移民的禁令并积极联系。同盟会早期的海外发展历史和华侨辛亥革命中的参与则使1912年以后的新政府更加重视华侨势力。在新的国家拥有参政议政权的华侨，在“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概念逐渐明晰的过程中，被期待荣归故里，也期待那个“故里”能够成为自己在外的坚实倚仗，因此他们并不吝啬于将资产投入中国市场，甚至迫切建立一番事业。在这种背景下，当时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与工商业中心的上海，因其开放、包容并稳立现代化潮头的独特优势成为华侨归国当之无愧的首选。

6月25日，欢迎会次日，黄奕住与李登辉参与发起“中国与南洋协会”（简称“中南协会”）。筹建之初，协会借华侨联合会所在地开会，并推黄奕住为名誉理事之一。在该会的发起人中，李登辉代表的华侨联合会、谢碧田代表华侨学生会和南洋的华侨学校，黄奕住此时则作为荷属华侨请愿代表。旅沪粤人社团有陈炳谦、劳敬修代表的粤侨商业联合会，温宗尧代表广肇公所，黄少岩代表潮州会馆。教育界代表最多，有黄炎培代表中华职业敎育社、沈恩孚代表江苏省敎育会，蔡元培、蒋梦麟代表国立北京大学，郭秉文代表南京高等师范等各地名校。教界则有余日章、王正廷代表上海青年会，上海工商界如朱葆三代表上海总商会以及《申报》的创办者史量才等等沪上名流。中南协会的创始人群中，旅沪华侨群体外，本土知识精英、尤其学界教育界领袖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后者经过不久前“五四运动”的洗礼，正成为沪上政教学界不可忽视的力量。陈以爱教授《动员的力量》一书指出1919年的上海学潮背后有一股“东南集团”的强劲势力，这些支持沪上五四学生运动的社会精英们“非政非商非学非报、亦政亦商亦学亦报”，而她提到的“东南集团”社群正是此一“中南协会”周围的核心圈层，以江浙士绅人数为众，又有闽粤侨民、留学生和华侨巨擘的强势加入，甚至学生运动背后的重要背影，与华侨团体的关键枢纽，竟同为李登辉——本地最有号召力之一的大学的校长，旅沪华侨的领袖。

黄奕住在上海的事业也在此时起飞。1921年1月，黄奕住在沪创办中南银行，老友李登辉位列名誉董事。当年5月，黄奕住即为复旦送上礼物，在新落成的校园捐建“奕住堂”。12月，黄奕住为李登辉创办的“寰球中国学生会”捐银一千元，修筑会所。寰球中国学生会是李登辉刚来上海时，参考世界基督教学生会所创学会组织，旨在为国内外学生提供给一个交往的平台，为会员提供出国留学与归国就业两方面的帮助。学生会最初借北京路青年会等场所活动，1913年迁至静安寺路51号；1921年因房租上涨，学生会决定自建会所，遂在年底11月发起建筑会所募金团，黄奕住即在此时慷慨解囊。虽然未正式加入学生会董事或成为会员，但黄奕住连续多年为组织提供赞助，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年鉴及纪念册上被列为“赞助本会最力者”之一。

即便年事渐长，黄奕住对于李登辉及复旦的支持从未减弱。1929年，复旦校舍扩建募捐，捐款暂存中南、大陆、盐业、金城四银行联营的四行储蓄会。四行储蓄会是黄奕住创办中南银行之后，在上海金融事业的又一重要成果。四行储蓄会以盐业银行吴鼎昌为主任，钱新之为副主任，由于中南银行与其他三行分享钞票发行权，又出资最多，中南银行在四行储蓄会的经营中具有主导作用。1930年复旦为扩建校园、修筑校舍等需要，李登辉代表复旦与四行储蓄会签订合同，透支3万元。“一二八”事变后的1933年，为修复因战乱受损的校园，李登辉发起募捐和债券，并请多位早期复旦校董重新出山任名誉校董，为学校募捐，年届六十六的黄奕住与唐绍仪、郭辅庭、简玉阶一同在列。

黄奕住与李登辉之间往来的细节还有待更多的材料，但即便报刊所见已颇能勾勒二人跨金融、教育等领域展开的合作，成就旅沪华侨、尤其闽南华侨社群内部的关键纽带，在民国时期堪称典范的华侨之谊。

二、兴办教育

1921年中南协会成立的同时，黄奕住、李登辉等希望筹办上海商科大学，并恢复南京暨南学校，这两所学校身上都呈现浓重的华侨办学色彩。首先，暨南学校本身就是晚清以来第一所专为华侨子弟设立的新式学堂，1907年，暨南学堂经端方提议设立，以解决南洋缺少华文教育的问题，黄奕住也曾送其长子黄钦书就读。暨南最初任命第二批留美幼童、台山人温秉忠为学堂总理，番禺人郑洪年任堂长，至1911年因辛亥革命停办。温秉忠与郑洪年虽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华侨，但二人均出自侨乡，且有出国游历的经历，非常匹配暨南创办的初衷。而郑洪年更是自暨南起，终身致力于华侨教育。

郑洪年

1917年，黄炎培筹备复办暨南学校，并改国立。他在赴南洋考察期间，充分了解华侨教育的需求，并在黄奕住任副会长的三宝垄中华商会建议下，兼收有志于华侨教育的内地学生，设师范和商科，以适应南洋华侨的需求。黄奕住归国后依然挂念暨南学校，长期担任暨南校董直至1931年，并出资为学校购置土地、修建校舍。在此其间，暨南学校陆续由南京迁至上海。1921年3月19日，国立暨南学校第一次校董会在上海召开，黄奕住与李登辉担任校董，侨民领袖韩希琦、林文庆、黄仲涵、陈炳谦及工商界张謇、报界史量才、教育界黄炎培、范源廉等同在校董之列。

历史上的暨南、东南和上海商大三校中的工商专业，曾几经分合迁徙。其中上海商大与暨南得以迁沪，直接出自中南协会的倡议。1920年中南协会发起时，南洋侨商与江浙工商界一致认为，作为第一商埠、经济中心的上海，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商科学校，培养专业人才。与此同时，南京高等师范校长郭秉文筹备组建国立东南大学，并计划开设农、工、商三科。暨南学校也计划在上海设立商科专门部。中南协会因此提议：希望东南（筹）、暨南两校合办“上海商科大学”，以集中人才、节省经费。1921年3月，南京的暨南学校基于教员短缺、上海商业发达等原因，首先将商科部迁至上海徐汇“松社”办学。1921年6月，暨南学校、东南大学（筹）和中南协会三方曾商议，合组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两校各自推举人才，中南协会则提供赞助。

合办事务由东南名义上的校长郭秉文主持，马寅初为教务主任，7月开始招生，9月28日以合校名义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尚贤堂开学。但筹办商大时，“国立东南大学”实际上还未成立，南高商科的教职员认为彼时合校应由南高的商科主导，双方略生嫌隙。到了1922年夏，暨南提议增设商科中等教育，经东南大学校董会商议，最终决定自秋季新学年开始，将上海商科大学作为分校，由东南大学在上海独办，马寅初继续为教务主任，校址仍在尚贤堂。而暨南学校则在上海自办商科部，合校正式解散。但在此过程中，黄奕住对暨南、东南和上海商科均予以无差别的支持。他既是暨南学校的校董，又为东南大学捐款，也因捐款解决经费困难而被推为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之首。后来的岁月里，黄奕住与暨南的关系更为密切。1922年至1923年，暨南学校在沪宁铁路真如站（今上海西站）附近购置土地新建校舍、扩大海外教育等活动均得到了黄奕住的鼎力支持，先后捐资数万元，为暨南在真如站稳脚跟立下汗马功劳。

真如时期的暨南大学

真如时期的暨南大学

与上海华侨联合会相关的学校还有厦门大学。虽然在厦门设校，但厦大最初的筹备也是从上海开始。1920年11月，知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倡议筹办厦门大学，第一次筹备会议由上海华侨联合会召集，邀请侨联会核心黄炎培、余日章、汪精卫、蔡元培、李登辉、郭秉文、胡敦复、邓萃英、黄琬、叶渊为筹备员，均是当时教育界人士，多有出任中学或大学校长的经验。陈嘉庚提及创办厦门大学面临的资金难题，也将向南洋华侨和闽省归国侨商募捐列入解决方案。黄奕住似乎没有出现杂最初的筹备人员名单之中，但在后续也为厦门大学捐助大量经费和物资。陈嘉庚与后来出任厦大校长的林文庆，同是当时华侨精英，又与沪上的黄奕住、李登辉二人关系甚密，可以说早期厦大的创立也是上海华侨联合会的成功之作。

三、融入本土

旅沪华侨在上海立足，兴办教育、实业，不仅依靠强大的海外网络与庞大的资金支持，也积极融入上海本土文化，与沪上精英紧密合作，从中南协会、中南银行的成立就能看出，上海江浙本地士绅如史量才、朱葆三等大人物都愿意为新来沪上的侨民领袖站台呼应。当然，侨民的融入还不止于新闻中的同台致意，侨民的网络通过姻亲、教会，与东南本地的社会精英圈牢牢绑定。这其中李登辉与郭秉文这对大学校长之间的姻亲圈，展示了旅沪华侨精英融入沪上的一条清晰路径。

最初回国任教吴淞复旦的李登辉，已年逾三十，仍孑然一身，在当时已属于“大龄男青年”。他的终生大事是当时沪上青年会留意的大事，其中最详细的回忆来自清华功勋校长周诒春（1883－1958）的回忆：青年会会长曹雪赓夫人殷贞柏陪着李校长见第一位相亲对象，但那位小姐表示希望希望独身，但还是推荐了其好友，再由殷贞柏撮合最终与李登辉喜结连理，那就是日后的李夫人汤佩琳（Helen Tong，1887-1930）。汤夫人少李校长15岁，1907年二人喜结连理。汤氏来自上海本土新教牧师的家庭，汤佩琳的父亲与兄弟都是上海县城南门外清心堂基督教长老会的华人领袖。二位婚后，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李登辉校长也因为这位本土的太太，融入了上海的生活。李登辉最终决定定居上海，并为复旦倾其一生，就是因为这段美满而短暂的婚姻。汤夫人不仅会协助李校长整理文稿，教子课读，甚至出任复旦行政职务（虽然最后并不成功），而且帮助这位归国华侨适应国内的饮食、习俗等诸多生活习惯。据李的秘书季英伯回忆，李登辉三十余岁初回国对国内一切都是陌生的，要不是与爱妻结婚受其熏陶，李校长可能就不会长久定居国内。

汤佩琳的出现，当然不止于使得李登辉成为一位“上海女婿”；关于小南门汤氏的家族姻亲网络及其与近代高等教育的关系，之前学界关注尚不多，其中仍略有可论之处。李登辉的丈人、上海南门外清心堂首位华人牧师汤执中（1847-1903），为新教长老会在沪的重要牧师，一家都为清心堂及所设男女学校服务。汤牧师与妻子黄珊卿育有六子女，除嫁给李登辉的二女汤佩琳外，长女宝琳嫁给郭秉文兄秉钧，三女蔼琳嫁给王正廷五弟正序。李登辉两位连襟都是近代重要教会家族的成员，郭秉钧江苏浦江人，其父为上海长老会牧师，郭氏早年由邮政系统进入商务印书馆，并一直从事出版业。郭秉钧不仅有位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的弟弟郭秉文（1880-1969），还有担任之江大学校长的女婿李培恩（1899-1958，杭州人，娶秉钧长女郭美丽）。李登辉另一位连襟王正序（1893-1984）浙江宁波人，民国外交家王正廷（1882-1961）三弟。郭、王两家本身也有联姻，王正廷次子恭瑛娶郭秉文的侄女锡恩。郭秉文（先娶鲍哲才女翠凤，后娶夏瑞芳、鲍翠玉女璐德）还有一位侄女婿兼姑表连襟的陈裕光（娶鲍咸昌女凤菊），长期任教金陵大学，北伐之后担任金陵大学校长。正是由于郭秉文家族的姻亲圈，“商务系”家族不仅与北洋外交系的鄞县王氏（王正廷家族）联姻，并在当时的高教系统中形成了罕见的校长“姻亲圈”，东南大学（郭秉文）、复旦大学（李登辉）、金陵大学（陈裕光）、之江大学（李培恩）等校之间增添了不一般的联系。

郭秉文

李登辉与汤氏的婚姻为其也带来商务印书馆的资源。商务印书馆的影响对于执教复旦的李登辉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复旦公学1905年草创时，“商务系”元老名流如蒋维乔、张元济、蔡元培等，便曾为出走震旦的马相伯出谋划策、推荐人才；严复就是这群“商务系”文人极力推荐而来的，接替马相伯执掌复旦公学。而在严复、夏敬观相继出走复旦后，“商务系”的高凤谦也曾代理过校监。这些早期与复旦有缘的出版界闻人大多属于商务印书馆的文人派，而李登辉因为郭秉文的关系，跻身“商务系”更为核心的“教会派”。

郭秉文本人显然并非华侨身份，但因其教会家族背景与留美经历，成为中南协会初创时期的代表人物与其办学理想的中坚力量。姻亲中出现李登辉这样的华侨领袖，更让他在中南协会主导的沪上高等教育事业中显得游刃有余。反过来，正是有了郭秉文的支持，这一时期初到上海的旅沪侨民才得以在华侨教育领域找到突破口，赢得本地精英的认同与尊重。

郭秉文利用姻亲的文化资源，影响过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如《李氏英语修词作文合编》即是尤其“校长姻亲”合编，而由其兄梅生及其女儿女婿协同担任助理编辑。

结语

1921年7月，包括奕住堂在内的复旦江湾校园轮廓初现，它在之后的百年里迎来送往，至今成为全球复旦人重要的母校寄托与精神线索。这片校园的经营者，时任校长、印尼华侨李登辉，用毕生的时间在此地办好了一所全新的现代大学。捐赠人则包括黄奕住、简照南、陈性初等，他们的名字在近代华侨史上各自留下了重要印记。他们之间跨领域的合作，在上世纪初叶证明：“华侨”二字从来不是孤立的标签。尤其侨民精英同心合力兴办的高等教育，已在黄浦江畔深深扎根，其背后是整个沪上精英圈的紧密结合与相互融入。无论是黄奕住参与的中南协会，还是李登辉创办的寰球中国学生会，乃至复旦本身，都是这种结合的缩影。从这些华侨圈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带有鲜明旅沪侨民色彩的上海文化呈现。今天回望上海近代城市底色中的闽粤华侨，他们已然汇入上海本土文化的主流叙事之中；但在百余年前，正是他们出于各种机缘，排除万难汇聚到上海，当作家园一样投入建设，才为日后多元的上海海派文化增添浓重的闽粤南洋色彩。

吴雨欣、王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