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代的大姓韦姓，现在主要只在广西了？

唐代有句俗话叫“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其中的“韦”即京兆韦氏，是唐代关中一带的豪族。但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原地区的韦姓稀少，广西老表却有众多的韦姓，民间甚至有一句夸张的说法：“全国每两个韦氏，就有一个在广西。”

从关中豪门到岭南大姓，韦氏究竟为何要一路向南迁徙，在距离关中千里之外的岭南地区扎根？

住在皇帝隔壁是什么体验？

韦姓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夏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韦氏源自豕韦国。豕韦国几度被灭国，武王伐纣时，韦伯遐参加牧野之战有功，受封于先祖故地，仍称韦国。周赧王时，韦国被鲁国兼并，遗民以国名为氏，遂成韦氏。从此，“韦”不再只是一个地名，更成了一个家族世代相传的印记。

西汉时期，韦贤、韦玄成父子先后以明经入仕，皆官至丞相，轰动朝野。邹鲁一带因此流传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韦贤后来迁居关中，定居京兆杜陵，此后的数百年间，“京兆韦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历经动乱而不衰，并在唐代达到了巅峰。

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这里的“天”既指皇室，也指皇城。京兆韦氏世代定居长安城南的韦曲，即今天的西安城南，在唐代属万年县。

唐三彩院落。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地缘上的亲近使韦氏得以持续靠近权力中心，而权势的积累又反过来巩固了其地缘优势。据学者统计，有唐一代，京兆韦氏出了17位宰相，这样大的宰相“产量”，在整个中国中古史上都并不常见。除此以外，其他韦氏子弟也宦途通达，仅五品以上可查者就有200余人，余下品级更是不可胜数。

韦氏之所以能获得此等荣宠，还得从“关陇集团”说起。京兆韦氏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之一，与杨氏、李氏、武氏、裴氏等世家互为婚姻，结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旧唐书·韦述传》中说：

自唐以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

拿联姻来说，仅有唐一代，李渊、李世民、李显、李旦的后宫中都有韦氏。李世民在府时期，为了拉拢京兆韦氏等关陇世家，将韦尼子、韦珪堂姐妹二人一同选入秦王府。他登基后，韦珪位至贵妃，韦尼子位至昭容。到唐中宗时期，韦皇后更是权倾一时，她的女儿安乐公主李裹儿野心勃勃，试图效仿祖母武则天的做法，夺取皇位继承权。

唐宫女图壁画。来源/故宫博物院

有如此强势的家族托底，韦氏子弟似乎并不用为前途发愁。但韦氏子弟之所以能奕世簪缨，靠的不光是家世，还有学问。唐初的取士制度尚不完善，门荫与科举并行，对此韦氏表示：成年人两个都要。在这种家风激励下，武周时期的韦承庆、韦嗣立兄弟二人同榜进士，先后拜相，赢得一时美名。数十年后，韦述同样进士及第，却没有走拜相之路。他以史学才能名世，所撰的《两京新记》《开元谱》等流传至今。

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唐代宰相韦执谊，赫赫有名的永贞革新“二王八司马”中就有他的一席之地。有趣的是，据《旧唐书》记载，韦执谊还没当宰相时，特别怕听人提到岭南。有一次他看到岭南地图，直接“闭目不视”，让人把地图撤走。命运偏偏跟他开了个玩笑，他后来被贬到崖州（今海南），最终埋骨岭南。

韦执谊在崖州兴修水利，用火山岩修建了“岩塘陂”，引水灌溉农田。这一水利工程至今还在发挥作用，被誉为“海南都江堰”。韦执谊的后裔留在海南，成为海南韦姓的重要来源之一。

岩塘陂所在位置。来源/天地图

除了政治成就，韦氏子弟的文化成就同样斐然。如盛唐诗人韦应物，一首《滁州西涧》至今仍是家喻户晓的名诗；再如晚唐韦庄是花间派鼻祖，写下了唐代最长叙事诗之一《秦妇吟》。韦氏分为九房，韦执谊出自龙门公房，韦承庆、韦嗣立、韦述都出自小逍遥公房，韦应物、韦庄出自逍遥公房，他们只是数以千计韦氏子弟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的成就也只是韦氏辉煌时期的缩影。

如此盛极一时的家族，为何在唐代之后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顶级豪门，为什么说倒就倒了？

李唐覆灭后，韦氏并未立刻衰落。韦震在朱温麾下任都统判官（一说为都统官），后梁建立后，他官至太子太傅、太师；后唐庄宗时，韦说官拜同平章事，直到天成二年（927）才被赐死；韦庄更是在唐亡后投奔前蜀王建，官至宰相。历经后梁、后唐、前蜀，韦氏仍然在持续产出高官，但时过境迁，韦氏子孙已经不再是“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京兆韦氏，而只是依附于新军阀的、较为零散的官僚个体。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化？其实早在中晚唐时，潜在的危机便已出现。以韦氏为例，家族力量越来越集中，子孙世代在长安城南扎根，入仕、宿卫、联姻都在皇城周边完成，与关中地方社会反而越来越疏远。在承平时代，这种模式可以集中家族资源，但在战乱时期，便无异于将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风险极大。当长安被毁后，附着在“长安”这一坐标上的大部分资本都随之被摧毁，世家的衰落便无可避免。

对世家最直接也最致命的打击，或许是发生于广明元年（880）的长安沦陷事件。这一年，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随之而来的是延续三十年的战乱时期。大范围的破坏严重摧毁了长安城，大量士人丧命，侥幸存活者家产散尽，身份也不再被承认，已经无力延续和书写祖上的荣耀。

白玉莲瓣纹碗。来源/故宫博物院

天祐元年（904），朱温胁迫昭宗迁都洛阳，“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城毁则家亡，韦氏赖以生存的地理基础被抹除，不得不各自离散。相比之下，六朝士族之所以能南渡重建，是因为他们还保留着地方庄园、宗族武装和乡里根基。而唐代士族缺乏这些基础，一旦被打碎，便难以再次聚合壮大。

天祐二年（905），朱温在滑州白马驿杀害左仆射裴枢、崔远等三十余名朝臣，投尸黄河。这场屠杀，源起于谋士李振的一句泄愤之言：

此等自谓清流，宜投诸河，永为浊流。

李振对所谓“衣冠清流”心怀愤懑，鼓动朱温将朝臣丢进河里，让“清流”永生永世变成“浊流”。朱温“笑而许之”，于是，一桩震惊朝野的血案就此爆发。遇害名单中，没有明确记载有京兆韦氏成员，但后世常将其视为唐代士族覆灭的标志性事件。朱温这一刀，砍去的不只是三十几个朝臣的性命，更是一个豪门与政治中心之间几百年的脐带。

因此，导致韦氏和其他世家覆灭的，是来自多个方向的合力。

唐陶画彩男立俑。来源/故宫博物院

从长安到八桂，韦姓如何“南迁”？

白马驿的鲜血浸透河床，河水湍急，敲响了士族政治的丧钟。自此以后，关中地区反复被战火洗刷，韦氏谱牒散亡，族人或死或逃，长安城南的“韦曲”渐渐成了一个旧地名。但韦氏后人并没有消失，它像蒲公英一样，随风散落在全国各地。其中最大的一颗种子，降落在广西的土地上。从京都到岭南，从政治中心到国家边境，韦氏的迁徙是一场跨越唐、宋、明的漫长接力赛。

在现有记载中，京兆韦氏进入广西的最早途径是贬谪。唐末宰相、驸马韦保衡，在咸通年间权倾一时。唐僖宗即位后，韦保衡被贬为贺州刺史，其弟韦保义也从兵部侍郎贬为宾州司户参军。宾州即今广西宾阳，韦保义这一支由此进入广西，在此扎下了根。在后来的宾阳韦氏族谱中，大多将其奉为入桂始祖。

广西宾阳。来源/天地图

到了宋代，广西地区进一步发展，驻军规模增大。狄青南征剿侬智高，平定了广源州一带，战后部分韦氏官兵留戍广西。如京兆人韦大猷带着六个儿子随军，获胜后六子留在广西，分散至各地当土司。韦氏六兄弟带着族人在此扎根生长，开枝散叶。

三百年后，明朝廷在广西设卫所，大量江苏、安徽籍韦姓官兵屯驻桂南。他们与韦大猷的后裔逐渐混同，一些分支至今已经难以分辨。弘治年间，东兰土司韦祖鋐遣子领土兵数千，耕守古田、兰麻一带，克平古田后，改设长官司授之。韦正宝、韦虎臣、韦起云、韦应龙一门四代，持续六十多年率“狼兵”奔赴东南沿海抗倭，战功赫赫，被朝廷赐予“哀孝忠勇”匾额。这些土司家族既是军事力量，也是韦姓在广西开枝散叶的种子。他们带着故土记忆，也带着朝廷的军令，在八桂大地上扎下根来。

但光靠中原移民，无法解释广西的韦姓规模为何如此之大。真正让韦姓在广西“人口爆炸”的，是土著改姓。

岭南文化冷水冲型铜鼓鼓面牛拉撬立饰。来源/广西民族博物馆

在唐宋以前，壮、瑶、水、毛南等广西原住民大多没有姓氏。随着中原文化深入，他们也仿照汉文化，开始为自己创造姓氏。怎么造？最方便的办法是以部落名、图腾名音译取姓，既能标识身份，也能展示信仰。壮语中“韦”的来源，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来源于“水牛”（壮语vaiz），水牛是壮族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和图腾崇拜对象，水牛部落遂以与“vaiz”发音相近的“韦”为姓；另一说则是源自生殖崇拜（壮语viz），发音同样与“韦”相近。

这种改姓的规模往往不是一家一户，而是整村整洞。一个部落改姓韦，整个山谷便都姓韦，一个土司辖地改姓韦，辖下村寨便纷纷跟着姓韦。在这种效应之下，韦姓人口呈几何级放大。这些氏族不仅更改姓氏，也仿照汉族文化兴修族谱，并多自称出于京兆韦氏。

早在唐开耀二年（682，即永淳元年），广西便已经出现了“六合坚固大宅颂碑”，这块碑被称为“岭南第一唐碑”，是迄今发现的古代壮族地区最早的摩崖碑刻。碑主韦敬办自称“岭南大首领”“维我宗祧，昔居京兆，流派南邑，上望无阶”，但学界一般认为韦敬办并非出自京兆韦氏，而是攀附中原世家的原住民。但它的存在说明早在唐代，岭南韦氏土著已经开始主动与中原望族建立文化联系。

六合坚固大宅颂碑。来源/中国民族文化资源库

于是，广西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许多韦姓村落，族谱上写着“京兆堂”，一开口却带着当地口音，祠堂里供奉着韦氏先祖，歌圩上唱的却是壮歌。姓氏成了民族融合的接口，这些韦氏与京兆韦氏虽然并非同宗，文化上却已同姓同源。

韦氏在广西壮大还有一个原因，是地理的“蓄水池”效应。广西山区交通闭塞，战乱较少，外姓流入有限。当中原大地反复被战火洗刷时，广西山区反而成了庇护所，让韦姓在大山之中躲过一劫。

时至今日，广西已经是全国韦姓人口最大的一个省份。长安城南的韦曲早已成为历史，广西的韦氏宗祠里，却依然挂着“京兆堂”的匾额。

多山的广西。摄影/胡心雅

一个姓氏，就这样把长安和八桂、士族和土著、黄河与珠江这些相隔遥远的事物联系到了一起。一个在长安城南“去天尺五”的豪门，最终在千里之外的八桂大地上找到了新的归宿。

参考文献：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清］金鉷等监修：《广西通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年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49年。

王伟著：《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韦天富：《东兰韦氏土司的兴衰》，《方志期刊》1998年。

本文经“国家人文历史”（微信ID：gjrwls）授权转载。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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