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世界粮食计划署司长：厄尔尼诺叠加战争影响，一场“慢燃式”粮食危机正在形成

今年2月底以来，从红海、黑海到霍尔木兹海峡，全球关键航运通道持续受到地缘冲突的冲击，从能源、化肥到粮食价格，冲击波沿着全球供应链逐级传导；与此同时，一场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正在改变全球多地的降水和农业生产周期。

战争、经济冲击与极端天气正相互叠加，并沿着全球粮食供应链持续传导。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干旱与洪灾造成作物减产，运输受阻又进一步削弱粮食供应。首当其冲的是生活在冲突地区、深陷贫困或已经面临粮食不安全的人群。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让-马丁·鲍尔（Jean-Martin Bauer）在海地太阳城（Cité Soleil）实地了解粮食援助项目实施情况，并监测粮食发放工作。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在8月发布的最新分析中指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可能导致到2027年底，有45个国家约4900万人陷入突发性粮食不安全状态。在此背景下，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全球粮食危机的结构性变化、冲突与极端天气的叠加效应、厄尔尼诺如何沿农业生产链传导，以及各国如何从“灾后救援”转向“灾前行动”等问题，专访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安全与营养分析司司长让-马丁·鲍尔（Jean-Martin Bauer）。

鲍尔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家族来自海地。2022年至2024年海地局势严重恶化期间，他出任WFP驻海地办事处主任，直面该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IPC第五阶段“灾难性饥饿”危机。他通过多种物流方式突破帮派封锁、维持人道物资运输，同时推动本地化粮食采购和数字化预警机制。

鲍尔在专访中表示，世界面对的已不是一次孤立、短暂的粮食危机，而是一个不断被战争、疫情、能源冲击和极端天气激化的结构性问题。“全球粮食体系比过去更容易受到系统性扰动，我们必须为一个此类危机将常态化的世界做好准备。”

在9月份的联合国大会召开之际，进入第11个年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作为关键指标之一的2030年实现“零饥饿”，鲍尔认为将非常困难。但国际社会至少可以近几年争取实现“零饥荒”：“饥荒往往涉及冲突、人道主义援助通道。这些问题是人为造成的，也在人类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以下为专访实录，经整理、编辑。

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一场“慢燃式”危机

澎湃新闻：今年上半年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你们持续就全球粮食安全风险发出警告。当前，冲突、能源与化肥市场波动以及厄尔尼诺风险相互叠加。未来半年至一年，全球粮食危机将呈现怎样的趋势？

鲍尔：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它在不同时间节点又会演变成紧急状态。

2008年的粮价危机可以被视为一次有明确时间边界的危机；2011年前后又发生了一次，当时“阿拉伯之春”开始出现；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另一场粮食危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再次造成重大冲击。

现在，全球粮食体系中又在酝酿一场系统性危机。这个体系似乎比过去更容易受到系统性扰动，我们必须为一个此类危机可能经常出现的世界做好准备。

今年4月，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参与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约有2.66亿人处于突发性粮食不安全状态。去年，加沙和苏丹发生了两场饥荒。与此同时，处于粮食不安全阶段的人口达到140万，几乎是新冠疫情前（注：根据报告原文，应是2016年左右）的10倍。这是衡量急性粮食不安全严重程度的最高等级。

与新冠疫情前相比，严重粮食不安全人口基本翻了一番，处于极端需求中的人数增幅则远不止一倍。这意味着，在中东局势或气候问题进一步恶化之前，全球粮食体系中已经积累了大量风险。

如果再叠加影响能源、化肥和航运的冲突，风险就会进一步上升。我认为，外界还没有充分关注航运受到的冲击。近期红海航运受限，从黑海出口粮食也面临重大困难，一场大规模粮食危机所需要的多种因素似乎正在同时出现，厄尔尼诺的发展同样令人担忧。

在孟加拉国，季风洪水袭击了吉大港的多个社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与当地政府合作，向超过8.6万名受灾民众提供了营养强化饼干，并通过开展预见性行动，为7.8万余人提供现金援助和紧急补贴，帮助他们在洪水最严重阶段到来前做好准备，保护生计。

全球粮食安全正在进入一个风险非常高的时期，尤其需要关注最脆弱的人群。目前，南苏丹、索马里和苏丹的一些社区面临饥荒风险，它们也最容易受到冲突、经济和气候冲击的叠加影响。

澎湃新闻：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冲击和极端天气正在相互叠加。在这场危机中，气候因素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鲍尔：冲突是全球粮食不安全的首要原因。2025年约有2.66亿人处于突发性粮食不安全状态，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生活在冲突环境中。

气候则会让一切变得更糟。目前的厄尔尼诺看起来可能非常强，它会使原本已经复杂的局势进一步恶化。2015年至2016年的上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从粮食安全角度看，影响了全球约6000万人，这显示出我们现在面对的风险规模。

当前的风险是多层叠加的。首先，冲突和地缘政治紧张使许多国家存在基础性脆弱；其次，中东冲突持续影响能源市场；在此之上，又叠加了厄尔尼诺。

这些风险未必作用于完全相同的地区，但苏丹、南苏丹和索马里等国本身非常脆弱，又与中东保持紧密的贸易联系，其农业和畜牧业也高度依赖降雨。厄尔尼诺可能带来干旱，在索马里等地也可能造成洪灾。多重风险汇聚，会使最脆弱人群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在孟加拉国，季风洪水袭击了吉大港的多个社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与当地政府合作，向超过8.6万名受灾民众提供了营养强化饼干，并通过开展预见性行动，为7.8万余人提供现金援助和紧急补贴，帮助他们在洪水最严重阶段到来前做好准备，保护生计。

澎湃新闻：您提到航运受到的影响可能被低估。如果战争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通道继续受阻，将怎样影响全球粮食安全？

鲍尔：核心问题集中在能源和化肥领域。能源市场对危机的反应并不一致，价格有涨有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未使油价翻倍或涨到每桶200美元以上，但能源价格确实有所上升，并再次冲击全球最脆弱的国家。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冲击没有立即演变成全球性粮食危机。但尼日利亚、缅甸等脆弱国家已经受到伤害，面临燃料价格上涨、食品进口中断和经济活动受扰等问题。

我们还研究了斯里兰卡、阿富汗和索马里。在这些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因危机滑向突发性粮食不安全。阿富汗和索马里面对的是人道主义援助层面的影响；斯里兰卡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当地居民的食品消费和家庭预算同样受到冲击。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慢燃式”危机。它首先影响能源和化肥，随后逐渐传导至农业生产。燃料和化肥成本上升对作物生产造成的影响，将进一步体现为粮食价格上涨。与此同时，一些地区还面对干旱和降水异常，东非和中非部分地区降雨不足尤其令人担忧。

这些因素会不断累积并持续影响到明年。我们看到的可能不只是粮食不安全程度的短暂飙升，而是一种长期上升、持续承压的状态。

厄尔尼诺冲击可能延续数年，从田间传导至餐桌

澎湃新闻：WFP最新分析认为，这轮厄尔尼诺可能显著恶化45个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新增至少4900万面临突发性粮食不安全的人口。这一预测基于哪些数据和指标？

鲍尔：我们以现有粮食安全信息系统为基线，最主要的工具是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也就是IPC。

IPC由20个合作伙伴共同参与，其中包括联合国机构、多边合作伙伴和研究机构。通过这套机制，我们可以采用统一标准分析不同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并进行横向比较。

我们首先考察粮食不安全水平的基线数据。刚才提到的2.66亿人，也是通过这套方法得出的。IPC已经存在约20年，其间经历过多次厄尔尼诺。因此，我们可以结合历史经验，根据粮食安全基线、粮价和预期气象条件，估算厄尔尼诺的影响。

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明显地域差异。中美洲可能因干旱出现粮食不安全人口大幅增长，小农户尤其容易受到冲击。

另一个高度敏感的地区是非洲南部。厄尔尼诺在那里主要表现为干旱并影响作物，而当地种植季恰好与厄尔尼诺预计最强的时期重合。根据模型和历史经验，该地区的粮食不安全程度可能显著上升。

其他地区同样会受影响。东非部分地区目前正在经历干旱，但当地原本就处于较高的粮食不安全水平。因此，厄尔尼诺虽会进一步恶化局势，但从相对增幅看，预计没有非洲南部和中美洲那么明显。

澎湃新闻：亚洲的情况如何？尤其是中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鲍尔：我们没有专门分析中国，因为中国的粮食安全水平相对较高，研究主要针对世界粮食计划署重点关注的脆弱国家。

亚洲肯定会受到影响。南亚和东南亚许多地区的农民面临能源供应问题，部分地区降雨受到扰动，大米价格上涨也令人担忧。

索马里的干旱迫使家庭和社区面临日益加剧的压力。世界粮食计划署正持续向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但若无法获得紧急资金支持，这条生命线将岌岌可危。

亚洲粮食不安全人口的相对增幅虽然可能没有其他一些地区那么大，但仍有若干热点地区需要密切关注。

澎湃新闻：气候异常会如何沿农业生产链传导，进而影响农民生计、市场供应和粮食价格，最终反映在每个人的生活账单上？

鲍尔：厄尔尼诺本质上与秘鲁附近太平洋海域海水升温有关，它会改变全球水循环。

在许多地方，这意味着天气变得更加干燥，农耕季可能开始得更晚或结束得更早；在另一些地区，它也可能造成破坏性降雨。降雨过少或过多都会影响粮食生产。

当然，厄尔尼诺并不总是带来负面影响。在一些国家，它可能增加降雨，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但在很多情况下，降雨不足会造成农业灌溉和牲畜饮水短缺，进而降低家庭收入。为了养活孩子、支付教育费用或维持家庭生计，一些人可能不得不提前出售牲畜。

对中型和大型生产者而言，气候冲击会降低作物单产、削弱贸易网络。随着产量下降，进入市场的粮食价格会上涨，区域贸易也可能受到干扰。

以非洲南部为例，许多国家依赖南非的粮食盈余和出口。如果南非因厄尔尼诺出现粮食减产，就会成为整个地区的问题。

这种冲击还会影响不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城市居民和必须从市场购买粮食的人会发现食品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农业和畜牧业受扰会减少临时就业机会，造成人们收入下降。

对大多数收入稳定的人而言，食品价格上涨10%或20%，可能意味着少买一些其他商品或减少储蓄。但对已经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而言，他们面对的选择可能是：购买更便宜的食物，还是少吃一顿饭？或者是自己停止进食以确保孩子有饭吃？

与全球人口相比，这些人可能只占一小部分。但对他们来说，厄尔尼诺、食品涨价和生活成本上升真正意味着“吃得到”还是“吃不到”，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是生与死的区别。

澎湃新闻：科学家指出，厄尔尼诺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往往存在时间滞后。它的影响可能持续多久？

鲍尔：我想明确一点：约4900万人的预测针对的是2027年。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影响会在今年立即显现。

当前种植季受到冲击后，粮食援助需求或饥饿程度通常会在下一年的青黄不接期达到高峰。

以西非萨赫勒地区为例，一年中可能只有90天适合耕种，因为降雨期非常短。如果农民错过这个季节，就必须再等一年。当地通常在9月收获，随后一直等到下一年9月，因此2027年春季和夏季可能成为粮食援助需求的高峰。

非洲南部的时间还会更晚。如果当前厄尔尼诺造成严重问题，从粮食安全角度看，部分影响可能持续到2028年。

从灾后救援转向灾前行动：每投入1美元可节省至少3美元

澎湃新闻：世界粮食计划署提出，要把人道主义援助从“灾后响应”转向“灾前行动”。这意味着什么？

鲍尔：我曾在海地工作多年。海地有一项社会保护计划，政府会事先登记非常贫困的人口。当飓风或干旱风险出现时，由于我们拥有相对可靠的预测，就可以在灾害发生前向这些人发放资金。

应对厄尔尼诺也可以采取同样的办法。如果我们知道哪些人群最脆弱，也知道干旱即将到来，就可以提前提供帮助。预防性行动每投入1美元，至少可以节省3美元的灾害损失和响应成本。

海地曾受到一场主要影响牙买加的飓风波及。在飓风登陆前，我们通过社会安全网帮助了9000个非常贫困的家庭，通过手机向他们转账。人们收到信息和取款码后，可以提前提取现金，为灾害作准备。

提前准备始终优于事后响应。我们已经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发出关于预见性行动的募资呼吁，计划支持22个国家的约880万人，帮助他们在预期冲击到来前保护自己和家人，所需资金约2亿美元。

澎湃新闻：不同国家应如何确定行动的优先顺序？

鲍尔：预测已经存在，因此我们仍有选择，也仍有时间采取行动。

亚洲、非洲和中美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受到影响，但另一些国家仍可提前准备。各国可以通过预见性行动、社会保护和融资机制保护最脆弱人群，宏观保险和微观保险也非常重要。

已经受影响的国家，则需要考虑如何以最高效率精准提供支持。过去几年，人道主义预算持续缩减，可供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少，政府不得不作出艰难选择：谁能得到援助，谁得不到援助。

因此，我们必须把有限的资源投向受影响最严重的社区。这要求各国改善信息系统，投资数据和分析，让援助真正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澎湃新闻：从更长期看，各国应如何建设更具气候韧性的粮食体系？

鲍尔：新冠疫情期间，我在刚果工作。当时港口虽然没有完全关闭，但运行速度非常缓慢，国家无法像过去那样进口足够的食物。刚果超过一半的食物依赖进口，因此当地开始讨论：哪些粮食生产可以实现本地化？如何减少进口依赖？

我后来工作的海地也面临类似问题。建设有韧性的粮食体系，首先要思考如何与本地农民和私营部门合作，在当地种植和加工粮食，减少对超长供应链的依赖。

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必须追求百分之百的粮食自给，那在经济上并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为关键农产品和本地农民提供支持，使全球贸易网络中断时，国内不会受到同等程度的冲击。

区域贸易网络同样重要。全球市场出现问题时，一个国家或许可以从邻国获得供应。

各国还可以更多利用本地作物。刚果大量进口小麦和大米，但当地也种植很多木薯。通过投资木薯价值链，可以使木薯产品对消费者更具吸引力，价格也更低。

过去，人们往往假设国际市场总能提供一个国家所需要的粮食。但经历2007年至2008年粮食危机、2011年前后的危机、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后，我们必须以更具战略性和长期性的方式看待粮食安全，关注小规模生产者，加强地方粮食体系，并确保相关投入不会在危机结束后停止。

澎湃新闻：绿色革命曾使人们相信，世界能够生产足够多的粮食。为什么今天仍会一次次出现粮食危机？

鲍尔：绿色革命解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粮食供应问题。但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展工作的国家，问题未必是粮食总产量不足，很多时候是市场体系受到破坏，人们无法获得粮食。

冲突会中断供应链，卡车可能无法通行，也会冲击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绿色革命主要解决“生产更多粮食”的问题，但下游还有家庭能否获得粮食、贫困人口在危机中能否得到帮助等问题。

因此，除了提高粮食产量，我们还必须建立社会安全网，确保贫困和资源匮乏社区的人们在危机期间仍然能够获得食物。

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人员运送玉米、豆类物资，将分发给干旱走廊受灾民众。

“2030年实现零饥饿很困难，但可以先争取零饥荒”

澎湃新闻：当前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最重要的合作缺口是什么？

鲍尔：最令我担忧的是，处于IPC 5的人数大幅上升。去年年底，这一数字达到140万，几乎是新冠疫情前（2016年左右）的10倍。

这意味着，极端粮食不安全和饥荒正在变得更加常见。局势确实在恶化，而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冲突和人道主义援助通道受阻。

各国需要努力解决冲突。如果一时无法解决，至少应允许人道主义机构进入那些最为孤立、最容易受到冲突伤害的社区。

资金同样不可或缺。过去两年，人道主义响应资金大幅缩减。国际社会需要明确表示，冲突和饥饿是不可接受的，并采取清晰的行动：推动人道主义外交，解决援助通道问题，恢复并增加资金投入。

澎湃新闻：联合国大会刚刚结束，您希望向各国领导人发出怎样的呼吁？

鲍尔：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讨论“零饥饿”。这是联合国2015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目标是在2030年前消除饥饿。

坦率地说，要在2030年前实现这一目标会非常困难，原因正是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冲突、霍尔木兹海峡、厄尔尼诺和黑海局势等。但“零饥饿”仍然必须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在此期间，我认为至少近几年可以争取实现“零饥荒”。我们必须向饥荒说不。

这是一个短期内可以争取实现的目标，因为饥荒涉及冲突、外交和援助通道。这些问题是人为造成的，也在人类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澎湃新闻：您提到，中国目前的粮食安全水平相对较高。中国可以如何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鲍尔：根据我的工作经验，中国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农业技术专长，并开展粮食体系方面的相关投资。这是两条非常重要、也广受欢迎的合作路径。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和联合国会员国，对联合国工作的支持同样非常重要。

我曾在刚果与中国团队合作，通过南南合作项目推动木薯价值链发展。中国团队的专业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在海南拥有热带农业科研机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也是世界粮食计划署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正是中国能够向世界提供的合作类型。实践已经表明，这类合作可以产生实际成果，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类似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