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穿越指南：汉代也有“农民工”，进城的生活真的好吗？

现在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朋友，经常会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叫作“融不入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大家总觉得这种城乡迁徙带来的两难与生存焦虑，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特有产物。其实不然，两千多年前的大汉王朝，生活在乡野田间的普通农民，在面对要不要进城、在城里能不能立足这些问题时，同样经历着极其激烈的内心挣扎与生存抉择。

汉代农民推着小车走向长安城（AI生成）

一、两个进城者的传奇与幸存者偏差

在展开深入分析之前，我想先给大家讲两个汉代真实发生的传奇故事。这两个故事的主角都是地地道道的乡下人，而且都发生在汉武帝时代。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叫卜式，是河南洛阳一带的乡下农夫。卜式早年父母早亡，家里只有他和年幼的弟弟。等到分家时，卜式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把家里的所有房屋、良田全部留给了弟弟，自己仅仅赶着一百多头羊进了深山去放牧。十几年过去，卜式靠着精湛的放牧技术，把当年的一百多头羊繁育成了一千多头的大羊群，在当地购置了田宅，成了名副其实的富翁；而留在老家坐拥家产的弟弟，却把家底败得精光，卜式不仅毫无怨言，还屡次分出家财接济弟弟。

汉代牧羊人卜式在山坡上放羊（AI生成）

后来汉武帝出兵征讨匈奴，战事连年导致国库极度空虚。卜式得知后，主动上书朝廷，表示愿意捐出一半家产去劳军。汉武帝非常震惊，派使者去问他：你突然拿出这么多钱，是想进官府求官，还是家里受了冤屈？卜式回答得特别实在：天子讨伐匈奴，勇敢的人就该上前线出力，有钱的人就该拿钱劳军，这样天下才能太平。当时的宰相公孙弘怀疑卜式是个沽名钓誉的伪善之人，劝武帝不要理睬。但几年之后河南发生大饥荒，卜式又毫不犹豫地拿出二十万钱交给官府救灾。汉武帝深受震动，下令把卜式从乡下召进京城长安，封官赐爵，树立为全天下的道德典范。后来卜式一路青云直上，最终官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封关内侯。一个山野放羊的农家汉子，就这样完成了中国古代平民逆袭的最顶级神话。

第二个故事更加跌宕起伏，主角是民间女子王翁须。王翁须的老家在涿郡蠡吾平乡，出身极其卑微。在她八九岁的时候，当地一位刘姓贵族看中了她的歌舞资质，带回府中教习。四五年之后王翁须长大成人，歌舞出众，邯郸的富商出重金将她买走。当时王翁须的父母极其不舍，一路追赶哭泣，但底层平民根本无力抗拒命运。在当时北方著名的消费大都市邯郸，王翁须接受了更为严苛的歌舞训练。不久之后，长安太子府派差役到邯郸挑选优秀乐舞艺人，一眼相中了王翁须，将她带进了西汉帝国的心脏——长安太子府。

汉代贵族府中歌舞表演（AI生成）

进入太子府后，皇孙刘进对王翁须一见倾心，两人结为连理，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虽然不久之后长安爆发了惨烈的巫蛊之祸，王翁须与刘进双双遇难，但他们生下的那个男婴在民间死里逃生，最终在重臣霍光等人的拥立下登基称帝。这个孩子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汉中兴明君——汉宣帝刘询。这位颠沛流离的乡间女子，死后被尊追谥为皇太后。

放羊老汉官拜三公，农家女子贵为帝母。他们都是在城市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很多人看到这里，会觉得汉代的城市就是平民改变命运的造梦场。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极其罕见的“幸存者偏差”。青史留名的传奇人物不过屈指可数，成千上万涌入城池的普通农民，迎来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命运。

二、追求生计与繁华的主动进城

那么，在汉代究竟是什么力量吸引着普通乡民涌入城市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方式：主动进城。汉代的城市确实有一些地方会吸引着农民主动的去投奔。

首先是追求财富与生计机会。在汉代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自耕农守着几亩薄田，抵御风险的能力极低。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交完三十税一的田租，加上算赋、口赋、更赋等繁重赋税，手里剩下的口粮也仅能勉强糊口；一旦遇到蝗灾旱涝，顷刻间便会家破人亡。但在城市里，工商业高度聚集，现金流极其活跃。哪怕没有资金做大本钱买卖，进城给工坊做学徒当个铁匠木匠，在闹市支个小摊卖些柴炭果蔬，或者去豪门富室当雇工佣保，每天都能赚取现钱。这种非农产业带来的即时货币收益，对常年见不到铜钱的穷苦乡民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汉代长安城集市繁华景象（AI生成）

其次是城市文化与流行时尚对乡村的强烈辐射。

汉代的乡村文化生活是极度匮乏的，除了春秋两季的祭祀社神，几乎终年单调沉闷。但城市是全社会的时尚发源地与流行风向标。东汉时期有一首非常生动的民间歌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用匹。”京城流行什么装束打扮，四周乡村就拼命跟风模仿。城市对于乡村在生活观念与审美风尚上的辐射，几乎是压倒性的。

更具吸引力的是城市里举办的大型公共文娱活动。《汉书》记载，汉武帝元封年间，朝廷为了彰显国威，在长安城举办了空前盛大的角抵戏杂技百戏展演。吞刀吐火、飞阁悬索、奇禽异兽漫山遍野。这场国家级的大型演出引发了巨大轰动，方圆三百里内的民众闻风而动，数以万计的乡民扶老携幼涌入长安城争相围观。对于平日里只能面对黄土麦浪的乡下人而言，大城市的繁华奇观简直是另一个世界的魔幻梦境。

徐州博物馆藏汉代角抵画像石（文物照片）

第三点也是最现实的一点，城市是国家灾难救济与公共资源的核心载体。

汉代官府设立的常平仓、郡国仓廥，几乎全部布局在郡县城池之内。一旦发生重大水旱灾害，朝廷推行社会荒政，开仓放粮的救济点必定设在城内。比如汉武帝元狩年间关东遭遇大饥荒，灾民遍野，朝廷的救灾举措首先就是“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把各级城池里的粮仓全部打开赈济，同时在城市中动员富商大贾借贷募捐。如果你死守偏远山村，朝廷的救济粮根本不可能配送到你的泥屋门前。为了活命，乡民唯一的出路就是成群结队往城里跑，到官府的眼皮底下去讨一口饭吃。

汉代官府开仓放粮救济灾民（AI生成）

为了财富、为了开眼界，更为了在灾年求生，一代代汉代乡民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主动踏上了进城之路。

三、政治强制与流民潮的被动进城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历史深层的另一面。在汉代，能够怀着梦想主动进城的，始终只是极少数。根据历史学界的研究统计，两汉时期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普遍不足百分之三十。中国古代乡村是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背井离乡前往法网严密、人情淡漠的陌生都市，需要承担巨大的心理与生存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汉代乡民离开土地走向城市，根本不是为了追逐美好，而是一场场身不由己的被动进城。

最典型的被动进城，来自于朝廷出于统治战略推行的强制移民。

从西汉初年起，朝廷为了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充实关中京畿，多次强行将各地的豪族和贫民迁往都城附近陵邑。到了汉文帝时期，政论家晁错提出了名垂青史的“移民实边”主张。为了抵御北方匈奴的袭扰，朝廷要在边境要塞兴建防御性城镇，大量中原内地的贫民被强制征调前往边塞落户。晁错虽然设想得非常周全，建议官府必须“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先把坚固的房子修好、器具备齐，给田地耕牛，老百姓才愿意离开故土。但在实际执行中，强制迁徙往往充满着严苛的管束与痛苦。

汉代官府强制移民迁徙场景（AI生成）

到了汉武帝平定东越之后，由于担心闽越地形险阻难以治理，朝廷更是颁布了极度冰冷的军令：“将兵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成千上万世代生活在闽越深山密林中的原住民，被大批官兵押解着离开故土家园，长途跋涉迁往江淮一带的城邑屯所，沿途水土不服、死伤枕藉。这种失去根基的进城，对普通百姓来说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

除了政治强制，更为普遍且残酷的被动进城，是土地兼并之下的流民大潮。

自西汉中后期直至东汉，豪强地主疯狂兼并土地，自耕农大批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在乡间失去了唯一的生存依托，为了不被活活饿死，他们只能扶老携幼汇聚成浩浩荡荡的流民队伍，涌入洛阳、长安以及沿途的郡县大城。

汉代土地兼并导致的流民大潮（AI生成）

东汉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里，以无比沉痛的笔触记录了东汉都城洛阳的流民困境。他说当时的情况是：“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从事末业的人比从事农业的人多10倍，而没有工作到处晃荡的人，比从事末业的人又多10倍。这当然是有夸张的说法，但确实也体现了当时人口结构方面的问题。

四、都市现实的残酷与退回田庄的权衡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汉代确实有不少的乡民涌入到了城市。那这就来到了我们标题提出的那个问题：进城的生活，真的如乡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吗？

现实给出了极其冷峻的答案。

汉代的城市产业结构本质上是以政治统治和贵族消费为中心的，缺乏现代工业体系那样广阔的产业吸纳能力。工商业虽然能吸收少量具备专业手艺的匠人和小本经营者，但面对成千上万汹涌而来的无技术流民，城市的承载力瞬间就会被击穿。

这就是王符在《潜夫论》中痛斥的那个社会绝症：“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在城市里从事正当工商业的人口虽然在增加，但那些根本找不到正经生计、只能靠偷鸡摸狗、给豪奴当打手或者在街头流浪打零工的无业游民，比正经商人还要多出整整十倍！

这些进城的乡民在城中居无定所。有个成语叫牛衣对泣，说的是西汉名臣王章早年在长安求学时，穷困潦倒到只能裹着牛衣草席痛哭等死。连王章这样的饱学士子在都城都难以容身，那些目不识丁的普通流民进城之后，只能在城门边、桥梁下搭盖破席草棚，沦为城市最底层的赤贫人口。遇上瘟疫暴发或数九严寒，大街小巷路毙冻毙者触目惊心。

汉代长安城中穷困书生牛衣对泣（AI生成）

在都市的生存幻想破灭之后，两汉时期的破产乡民面临着极其艰难的二选一：是继续在城里碰运气求活，还是转头投靠乡下的豪强地主田庄？

我们对比一下这两种选择，就能明白底层百姓生存之艰难。

留在城里，虽然保有人身自由，但缺乏任何社会保障，阶层壁垒森严，绝大多数人最终在贫病中被都市吞噬。

而选择转头投靠豪强地主田庄呢？

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农民必须彻底放弃独立的自耕农地位，沦为豪强的依附佃农。汉代地主收取的田租极为沉重，普遍达到五成，辛苦耕作的一半粮食都要拱手交纳给地主。

可是，为什么到了东汉中后期，千千万万破产农民宁肯承受沉重的剥削，也纷纷逃往地主田庄，而不愿继续留在大城市呢？

因为地主田庄能够提供一道最基本的生存安全底线。

第一，东汉的豪强田庄是一个闭合自足的经济共同体，不仅拥有大片粮田果林，还有酿酒、纺织、冶铁等手工作坊，依附其下的佃农至少能换取糊口的口粮与稳定的栖身之所。

第二，投靠豪强之后，农民在豪强庇护下可以隐匿户籍，从而逃避官府更加要命的算赋、口赋、兵役与更役。在严苛的官府赋役面前，田庄成了贫民躲避苛政的避风港。

第三，更为关键的是人身安全。东汉中后期的田庄普遍筑有高大的坞堡防卫设施，甚至修筑望楼、组织武装家兵。在王朝末年盗匪四起、军阀混战的乱世中，官府城郭往往首先遭遇围攻屠戮，而壁垒森严的田庄坞堡反而能为依附人口提供最宝贵的性命庇护。

东汉豪强地主田庄与坞堡（AI生成）

文史君说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汉代乡民进城的生活到底好不好，完全取决于国家治理的健康程度与时代的风向。

在盛世初创期，社会流动顺畅，商业活力充沛，卜式与王翁须的传奇逆袭激励着底层人奋进；而在王朝走下坡路时，特权兼并猖獗，城市容纳能力崩溃，进城不过是从乡村的地狱跳进了都市的火坑，最终不得不退缩进豪强田庄的坞堡高墙之下。

两千年前汉代先民在城乡流转中的无奈与挣扎，正是中国古代底层社会最真实的生存写照。

参考资料

《史记》《汉书》《后汉书》

鲍一铭：《汉代城市人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作者：浩然文史·李一鸣博士）

本文节选自李一鸣著：《王朝的基石：市井乡野的汉家烟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6年版，有删改，注释见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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