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十年无人管，央视曝光才立案！明长城被挖断6米，谁在装睡？

楔子

我叫陈望山，今年五十七岁，是青石峪村土生土长的农民，也是这段明长城脚下最后一位“守城人”。

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七号那天早上，我扛着锄头去后山挖春笋，远远看见长城豁口那儿停着两台挖掘机。我的心咯噔一下，扔了锄头就往山上跑。等我连滚带爬赶到时，老祖宗留下的那段城墙，已经被生生挖断了六米多宽的口子。黄土夯筑的墙体碎成土块滚落在山坡上，六百年的风雨都没能摧毁的边墙，在挖掘机的铁臂下不过二十分钟就断成两截。

我扑通跪在土堆前，双手捧着还带着潮气的夯土，眼泪砸在上面洇开一个个深色的圆点。挖掘机司机叼着烟跳下来，满不在乎地说：“老头，别在这儿哭丧，我们老板有手续。”

手续。这两个字我听了整整十年。

从二零一四年开始，我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跑了县里跑市里，跑了市里跑省里，文物局、信访办、国土局……能进的衙门我都进了，能递的材料我都递了。每一次都是“回去等通知”，每一次都石沉大海。十年间，这段长城从一条完整的土垄，被蚕食成了一段段残垣。直到央视记者来的那天——二零二四年四月八号，镜头对着那个六米长的豁口，第二天立案通知书就送到了。

十年举报无人问，一朝曝光天下知。

我站在被挖断的城墙前，手里攥着那叠被各个部门退回的材料，纸张边缘已经磨得起了毛边。风从豁口灌进来，发出呜呜的响声，像是六百年前的戍边将士在呜咽。

这件事，远没有结束。挖断的不仅仅是城墙，还有人心。

第1章 豁口

三月十七号那天，我差点从山上滚下来。

锄头扔在地里，笋子一根没挖，我连跑带爬冲到城墙根底下的时候，鞋都跑掉了一只。泥土还带着早晨的潮气，挖掘机的履带在草坡上碾出两道深深的印子，像两道伤疤。那段被挖断的城墙横截面露着夯土的层次，一层一层，密实得像是千层饼，那是明朝工匠用糯米浆拌着黄土，一杵一杵夯出来的。

我扑通就跪下了。

“你们干什么！这是长城！是国家保护单位！”我嗓子劈了，喊出来的声音自己都不认识。

挖掘机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脑袋，是个三十来岁的后生，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看我。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在我眼前晃了晃：“老头，看清楚，我们有手续，县里批的。”

我抢过那张纸，手抖得差点拿不住。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临时用地审批”，盖着个模糊的红章。我说这是假的，这是长城保护范围，你们这是犯罪。那后生笑了，说：“犯罪不犯罪的，你说了不算。我们老板说了，这破土墙挡了路，修路是造福老百姓。”

这时候从旁边临时搭的工棚里又出来两个人，一个胖一个瘦，胖的穿着皮夹克，脖子上挂着根金链子，一看就是老板。他慢悠悠走过来，蹲在我面前，递给我一根烟。我没接。

“老同志，”他叫我老同志，语气倒是客气，“我姓周，周建军。这段墙确实碍事，我们修的是旅游公路，将来游客多了，你们村里的农家乐、土特产都能卖出去。这是好事。”

我说这城墙是明朝的，六百多年了，你们不能挖。

周建军叹了口气，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对旁边那个瘦子说：“老赵，给村里打个电话，让他们来把人领走，别在这儿碍事。”

那个叫老赵的掏出手机。我认得他，他是村委会的赵会计，我儿子陈小军结婚的时候他还来随过礼。他看见我，脸上闪过一丝不自在，把手机又装回兜里，低声说：“陈叔，要不你先回去，这事儿……村里知道。”

“村里知道？”我一下子站起来，腿跪麻了差点又摔倒，“村里知道你们还挖？老赵，你也是青石峪的人，你看着这段墙长大的！”

老赵别过脸去，不看我。周建军不耐烦了，摆摆手说：“行了行了，别跟他啰嗦。接着干。”

挖掘机又发动了。我冲上去想拦，被那两个工人一左一右架住胳膊，像拎小鸡一样把我拖到一边。我挣扎，我骂，我喊“你们会遭报应的”，可机器的轰鸣声盖过了一切。履带碾过夯土的声音闷沉沉的，像骨头断裂。

等他们收工的时候，天快黑了。那段城墙中间多了个六米多宽的豁口，断面整齐得像是用刀切的。夕阳从豁口照过来，把碎土块染成血红色。

我蹲在土堆前，用手一块一块把大的土块捡起来，摞在一起。手磨出了血泡，我没觉得疼。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老伴打了十几个电话，我一个都没接。我就坐在豁口下面的土坡上，靠着剩下的半截城墙，看着天上的星星。三月的山风冷得刺骨，我裹紧那件穿了八年的军大衣，脑子里全是小时候爷爷跟我说的话。

爷爷说，他爷爷的爷爷是守长城的兵，后来没仗打了，就在城墙根底下落了户。这段墙看着咱们家十几代人出生、长大、老去、埋进土里。爷爷说，人可以死，墙不能倒。

可是现在墙倒了。被人挖断了。

后半夜，手机又响了。是我儿子陈小军打来的。他在省城打工，不知道村里的事。我接了，他问我在哪儿，我妈急得睡不着。我说在山上，他说爸你赶紧回去，别冻坏了。我嗯了一声，没告诉他长城被挖了。

挂了电话，我翻了翻手机里的相册。从二零一四年开始，我每年都给这段城墙拍照。最早的照片是二零一四年春天拍的，那时候墙体虽然有些地方塌了，但整体还是连着的，像一条土龙趴在山脊上。后来一年一年，豁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宽。二零二零年的照片上，城墙已经断成了七八截。

我翻到二零一四年的一张照片，那是我第一次去县文物局举报的时候拍的。照片里我站在城墙前面，手里举着一块自制的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保护长城，人人有责”。字歪歪扭扭，是我自己写的。

那是我第一次举报。那年我四十七岁，头发还没白。

十年了。我拍了三千多张照片，写了七十多封举报信，跑了二十多个部门。每一封信都留着底稿，每一张回执都夹在那个塑料文件夹里。文件夹放在堂屋的条案上，跟祖宗牌位挨着。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掏出手机，翻到那个存了十年都没打的号码。那是二零一四年我在县文物局门口碰见的一个记者，姓李，当时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说“老人家，以后有事可以找我”。名片已经泛黄了，边角都磨圆了，号码我倒背如流，但从没打过。

我按了拨号键。嘟——嘟——嘟——

响了七声，那边接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没睡醒的沙哑：“喂？哪位？”

我说：“李记者，我是青石峪的陈望山。长城……被挖断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然后我听见他一下子坐起来的声音：“陈叔？您还在守那段长城？”

我说：“在。但快守不住了。”

他说：“我马上来。”

挂了这个电话，我又拨了一个。这个号码我从来没存过，但记得清清楚楚。是省电视台新闻热线的号码，十年前我举报无门的时候，曾经想过打，但一直没打。我怕打了也没用。

这一次，我打了。

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姑娘，声音很客气。我说了地点，说了事情，说了十年。她问了三个问题：什么时候的事，谁干的，有没有证据。我一一回答。她说：“陈先生，我们记录下来了，会尽快核实。”

挂了电话，我坐在城墙根底下，看着东边的天慢慢亮起来。晨光从豁口照过来，照在我脸上，照在我身后那半截残墙上。我摸了摸城墙的断面，夯土粗糙的颗粒硌着手心。

“对不住了，”我对着城墙说，“我来晚了。”

风从豁口灌过来，带着远处村庄里的鸡鸣声。我不知道这个电话会带来什么，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我不能让这墙就这么断了。

我陈望山，今年五十七岁。我要把这件事，管到底。

第2章 十年

李记者是第二天下午到的。

他叫李建明，比我小五岁，十年前是县电视台的实习记者，现在已经是省报驻市里的记者站站长了。他开着一辆灰色的越野车，车上沾满了泥点子，一看就是跑乡村跑出来的。他见了我，第一句话是：“陈叔，您头发白了。”

我摸摸脑袋，笑了：“你都从毛头小子变成大记者了，我能不老吗。”

他没急着上山，先跟我回了家。老伴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带了个陌生人回来，愣了一下。我说这是李记者，十年前帮过我的那个。老伴哦了一声，转身进屋倒茶。她没多问，这些年我往外面跑，她从来不多问，只是每次我回来的时候，灶上总有热饭。

李建明坐在堂屋里，目光落在条案上那个塑料文件夹上。他站起来翻了翻，越翻眉头皱得越紧。文件夹里按时间顺序排列着所有材料：举报信的底稿、各部门的回执、现场照片。最早的一张回执是二零一四年五月七号，县文物局盖章的“已受理”，但之后再无下文。最近的一张是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市文旅局的“转办通知”，盖着章，但没有下文。

“十年，”李建明合上文件夹，声音有点沉，“陈叔，您这十年就一个人跑？”

我说：“一开始一个人，后来老赵——就是村里的会计——他私下帮我递过几次材料。但他也有难处，家里两个孩子上学，老婆身体不好，他怕丢工作，后来就不敢了。”

李建明沉默了一会儿，问：“您儿子呢？”

“小军在省城，送快递。他不知道这些事，我没跟他说。说了他也帮不上忙，还让他分心。”

“您老伴呢？”

“她知道。但她身体不好，我不想让她跟着操心。”我顿了顿，补了一句，“其实她知道，她什么都知道。我每次出门，她都往我包里塞两个煮鸡蛋。”

李建明没再问，站起来说：“上山看看。”

我们沿着山路往上走。这条路我走了十年，闭着眼都能走。路边的酸枣棵子挂了裤子，李建明弯腰摘下来，我说小心刺。他嗯了一声，跟在我后面。

到了城墙根底下，他站住了。

那个六米宽的豁口在午后的阳光下格外刺眼。断面上的夯土被风吹了一天一夜，表面已经干了，颜色比里面的浅，像一道疤结的痂。碎土块散落在坡上，有几块大的滚到了山沟里。豁口两侧的墙体还立着，但边缘已经有了新的裂缝，风一吹就簌簌掉土。

李建明蹲下来，用手摸了摸断面，又站起来往远处看。长城从青石峪往东延伸，翻过两道山梁，消失在视野尽头。那一段还连着，远远看去像一条灰色的长蛇趴在山脊上。

“陈叔，”他掏出手机开始拍照，“这段墙，县里立的保护碑呢？”

我指了指豁口北边二十米远的地方。一棵歪脖子老杏树底下，立着块水泥碑，上面写着“明长城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落款是县政府，年份是二零零九年。碑面上长满了青苔，字都快看不清了。更讽刺的是，那块碑矮矮小小，被荒草围着，不仔细找根本看不见。

李建明拍了碑，又拍了豁口，又拍了远处那截还连着墙体的部分。他拍得很细，连土块上的夯窝都拍了特写。然后他问我：“陈叔，十年前您第一次举报的时候，这段墙是什么样？”

我从兜里掏出手机，翻了半天，找到那张二零一四年的照片给他看。照片上我站在城墙前面，举着木牌，身后的墙体虽然顶上有些塌，但整体还是连着的，像一条完整的土垄。对比眼前这个豁口，像是两段完全不同的墙。

“这十年，一共被挖了几次？”李建明问。

“大的三次。”我掰着指头数，“二零一七年修风电路，挖断了两处，加起来有十几米。二零二零年扩村道，又挖断了一处。去年底修旅游公路，把这段挖了。小打小闹的取土、开荒、踩踏，那就数不清了。”

“每一次您都举报了？”

“都举报了。二零一七年那次我跑到市里，市文物局的人来看了，下了整改通知，但后来风电场还是建成了。二零二零年那次，县里说‘历史遗留问题’，让我理解。去年底这次……”我指了指豁口，“您看见了。”

李建明把手机装起来，看着远山沉默了很久。山风吹得他那件冲锋衣猎猎响，他眯着眼，像是在算什么。

“陈叔，”他忽然开口，“您手里这些材料，我能拍一份带走吗？”

我说能。他从包里掏出个扫描仪，对着文件夹一页一页扫。扫到那张二零一四年的举报信底稿时，他停了一下，念出声来：“‘青石峪村明长城段，东起猴儿岭，西至断头崖，全长约三公里。近年来屡遭人为破坏，恳请上级部门予以保护。’落款，陈望山，二零一四年五月六号。”

他抬头看我：“陈叔，您这字，是自己练的？”

我说：“我初中没毕业，字丑。但每一封举报信都是我亲手写的，写完了抄三份，一份寄县里，一份寄市里，一份留着。我想着总有一天能用上。”

李建明把扫描仪收好，拍了拍我的肩膀：“陈叔，您信我。这一次，不会石沉大海了。”

他走的时候天快黑了。我送他到村口，他上了车，摇下车窗对我说：“陈叔，这两天可能有人来找您，您别怕，该说什么说什么。还有，您儿子那边……要不我先跟他通个气？”

我想了想，说：“我自己跟他说。”

他点点头，车尾灯消失在村道的拐角。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炕上，听着老伴均匀的呼吸声，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十年的事一件一件过。我想起二零一四年第一次去县文物局，那个年轻的办事员接过我的材料，翻了翻说“我们研究研究”。我想起二零一七年冬天，我骑着自行车去市里，路上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材料撒了一地，我跪在雪地里一张一张捡。我想起二零二零年疫情期间，村里封路，我翻山出去递材料，回来被隔离了十四天。

我想起爷爷。爷爷是村里最后一个会唱长城谣的人。他唱：“长城长，长城弯，长城脚下是家园。守长城，护长城，一代一代不能断。”爷爷唱到“不能断”的时候，声音总是发抖。我以为他是老了嗓子哑，后来才明白，他是怕。

他怕的东西，正在发生。

第二天一早，我给陈小军打了电话。

他接得很快，背景里是快递站点的嘈杂声。“爸？咋了？”

我说：“小军，你回来一趟。”

“出啥事了？我妈身体不好？”

“你妈没事。是长城……长城被挖断了。”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然后他说：“我明天请假回去。”

挂了电话，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东边山脊上那段残破的城墙轮廓。晨雾还没散，长城在雾里若隐若现，像一个佝偻着背的老人。

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我把最好的十年用来守一段土墙，村里人说我魔怔了。但我知道我没疯。我守的不是墙，是一口气。

那口气，不能断。

第3章 儿子

陈小军是第二天傍晚到家的。

他背着个黑色双肩包，风尘仆仆，脸上还带着送快递时晒出的口罩印。进院子先喊了一声“妈”，老伴从厨房探出头来，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抱了抱他妈，然后走到我面前。

“爸。”

“回来了。”

父子俩站在院子里，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爷俩一向话少。他小时候我忙着种地，他大了又出去打工，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面。他不像别人家的儿子，会跟父亲喝酒聊天。我们之间隔着一层说不清的东西，像长城豁口里灌进来的风，看不见，但一直在。

晚饭是手擀面，老伴特意卧了两个荷包蛋。陈小军埋头吃面，我坐在对面，端着碗，半天没动筷子。

“爸，你说长城被挖了，咋回事？”他终于开口。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从二零一四年第一次举报，到昨天早上看见挖掘机，到李记者来，到那个打给电视台的电话。我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陈小军的筷子越吃越慢，最后停住了。

“十年？”他抬起头看我，“爸，你举报了十年？”

我嗯了一声。

“你咋不跟我说？”

“跟你说啥？你在外面打工不容易，说了让你分心。”

他把筷子啪地搁在碗上，声音高了：“分心？我是你儿子！你跑十年我不该知道？”

老伴在旁边打圆场：“小军，你爸也是为你好……”

“为我好？”陈小军站起来，“妈，你知道他这十年咋过的吗？他一个人跑县城跑市里，风里来雨里去，膝盖都摔坏了。你去年冬天咳嗽住院，他在外面递材料，回来自己发着烧还瞒着我。这叫为我好？”

我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大。老伴低着头不说话了，手在围裙上搓来搓去。我心里有点堵，但嘴上还是硬：“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扛。”

“你扛什么扛！”陈小军走到条案前，翻开那个塑料文件夹，一页一页看。他翻得很快，纸张哗哗响，翻到那张二零一七年的医院诊断书时，他停住了。

“膝盖积液，建议手术。”他念出声，然后转头看我，“你膝盖做过手术？”

我没说话。那是二零一七年冬天，我从市里回来摔了一跤，膝盖肿得走不了路，村里卫生所的大夫说去县医院看看。我去了，大夫说要做手术，我问多少钱，他说万把块。我说算了，开了点止疼片就回来了。这事儿我连老伴都没说。

陈小军把诊断书放回去，合上文件夹，在条案前站了很久。他的背影很宽，比去年过年时又壮了些，但肩膀在微微发抖。

“爸，”他转过身来，眼睛红了，“我不是怪你。我是……我是心疼你。你守长城，我不反对。但你得让我知道。我是你儿子，我能帮你。”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长大了。那个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面上山、看见长城就问“爸这墙是干啥的”的小子，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要帮我。

“行，”我说，“你帮我。”

第二天一早，父子俩一起上山。陈小军站在豁口前，看了很久。他没说话，只是蹲下来，像我一样摸了摸断面的夯土。然后他站起来，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他公司的领导，说要请长假。领导问为什么，他说：“家里有事，长城的事。”那边可能没听懂，但准了假。

第二个电话打给他一个在省城做自媒体的同学。他走到一边，压低声音说了很久。我听见他说“对，明长城”“十年”“央视”，最后说“你帮我先在网上发一发，别带节奏，就客观说事实”。

挂了电话，他走回来对我说：“爸，李记者那边是报纸，我同学这边是网络，两头一起推，效果快。”

我点点头。心里有点欣慰，又有点酸。欣慰的是他懂事了，酸的是这懂事来得太晚——我本该早告诉他的。

下午的时候，村里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穿着深色夹克，开着辆黑色轿车，停在村口。他们问路找到我家，进门先出示证件：县文旅局的，男的姓孙，女的姓刘。

孙干事坐下来，先递给我一根烟，我没接。他有点尴尬，自己点上，说：“陈大爷，我们接到反映了，过来了解情况。”

我说：“我反映了十年，你们今天才来了解？”

他干咳一声，把烟掐了：“以前的事……我们也是刚接手，不太清楚。这次县里很重视，成立了专班。”

陈小军在旁边插话：“专班？我查了，那段长城是县级文保单位，按《长城保护条例》，保护范围内禁止一切建设工程。谁批的手续？”

孙干事和女干事对视了一眼。女干事从包里掏出个本子，翻了翻说：“那个……施工方说是临时用地，主要是修旅游公路，手续是县交通局那边批的，具体我们还在核实。”

“核实？”陈小军声音不高但很硬，“长城被挖断六米，这是刑事案件，不是行政违规。你们文旅局是主管部门，你们不报案谁报案？”

孙干事额头上冒汗了，掏出纸巾擦了擦：“这个……程序上我们得先调查……”

我这时候开口了，我说：“孙干事，我不为难你。我就问你一句话：这段长城，你们保不保？”

他愣了一下。我说：“你回去跟领导说，我陈望山不要赔偿，不要道歉，我只要长城别再被挖了。你们要是保，我这十年的材料全都交给你们，我配合你们。你们要是不保……”我停了停，“那我就接着往上找。”

孙干事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最后他站起来，说回去汇报，让我们等消息。

他们走了以后，陈小军看着我，忽然笑了：“爸，你刚才那话，够硬。”

我也笑了：“跟你学的。你在外面送快递，跟人打交道，不也这样？”

那天晚上，我们爷俩坐在院子里喝了一瓶白酒。老伴炒了两个菜，花生米和鸡蛋。月亮很圆，照在院子里的磨盘上，白晃晃的。陈小军喝多了，话也多了，跟我说他在省城的事：每天送多少件快递，遇到什么样的客户，攒了多少钱，想明年在县城买房。

“爸，”他喝了一口酒，“其实我早该回来。我总觉得你在家守着，啥事都能扛。我没想到……你也会老。”

我拍拍他的肩膀，没说话。

是啊，我也会老。我五十七了，膝盖有伤，血压偏高，老伴身体也不好。我能守到什么时候？等我守不动了，谁来守？

这个问题，我十年没敢想。但今晚，我想了。

第4章 风起

李记者的稿子第三天见报了。

标题很克制：《明长城青石峪段遭破坏，当地村民称举报十年未果》。全文两千多字，配了四张照片：豁口的全景、那块长满青苔的保护碑、二零一四年的旧照对比、还有我站在豁口前的背影——那张背影照是陈小军拍的，我后来才知道他偷偷发了朋友圈，李记者看到了要过去的。

稿子发出来当天，网上就炸了。

陈小军那个做自媒体的同学动作更快，当天上午就发了一条短视频，标题叫《他守了十年的长城，被挖掘机挖断了》。视频里用了陈小军拍的照片，配了段低沉的音乐，最后是我蹲在土堆前捡土块的画面。那条视频四个小时播放量过百万，评论区里全是“心疼大爷”“严查到底”“谁批的手续”。

到下午的时候，村里来了好几拨人。有县里来的，有市里来的，还有两个扛着摄像机的，说是省电视台的。周建军那个施工队停工了，挖掘机停在原地，司机蹲在工棚门口抽烟，看见我就把头扭过去。

赵会计来找过我一次。他站在我家院门口，没进来，低着头说：“陈叔，对不住。上次那个手续……是我盖的章。周建军说县里有关系，我想着修路也是好事，就……”

我看着他。他五十出头，头发花白，背有点驼。我想起他爹，老赵头，也是村里的会计，当年跟我爹一起修过村里的水渠。我说：“老赵，你爹要是活着，他能让你盖那个章？”

赵会计眼圈红了，说：“陈叔，我知道错了。我这就去跟上面说清楚。”

他走了以后，老伴从屋里出来，说：“你刚才那话，是不是太重了？”

我说：“不重。他要是还认祖宗，就该去说清楚。”

第三天，央视的电话打到了我手机上。

一个年轻女记者的声音，很温和，说他们看到了报道，想过来采访。我说来吧。她说具体时间定了告诉我，让我把材料准备好。我说都准备好了，十年了，就等着这一天。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上了山。那天天气好，能见度高，站在长城上能看见十几里外的县城轮廓。我沿着残存的墙体走了一遍，从东头走到西头，一共一千八百多步。我数过很多次，每次都是这个数。城墙的每一处裂缝、每一个豁口、每一块塌落的土方，我闭着眼都能摸到。

走到那个六米宽的豁口前，我蹲下来，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在上面记了一笔：“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七日，东段K2+300处，豁口宽六米三，深两米一。”这个本子是我专门用来记录长城状况的，从二零一四年开始，记了满满两本。上面的每一条记录，都是长城被伤害的证据。

我坐在豁口旁边的土坡上，看着夕阳把天边的云烧成金色。山下的村庄炊烟袅袅，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六百年前，守城的士兵站在这里，看到的应该也是这样的景象。炊烟、村庄、夕阳。他们守的是家，是身后那些袅袅的炊烟。

我忽然想起爷爷说的另一句话。他说，长城不是墙，是骨头。中国人的骨头。骨头断了，人还能站吗？

我摸摸那截断面，像是摸到了长城的骨头。粗糙，坚硬，但脆弱。挖掘机一铲子下去，六百年的骨头就断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陈小军跟我说，网上有个人给他私信，说自己是青石峪村出去的大学生，现在在北京做文物保护工作，愿意帮忙联系专家。陈小军把手机递给我看，那人写了一长段话，大意是说长城保护不能只靠文物部门，要发动社会力量，要依法追责，要建立长效机制。

我看完那段话，心里热了一下。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在守。这些年我以为自己是孤军奋战，其实外面还有很多人，只是我不知道。

我让陈小军回复他，说谢谢，说欢迎他回来看看。

夜里我又失眠了。躺在炕上，听着老伴的呼吸声，我忽然觉得，这十年的冷板凳，好像快坐完了。但我知道，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施工方、审批部门、监管单位，每一条线背后都有人。我动了别人的奶酪，别人不会轻易放过我。

但我已经不怕了。

十年前我一个人跑，现在有儿子，有记者，有网友，还有那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我不再是一个人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个梦。梦见爷爷站在长城上唱长城谣，声音洪亮，一点都不抖。他唱着唱着，那段被挖断的城墙慢慢合拢了，土块一块一块飞回去，夯土一层一层长上来，最后变得完完整整。爷爷笑着对我招手，说：“望山，你看，没断。”

我醒过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片。

第5章 央视来了

央视记者是四月八号到的。

来了三个人，一个编导，一个摄像，一个出镜记者。那个出镜记者很年轻，看着比陈小军还小几岁，扎着马尾，说话利索。她让我叫她小周。

小周先看了豁口，又看了那块保护碑，然后让我带她走了一遍整段长城。她走得很仔细，看见裂缝就蹲下来拍，看见塌方就问原因。走到西头的时候，她忽然问我：“陈大爷，您守这段墙，家里人支持吗？”

我说：“老伴支持，儿子现在也支持了。”

“之前呢？”

“之前……儿子不理解。他觉得我管闲事。”

小周停了一下，又问：“那您为什么还要管？”

我看着远处的山脊，想了很久。我说：“我爷爷是守城人的后代。他告诉我，这段墙站了六百年，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断了。我不识字多，不懂大道理。但我知道，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毁在自己手里。”

小周没再问，让摄像拍了这段。后来这段采访在电视上播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站在长城上说这些话，背景是那个六米宽的豁口。镜头里我的脸很黑，皱纹很深，但眼睛是亮的。

采访完的第二天，立案通知书就下来了。

县里成立了专案组，市文旅局派了督导组，省文物局也来了人。施工方周建军被叫去谈话，交通局的审批文件被调走核查，赵会计主动去纪委说明了情况。那块长满青苔的保护碑被重新描了红漆，旁边又立了一块新的，上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长城”。

那天村里很热闹。来了好多车，好多人。我站在人群外面，看着他们在豁口那儿拉线、测量、拍照。陈小军站在我旁边，小声说：“爸，你看，管用了。”

我没说话。管用了吗？十年才管用。如果央视不来呢？如果李记者的稿子没发出来呢？如果陈小军的同学没有做那个视频呢？我不敢想。

但不管怎么说，终究是管用了。长城被保护起来了，破坏的人要被追责了。这十年，没白跑。

那天下午，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是县文旅局孙干事发来的，说领导想请我当长城保护员，每个月有八百块钱补助，问我愿不愿意。

我看着那条短信，愣了半天。八百块，不多。但这意味着，我终于从“多管闲事的老头”变成了“官方的保护员”。这个身份，我等了十年。

我没马上回复。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把短信给陈小军看。他看了，笑了：“爸，这下你名正言顺了。”

我说：“名正言顺？我十年前就名正言顺了。长城是国家的，我是国家的公民，我保护国家的文物，天经地义。”

陈小军愣了一下，然后点头：“对，你说得对。”

那天晚上，我回复了孙干事：我愿意。但我有个条件——保护员不能只我一个，得把沿线的村民都发动起来，成立个保护队，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长城三公里长，一个人看不过来。

孙干事回得很快：这个建议好，我们研究一下。

我放下手机，走到院子里。月亮又圆了，照在磨盘上，照在院墙上，照在远处的山脊上。长城在月色里像一条淡淡的线，连接着天和地。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跑进屋里，翻出那个塑料文件夹，找到那张二零一四年的举报信底稿。我在背面写了一行字：

“二零二四年四月九日，长城立案。十年，没白等。”

然后把那张纸放回去，合上文件夹。文件夹还是放在条案上，跟祖宗牌位挨着。

祖宗们应该看到了。

第6章 暗涌

立案之后的半个月，村里表面平静，底下暗流涌动。

周建军被约谈之后，施工队撤了，但他本人没离开镇上。有人看见他在镇上的饭店里跟人吃饭，同桌的有交通局的两个干部。陈小军从村里开小卖部的二柱子那儿听来的消息，回来跟我说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劈柴。

“爸，周建军在活动。”他把声音压低，“我听二柱子说，他想把这事儿定性成‘施工失误’，罚点款了事。”

我放下斧头，擦了擦汗：“罚点款？长城是能用钱买的？”

“法律上……”陈小军顿了一下，“破坏文物罪，情节严重的才判刑。他们要是咬定是‘过失’，可能真就罚款了。”

我沉默了。这十年的举报经历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法律写在纸上，执行在人手里。周建军敢挖长城，就是因为背后有人。现在出了事，背后的人自然会想办法保他。

“不能让他们这么糊弄过去。”我说。

陈小军点头：“我同学说，网上的热度还在，他们不敢太明目张胆。但得有人盯着，不能松劲。”

那天晚上，赵会计又来了一趟。这次他进了院子，手里提着一箱牛奶，放在门口。他站在那儿，搓着手，半天没开口。

“陈叔，纪委找我谈了。”他终于说，“我都交代了。那个章是周建军塞给我两条烟，让我盖的。我当时……我当时鬼迷心窍。”

我看着他。他比上次来的时候瘦了一圈，眼睛底下两团青黑，一看就是没睡好。

“你交代了就行。”我说，“该谁的责任谁担，你担你的，别替别人扛。”

赵会计眼圈红了：“陈叔，我不怕担责任。我怕的是……村里人戳脊梁骨。我爹在村里当了一辈子会计，名声清清白白，到我这儿……”

“那你当初盖那个章的时候，想过你爹的名声吗？”

他不说话了。

我叹了口气，把牛奶递还给他：“东西拿回去，我不缺这个。你回去好好想想，以后咋办。长城要是保住了，你以后还能在村里抬头。长城要是保不住，你一辈子抬不起头。”

赵会计拿着牛奶走了。老伴从屋里出来，说：“你说话太直了。”

我说：“直就直吧。这时候不直，以后弯了就直不回来了。”

第二天，陈小军接到一个电话。是他那个做自媒体的同学打来的，说有人给他施压，让他把那条视频删了。陈小军问谁施压，同学说不知道，反正上面有人找了平台，说视频“内容不实”。

陈小军把电话开了免提，我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挂了电话，他看着我说：“爸，他们动手了。”

我说：“视频删了，事情就没了？”

“没了。互联网热度就那几天，过去了就没人记得了。”

我想了想，说：“你那个同学，视频有没有备份？”

“有。”

“让他别删。换个号接着发。我这儿还有十年的材料，够他们删的。”

陈小军看着我，忽然笑了：“爸，你比我懂网络。”

我说：“我不懂。但我知道，一件事只要是真的，就删不干净。你删一个，我发十个。你删十个，我发一百个。我这十年别的没学会，学会了死磕。”

那天下午，陈小军和他同学又发了三条视频，换了三个角度：一条讲长城的历史价值，一条讲十年举报的经过，一条讲立案之后的进展。每条视频下面都@了国家文物局的官方账号。到晚上，三条视频的播放量加起来过了五百万。

舆论又起来了。比上次还猛。

第四天，县里发布了通报：施工方负责人周建军因涉嫌故意损毁文物罪被刑事拘留，交通局两名干部被停职调查，文旅局启动长城保护专项整治。

通报发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山上给新立的保护碑描红。手机响了，陈小军发来截图。我看着那几行字，手里的毛笔停了停。

刑事拘留。故意损毁文物罪。

十年了，第一次有人因为这段长城被抓。

我把毛笔蘸饱了红漆，继续描。一笔一划，描得很慢。红色的漆渗进石碑的刻痕里，像血一样。

描完最后一笔，我站起来，看着那块新碑。碑上刻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下面是一行小字：“保护长城，人人有责。”

我把毛笔收好，对着碑鞠了一躬。

不是给碑鞠的。是给这六百年的长城，给那些守过它的人，给我爷爷，给我自己。

第7章 北京来的年轻人

立案之后的第十天，那个北京来的大学生回村了。

他叫许知行，三十出头，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在北京一家文物保护机构工作，老家是青石峪的，他爷爷跟我爹是一辈人。他小时候在村里长大，后来考上大学出去了，每年清明回来上坟，来去匆匆，我没怎么见过他。

他找到我家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修那辆二八大杠。链条断了，我蹲在地上接链子，满手黑油。

“陈叔。”他站在院门口叫我。

我抬头，认了半天才认出来：“知行？你咋回来了？”

他走进来，在我旁边蹲下，看了看那辆自行车：“这车得有三十年了吧？”

“三十五年。我结婚那年买的。”

他笑了笑，说：“陈叔，我在北京看到报道了。您这十年，不容易。”

我继续接链子，没抬头：“容易不容易的，都过来了。你回来是有事？”

他说：“我想帮您做点事。我联系了几个做长城保护的朋友，想给青石峪这段长城做个数字化档案。用无人机测绘，把每一处破损、每一段墙体都记录下来。以后不管谁想动这段墙，先得看看这份档案。”

我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着他。他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很亮，不像是说客套话。

“要钱吗？”我问。

“不用。我们机构有经费，我自己再贴点。就是需要您配合，您对这墙最熟，哪儿有裂缝、哪儿塌过，您指给我们看。”

我把手上的黑油在裤子上蹭了蹭，伸出手：“行。我配合。”

接下来三天，许知行带着两个同事，用无人机把整段长城飞了一遍。又跟着我徒步走了一趟，我指一处他们说一处，在平板电脑上标注。我头一回看见长城在空中俯瞰的样子，像一条灰色的带子，从山脊上蜿蜒而过，那个六米宽的豁口在空中看下去，像一道刀疤。

许知行把无人机拍的照片给我看。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陈叔，您看，”他放大了一处，“这是东段的夯土，保存得还算完整。这一段要是好好保护，能再站几百年。”

几百年。我活不到那时候了。但这段墙能。只要没人挖它，它能站到我的重孙子都老了的时候。

那天晚上，许知行住在我家。陈小军也在，三个人坐在院子里喝茶。许知行说了很多北京的事，说现在国家对长城保护越来越重视，说有很多民间志愿者在行动，说他所在的机构正在推动一个“长城守护人”计划，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陈叔，”他放下茶杯，“您这十年，其实已经是一个‘守护人’了。只是没人给您发聘书。”

我笑了笑，说：“要啥聘书。墙在，我就守。墙不在，我守啥？”

许知行沉默了一下，说：“陈叔，我有个想法。我想把您的故事写下来，发到我们机构的公众号上。让更多人知道，长城不只是北京八达岭那些修好的景区，还有青石峪这样藏在山里的原生态长城，还有您这样的守护人。”

我摆摆手：“别写我。写墙。”

“写墙，也写人。”他很认真，“墙不会说话，您替它说了十年。现在该让更多人替它说话了。”

那天晚上，许知行在电脑上敲到半夜。第二天早上他把稿子给我看，我识字不多，但看懂了最后一段。他写道：“在青石峪，长城不是景区，不是门票，不是旅游大巴。它是一个老人十年的奔波，是一个家庭两代人的和解，是一个村庄对祖先承诺的坚守。长城保护，最终保护的不是砖石，是人心里的那份敬畏。”

我看完那段，鼻子有点酸。赶紧低下头，假装系鞋带。

许知行走的时候，跟我说：“陈叔，下个月国家文物局有个长城保护座谈会，我想推荐您去。”

我说：“我去干啥？我又不会说话。”

“您不用说话。您往那儿一站，就是长城。”

我最后还是没去。我让陈小军替我去了。他回来跟我说，会上很多人提到青石峪，提到那段被挖断的城墙，提到一个农民守了十年。陈小军说，他坐在台下，听到他爸的名字被念出来的时候，眼泪差点没忍住。

我拍拍他的肩膀，没说话。

有些东西，不需要说。

第8章 修复

五月的时候，长城修复工程正式启动。

省文物局派了专业的古建队来，领队是个姓郑的老工程师，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很好。他第一天到现场，围着那个六米宽的豁口转了三圈，又看了我拍的十年照片档案，然后对我说：“老陈，你放心，我给你修旧如旧，不让这段墙断了。”

郑工说话算话。修复用的土，是从山下背上来的，跟原来的夯土成分一致。夯筑的时候，他们不用机械，人工一杵一杵地夯。郑工说，机械夯出来的土密实度不对，过几年就裂了。人工夯虽然慢，但能管几百年。

我每天都去工地。搬土、递水、帮着和泥。郑工不让我干重活，我就给他们烧水泡茶。工人们都叫我“陈叔”，休息的时候围着我听长城的故事。我说你们修墙，我给你们讲讲这墙的来历。

郑工也爱听。他说他修了三十年古建，头一回碰见一个农民能把长城的历史说得这么清楚。我说我不是说历史，我是说我家的事。我爷爷的爷爷是守城兵，后来不打仗了，就在城墙根底下落户。我们陈家十几代人，都是听着长城的风声长大的。

修复到第七天的时候，郑工让我亲手夯了第一杵。

我接过那根木杵，沉甸甸的，比我年轻时用的锄头重多了。我把木杵举起来，对准那个豁口的底部，用力夯下去。咚——闷闷的一声，土面凹下去一个印子。

我又夯了第二下，第三下。夯着夯着，眼泪就下来了。

郑工在旁边看着，没说话。工人们也停了手，站在旁边看。整个工地上只有木杵夯土的声音，咚，咚，咚，像心跳一样。

夯完那一层土，我把木杵还给工人，退到一边。郑工递给我一根烟，我接了。两个老头蹲在城墙根底下抽烟，看着工人们继续夯。

“老陈，”郑工忽然说，“你守了十年，值了。”

我抽了一口烟，看着那段正在一点一点合拢的城墙。新夯的土颜色比旧土浅，像一块补丁。但过几年，风吹日晒，颜色就一样了。几百年后，没人看得出这里断过。

“值不值，不是我说了算。”我说，“墙说了算。它要是能再站几百年，就值。”

郑工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

修复完工那天是五月底。那段六米宽的豁口重新合上了，新夯的土和旧墙连成一体，虽然颜色有深浅，但线条是连贯的。从远处看，长城又成了一条完整的线，从东到西，趴在山脊上。

我站在城墙前，看了很久。伸手摸了摸新夯的那段，粗粝，结实，带着五月的阳光的温度。

许知行从北京寄来了一份数字化档案的打印稿，厚厚一沓，里面全是无人机拍的照片和标注数据。他让我在最后一页签个名，说这是“青石峪长城保护档案”的第一份原始资料。

我在最后一页签了名：陈望山，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签完字，我把那份档案放在条案上，跟那两本记录本放在一起。老伴看见了，说：“又多了一本。”

我说：“以后还会有。”

那天傍晚，我独自上了山。长城在夕阳下拖着长长的影子，像一条安静的河。我沿着墙根走了一遍，一千八百多步，一步不少。走到那个修复好的地方，我停下来，伸手摸了摸新旧交界的地方。旧土粗粝，新土绵密，但都是土，都是长城。

我蹲下来，从脚边捡起一小块夯土，攥在手心里。土块硌着手掌，粗粗的，有点扎。我攥了很久，直到手心出了汗，土块湿润了，软了。

我把那块土放回墙根，拍了拍手上的土。

爷爷，墙没断。我在心里说。

风从山坳里吹过来，暖融融的，带着五月的草香。长城在风里静默着，像六百年来一样。

第9章 判决

周建军的案子是七月开庭的。

那天我去了法院。陈小军陪我去的，还有许知行从北京赶回来。法庭不大，旁听席上坐了二十来个人，有村里来的，有媒体记者，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

周建军被带进来的时候，剃了光头，穿着看守所的黄马甲，跟几个月前那个脖子上挂金链子的老板判若两人。他看见我，低了一下头，很快又抬起来，面无表情。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说周建军在明知长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情况下，指使他人使用挖掘机破坏城墙，造成六米三宽的豁口，情节严重，应当以故意损毁文物罪追究刑事责任。

周建军的律师辩护说，周建军法律意识淡薄，以为只是“临时用地”，没有主观恶意，且事后主动配合调查，建议从轻处罚。

轮到周建军最后陈述的时候，他站起来，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我认罪。我确实不知道那是长城，我以为就是一段土墙。但是……”他停了一下，“我现在知道了。我对不起陈大爷，对不起村里人。我愿意赔偿。”

他转向我，鞠了一躬。

我坐在旁听席上，看着他的光头，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恨他吗？恨过。但现在看他穿着黄马甲站在法庭上，又觉得他可怜。他四十七岁，跟我第一次举报时一个年纪。他也是一时糊涂，也是被人惯出来的胆子。真正该恨的，是那些给他盖章的人，是那些十年不理我举报的人。

法官当庭宣判：周建军犯故意损毁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五万元。交通局两名干部另案处理。

周建军被带下去的时候，又回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愧疚，有不甘，还有一些我说不清的东西。

走出法院，阳光很刺眼。我站在台阶上，眯着眼看天。陈小军在旁边说：“爸，判了。”

我说：“判了。”

“你觉得轻了还是重了？”

我想了想，说：“判多少年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后没人敢再挖了。”

许知行从后面走过来，说：“陈叔，这个案子会被记录在长城保护案例库里。以后别的法院判类似案子，会参考这个。您这十年，不只是保住了这段墙，还推动了一件事。”

我没说话。推动了一件事。这话太大了，我担不起。我只是一个农民，守着自己家门口的一段墙。但我知道许知行说的是对的。这十年的每一封信、每一次奔波、每一张照片，都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它们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案子，一个判例，一个让后来者不敢轻易动手的警戒。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把判决书的复印件放进了那个塑料文件夹。文件夹已经很满了，封口都合不拢。我把橡皮筋紧了紧，搁在条案上。

老伴在旁边看着，忽然说：“望山，你这些年，值了。”

我看着她。她头发也白了，脸上的皱纹比十年前深了很多。这些年我往外跑，她在家里操持，从不抱怨。我递材料回来晚了，她总留着灶火。我摔了腿躺在炕上，她端屎端尿伺候我。她什么都不说，但她什么都懂。

“嗯，”我说，“值了。”

她笑了笑，转身进了厨房。过了一会儿端出来两碗面，卧了荷包蛋。我接过碗，埋头吃面。面很烫，热气扑在脸上，把眼睛熏得有点潮。

我不是个爱哭的人。但那天晚上的面，我吃着吃着，眼泪就掉进了碗里。

第10章 守城人

秋天的时候，许知行在北京办了一个展览。

展览的名字叫“守城人”，展的是全国各地的长城保护志愿者故事。青石峪这段是其中一个单元，展出了我十年拍的对比照片、那两本记录本、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的照片，还有一段视频采访。

许知行请我去北京看展览。我本来不想去，陈小军劝了半天，说爸你去看看吧，你这十年的事，值得让更多人知道。我想了想，去了。

展览在一家美术馆里，不大，但很安静。进门第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大照片，是青石峪长城的全景，秋天拍的，满山的黄栌红了，长城在红叶里蜿蜒，像一条金色的龙。照片旁边印着一行字：“守城人：陈望山，青石峪村村民，守护明长城十年。”

我站在那幅照片前，看了很久。那是我每天都能看见的长城，但从这个角度看，它那么美，那么长，那么完整。那个六米宽的豁口在照片里看不见，因为许知行用的是修复后的照片。

展厅里人不多，但陆陆续续有人来。有年轻人，有老人，有带着孩子的父母。他们站在我的照片前，看那些十年的对比图，看那两本磨破了边的记录本，看那段视频里我蹲在土堆前捡土块的画面。

有个小女孩拉着她妈妈的手，指着我的照片问：“妈妈，这个爷爷在干什么？”

她妈妈说：“这个爷爷在保护长城。”

小女孩问：“长城是什么？”

她妈妈说：“长城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这个爷爷守了它十年，不让它被坏人挖断。”

小女孩想了想，说：“那这个爷爷也是宝贝。”

我站在旁边，听见这话，赶紧转过身去。眼泪又来了。

展览的最后有一面留言墙，上面贴满了观众写的便利贴。我识字不多，让陈小军给我念。有一张写着：“陈大爷，您守的不只是长城，是我们的根。”有一张写着：“十年如一日，致敬！”还有一张是小孩写的，歪歪扭扭的字：“爷爷辛苦了，我长大了也要保护长城。”

陈小军念到最后一张的时候，声音有点抖。我拍拍他的肩膀，说：“行了，别念了。”

那天晚上，许知行请我吃饭。席间他跟我说，国家文物局正在推动一个“长城保护员”制度，要在全国长城沿线村庄设立保护员，给补助，给培训，让更多像您这样的人能名正言顺地守长城。

“陈叔，”他举起杯子，“您是第一批。您的经验，会被写进培训教材里。”

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酒很辣，从嗓子一直热到胃里。

“知行，”我说，“我不懂什么制度。我就知道一件事：墙在，我就守。我不在了，我儿子守。我儿子不在了，还有别人守。长城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所有人的事。”

许知行点头，说：“对。所以我们要把它变成制度，变成所有人的事。”

从北京回来那天，陈小军开车送我到村口。我让他把车停在村道口，自己走回去。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想走走。

从村口到我家，要经过一段上坡路。走到坡顶的时候，能看见远处山脊上的长城。秋天的阳光照在城墙上，土黄色的墙体泛着金光。我站在坡顶，看了很久。

十年前，我第一次站在这里看长城的时候，它断断续续，像一条受伤的龙。现在，它重新连起来了，虽然有些地方还有修补的痕迹，但整体是完整的。它在山脊上趴着，安静，沉稳，像六百年来一样。

我慢慢往家走。走到院门口，看见老伴在院子里收晾晒的玉米。金黄的玉米棒子挂在房檐下，在夕阳里亮闪闪的。老伴看见我，说：“回来了？”

“回来了。”

“北京咋样？”

“挺好的。好多人知道咱这段长城了。”

她笑了笑，说：“那就好。”

我走进堂屋，把从北京带回来的展览纪念册放在条案上，跟那个塑料文件夹、那两本记录本摆在一起。条案上很满了，但我还是找了个地方放。这些东西，是我十年的全部。

我坐在堂屋的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老伴收玉米。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山脊上，长城在暮色里渐渐模糊，最后融进了天的暗蓝色里。

我忽然想起爷爷唱的长城谣。我小时候听他唱，只觉得好听。现在我自己哼起来，才明白那调子里的东西。不是好听，是沉。沉甸甸的，像土夯的墙，像六百年的风雨，像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那口气。

我哼着哼着，声音有点抖。但我不怕了。这口气，我传下去了。陈小军懂了，许知行懂了，那个留言墙上的小孩也懂了。

长城不会断。

我站起来，走进院子，帮老伴收玉米。明天早上，我还要上山，去长城上走一遍。一千八百步，一步不少。

我是陈望山，青石峪村的守城人。今年五十七岁，还能守很多年。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倾听，希望我的故事能给您们带来启发和思考。我是夏天说情感，每天分享不一样的故事，期待您的关注。祝您阖家幸福！万事顺意！我们下期再见。

金句升华：长城是砖石垒的，更是人心垒的。六百年的墙会断，但一代代人心里那口气不能断。举报十年无人问，一朝曝光天下知——不是正义来得太晚，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别装睡。

互动提问：如果你是陈望山，你能坚持举报十年吗？面对“没人管”的冷漠，你会选择沉默还是死磕？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想法。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看到这份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