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电子评审专家”的春天

（来源：中国航空报）

　　部门首次AI内部交流中的Demo演示，让电子评审专家第一次真正走到大家面前。

王赟

　　灵感不是想出来的，是“溜达”出来的。

　　三月的西安，春意初萌。一次会议上，领导随口提了一句：“现在AI发展这么快，我们又有这么多繁重的任务，让王赟想想办法，让AI给咱们赋能。”就这样，我的名字和“AI赋能”四个字被强行绑定。

　　彼时的我入职未满一年，业务尚浅，对大模型的理解仅停留在“能聊天、能写码”的表层。面对“AI到底该干什么”的困境，我选择去实践。我在同事工位间穿梭，发现大家屏幕常是一片“白花花”——并非死机，而是深陷Word文档的泥潭：改格式、校错别字、查图表编号……重复劳动消耗了大量精力。

　　我突然意识到：对啊，我们有这么多文档要编、要改、要审，我为什么不先把“检查文档”这件事做好？我把想法告诉了单元长。这位伺服专业主任设计师、正高研究员温和地提醒我：“已有工具能做审查，若要做，必须有特色。”他点了一句：“比如，能不能直接加批注？”

　　“加批注”三个字，一下子戳中了我！如果AI发现问题以后只给出一长串文字，用户还得重新回到Word里满篇找，那岂不是从“人工检查文档”变成了“人工寻找AI检查结果”？看着窗外锦业路刚冒绿的树，我想起毕业时曾被格式折磨的“格式化人生”，一个念头冒出来：不如做一个智能体，既查内容又查格式，并将结果精准批注在原文对应位置。

　　“电子评审专家”的雏形由此诞生。

晚上九点半

真正的转折点来了

　　想法诞生不久，我很快做出了一个简陋的Demo：把Word文档放进去，它可以发现错别字、格式异常，并直接在原文中添加批注。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部门第一次AI内部交流上。当晚9点30分，领导、专家齐聚。演示中，当问题精准落在原文旁并附带修改建议时，现场气氛骤变。一位领导当场拍板：“有这好东西，明天就发布！”

　　第二天一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很认真地说：“王赟啊，这个东西一定要做好，它很重要！低级质量必须扼杀在摇篮里。需要什么资源，我支持；不懂业务，我派两位精通业务的主管配合你。”那一刻，我不再是孤军奋战的“试水者”，而是肩负团队期望的建设者。

那一个月

我脑子里几乎全是它

　　有了支持以后，我进入了近乎疯狂的状态。三月里，完整休息不足两天。写代码、造测试文档、修Bug，循环往复，脑子里全是“误报怎么消”“定位怎么准”。

　　终于，V1.0发布了。看着一条条问题真正落进Word批注，我第一次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它终于不再只是我电脑里的Demo，而真正走到了大家手里。

　　它不是一个人的王者，是团队的荣耀。

　　V1.0发布后，主任在例会上组织大家围坐，逐条提意见：“表格查得够细吗？”“这里不该报错。”他要求我每两周汇报一次，用真实文档测试，用专家经验修正。

　　这种“开放迭代”至关重要。设计人员用真实文档暴露误报与漏检，专家将多年审查经验转化为规则。于是，电子评审专家越改越“像样”。

　　V2.0已经不再只是简单地查错别字和格式。支持批量检测，覆盖封面密级、字体行距等全格式检查；引入雷达图与统计看板，增加误报/漏报反馈功能，让用户能“教”AI。

　　V3.0迈向“评审工作台”。支持项目模板的保存、导入与复用；历史任务可查，批注可重新下载；优化AI定位与表格解析，新增引用文件、术语一致性等专项检查，并生成检查凭证。

　　从最初不到1万行代码、几乎所有功能都塞在一个文件里的小程序，到今天接近10万行代码、近百个文件组成的工程，它确实变得越来越强。但我深知，真正让它强大的不是代码量，而是领导搭台、同事用真实数据和经验，将其从“我觉得好用”磨成了“大家真正需要”。

它不只是产品

　　更是作品

　　如今，“电子评审专家”落地效果显著：使用人数近150人，累计检测文档超1000篇，发现AI类问题36000余个，收集反馈数百条。民机业务也开始探索将其融入流程，使其成为质量保障的一道防线。

　　比数字更让我欣慰的，是同事们的反馈：“帮我发现了好多问题！”“这些错误若交付出去，我得被‘毙’了！”每当听到这些，那些为定位一个批注折腾到深夜的夜晚，便有了意义。

　　“电子评审专家”从来不是为了证明AI有多聪明。它真正想做的事情很简单：在文件正式交付之前，把那些本可以避免的低级质量问题，尽可能终止在我们手里；让机器多承担一点重复检查，让设计人员把更多精力留给真正需要专业判断的问题。

　　回首三月窗边发呆的自己，难以想象一个“检查Word”的念头，竟能走到今天。我逐渐明白，AI赋能不是追逐时髦名词，而是解决真实痛点。　　这段25岁时的回忆，见证了窗外发芽的树、深夜的演示、无数次的报错与重构。希望最终版本发布时，它能更高效地守护文档质量。那时，我可以自信地说：“‘电子评审专家’不只是我的产品，更是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