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取走家中仅剩的76万替小姑子还债，儿子被迫停药

我把床底下的铁盒子拖出来，手上沾了一层灰，指甲缝里都是黑的。

盒子是饼干盒改的，红底子，印着两个胖娃娃，边角磕掉了一块漆。

里头装着户口本、结婚证、儿子的出生证明，还有一沓病历，用皮筋捆着。

我翻到最底下找上个月那张化验单，皮筋一扯就断了，弹在手背上。

手背上留了一道红印子。我搓了两下，没管它，接着往下翻。

窗外的天刚亮，楼下卖豆腐的喇叭已经响过两遍，这会儿又停了。

铁盒子凉，贴在手心里像一块湿砖头。我把它搁在膝盖上，压着裤腿。

茶几上摆着满满的药盒，空的，塑料板一格一格，全是指甲盖大的凹坑。

铝箔撕得毛毛糙糙。最后一粒，昨天晚上吃的，我数了三遍。

三遍都是零。我把盖子扣上，又打开，又扣上，指头有点抖。

“妈，几点了。”满满在床上喊我，声音闷闷的。

“还早，再睡会儿。”

他没睡，爬起来坐在床沿上，两只脚晃着够拖鞋，够了两下没够着。

我儿子叫满满，今年十一岁。他得的病叫肾病综合征。

头一回听见这名字，我还以为是盐吃多了。医生说，不吃盐也没用。

得吃他克莫司，得吃激素，得吃好几年。一盒他克莫司三百八。

一盒吃半个月。激素倒是便宜，一瓶几块钱，吃了脸会肿。

“妈，今天吃药吗。”他问我。

“吃。”我说，“先吃粥。”

我进了厨房，掀开锅盖，昨天晚上剩的半锅粥，结了层皮。

我加了点水，点火，一边搅一边看锅底下的火苗，蓝幽幽的。

满满跟进来，扒着门框看我。“妈，药盒空了。”

“我知道。”

“那怎么办。”

“妈想办法。”

他“哦”了一声，去客厅穿校服，拉链拉到一半卡住了。

我过去给他拽，拉链头冰凉，卡在布缝里，拽了三下才拽上去。

“妈，你手怎么这么凉。”

“刚洗了菜。”

我拨了周建平的电话。响了很久才通，那头风很大。

他大概在服务区，背景里有大车倒车的“嘀嘀”声，还有人在喊。

“满满药没了。”我说。这句话我在心里练了三遍。

“嗯。”他应了一声，然后就没话了。

“这个月的还没买。”我又说了一遍。

那头停了一下，他说：“我明后天回来。”

“钱呢？”我把手机攥紧了，手心有点黏。

“……我回来再说。”他说完就挂了。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暗下去，映出我自己的脸。

四十一岁了。眼角的纹路在早上的光里，看得特别清楚。

那天我照常去上班。家家福超市，早班六点到下午两点。

冷柜的风吹在腿上凉飕飕的，我一天要走两万多步。

“许姐，你脸色不好。”理货的小刘跟我说。

“没睡好。”

“家里有事？”

“没事。”我把一筐油菜搬上架，菜叶子上还挂着水珠。

“许姐，你手机响了。”小刘又喊我。

我擦了擦手，从兜里掏出来。是周建平。

“我这边还有个货要卸，晚两天回。”

“哦。”

“家里没事吧。”

“没事。”

挂了电话，我站在冷柜前面，站了很久。

冷气从底下往上冒，冻得我脚指头有点麻。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家里的钱是够的。真的。

去年冬天，周建平他爸妈留下的那套老房子卖了，县城，六楼。

没电梯，两室一厅，阳台朝南。中介说这个价算不错了，卖了七十六万。

房产证上一直是周建平的名字，卖了的钱也打在他卡上。

我说，存两个人的名字吧。他说，放我这儿就行，你还不放心我。

我就没再提。这话现在想起来，扎在心口上，拔不出来。

那七十六万，我们是商量过的。坐在饭桌上，一人一碗面。

“这钱留着。”他说，“给满满看病。”

“一半看病，一半上学。”

“行。”他吃了两口面，“再给你妈那边留点。”

“你妈不是走了吗。”

“我说你妈。”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你妈那边也得留。”

我当时还拿笔记了一下，记在一个旧笔记本上，蓝皮的，五块钱一本。

周建平跑货车，跑江浙沪那条线，一个月回来七八天。

他妹妹周丽，比他小七岁，在城南开了个美容院，门脸不大。

周丽离婚四年了，带着个女儿，叫甜甜，跟满满同岁。

她当年初中没读完就去南方打工，供周建平读完了中专。

“我上中专那三年，学费都是她寄的。”他说，“一个月两百，雷打不动。”

“我知道。”我说，“你说过。”

“她那时候在电子厂，一天站十二个钟头。”

我婆婆走得早，公公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前年也走了。

走之前那半年，是周丽在医院守着的，周建平在外头跑车。

“那半年她瘦了二十斤。”他说，“一天睡不到四个钟头。”

所以那套老房子卖了以后，周建平说，给周丽分十万。

我没反对。后来那十万没给，因为周丽说她不要，让给满满看病。

“哥，我不要。”她那天在电话里说，“满满那病得花钱。”

这事我还记在笔记本上，写着“周丽让十万”。

现在想起来，那十万块，像是早就标好了价。

满满是五岁那年查出来的。那天他在幼儿园吐了，脸肿得像馒头。

我抱着他去医院，抽血，验尿，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

“尿蛋白三个加号。”他说，“得住院。”

我在医院走廊上站了很久，走廊尽头是开水房，热气一直冒。

住院住了二十三天，花了四万多。那时候我们手里没这么多钱。

是周丽拿来的。她当天晚上就送来了，五万，现金，用报纸包着。

“嫂子，先拿着，不够再说。”她把报纸往我怀里一塞。

那五万，我们后来还了三年，一年还一万多，最后还清了。

所以这些年，周丽在我这儿，一直是有情分的。

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不闹的原因之一。我闹不起来。

周建平有个毛病，一遇到他妹妹的事，脑子就热。

前年周丽的美容院要扩店，他瞒着我，从货款里挪了两万给她。

我是月底对账的时候发现的，跟他吵了一架，那也是唯一一次。

“你瞒我。”我把账本拍在桌上。

“就两万。”

“两万不是钱？”

他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一根烟抽完，说：“我以后不瞒你了。”

这话，我信了两年。

六月十号那天，我下班回家，路过银行，想着进去查一下。

ATM的屏幕上跳出数字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看错了，退卡，重插。

又输了一遍密码，还是那个数。七十六万，变成了一千三百多。

我站在机器前面，后面有人等着，问我用不用。

“用完了吗？”那人在我身后说。

“用完了。”我退到一边，靠着墙站了一会儿。

柜台的小姑娘帮我打了流水，说上周四取的，一次性取的，现金。

“本人持身份证取的。”她说着，抬头看了我一眼。

“您要不要再核对一下？”

“不用了，谢谢。”

我站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太阳很大，晒得人眼睛发酸。

我把流水单折起来塞进裤兜，走了两站路才想起来坐公交。

那天晚上我没做饭，给满满煮了碗挂面，卧了个鸡蛋。

“妈，你也吃。”他把碗往我这边推。

“妈不饿。”

他吃面的时候，汤溅在作业本上，我拿纸给他擦。

周建平是第三天晚上回来的。他进门先换鞋，把车钥匙扔在鞋柜上。

车钥匙“当”的一声磕在木板上，那声音在楼道里都听得见。

“钱你取了？”我站在厨房门口问他。

他“嗯”了一声，绕过我，去厨房倒了杯水。

“给谁了？”

“周丽。”他喝完水，把杯子放在台面上，“她那边出了点事。”

我没说话。我把碗从消毒柜里拿出来，一个一个摆在桌上。

“她欠了钱，网贷，利滚利，滚到八十多万。”

“人家堵在她店门口，甜甜都不敢去上学。”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地面。

我数了数碗，四个。我们家三口人，多出来一个。

“七十六万，全给了？”我把多出来的那个碗拿在手里。

“全给了。”他说，声音很轻。

“满满下个月的药呢？”

他抬起头，张了张嘴，又低下头去。厨房的灯管嗡嗡响。

我把碗重新收回消毒柜，一个都没摆，碗沿碰着碗沿，叮当响。

“你什么时候知道她欠钱的？”

“上个月。”

“上个月你就知道了，一直没说？”

“我想着……我想着能自己解决。”

“解决了吗？”

他不说话了。

“你怎么不闹？”他后来问我，声音里带着点怕。

我说我闹什么。闹了，满满就能吃上药了吗。

那天晚上我去了阳台，晾着满满的校服，夜风把袖子吹得一晃一晃。

楼下有人遛狗，狗链子哗啦哗啦响。

阳台上还摆着一盆绿萝，是周丽去年过年送的，说这个好养活。

叶子已经黄了两片，我伸手掐掉，指尖上留了一点涩涩的汁。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社区医院。王医生认识我，满满三岁起就在他那儿看。

“药停多久了？”他翻着病历本问我。

“四五天了。”我说，手放在膝盖上，不敢看他。

他叹了口气，笔在病历本上顿了两下，没写下去。

“你这个当妈的，怎么能停呢。”

“我手里没钱了。”

他把眼镜摘下来，揉了揉眼睛，又戴上。

“家里出事了？”

“嗯。”

“要紧吗？”

“要紧。”

他没再问，低头开方子。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

他给我换了个方案，泼尼松加一种便宜点的免疫抑制剂。

“先顶着。”他说，“顶不住还得上原来那个。”

“顶不住会怎么样？”

“水肿，尿少，严重了肾衰。”他说得很慢，“你自己掂量。”

我拿着处方去药房划价，一共四百三十二块，刷的我自己的工资卡。

卡里还剩八百多。我盯着那张小票看了很久。

回来的路上，我在超市门口碰见店长，她问我这两天怎么脸色这么差。

“没睡好。”

“家里有事？”

“没事。”

她哦了一声，没再问，把手里的菜递给我一袋。

满满吃了新药，第二天脸就开始肿，眼睛肿成一条缝。

脚脖子按下去一个坑，半天不起来，我按了三次。

我蹲下来给他穿鞋，鞋带系不上，脚背鼓着。

“妈，勒得慌。”

我松了松，又系，还是系不上。

他低头看我，说：“妈，我是不是又胖了。”

“是长个子了。”说完我去阳台站了一会儿。

那天下午，满满班主任打电话来。

“满满妈妈吗，满满今天在课上睡着了。”

“他晚上没睡好。”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嗯，最近在调药。”

“那你多注意，作业我先不给他留了。”

我说谢谢老师，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手放在膝盖上。

周建平那几天在家。他坐在沙发上，手机一直响。

他每次都走到阳台上去接，声音压得很低。

第六天晚上，我把满满哄睡了，出来倒水，看见他在沙发上抽烟。

烟灰长了没弹，掉在裤子上，他也没管，眼睛盯着电视。

“周丽那笔钱，”我说，“还完了？”

“还完了。”他说，“剩下几万她自己凑的，我也没管。”

“那你妹妹，以后别再碰那个了。”

“嗯。”他把烟摁灭，摁了三次才摁死。

那天晚上他的手机亮了一下，我看见一条短信，开头是“尊敬的用户”。

我没看清后面写的什么，他很快就把屏幕扣了过去。

第十天，我请了半天假，去了趟银行，让柜台打了一份完整流水。

七十六万，六月十号，转出。收款账户不是周丽。

是一个叫“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户头，我念了两遍才念顺。

我把流水单对折，再对折，塞进铁盒子里，压在最底下。

第十一天，我在整理抽屉的时候，翻到一张纸，折成四折。

A4大小，塞在一堆电费单中间，边角有点卷，上头有个红手印。

我展开看了一眼。上面有周建平的签名，还有他的身份证号。

我以为是保险单，又折回去，放回原处，压上那摞电费单。

其实我看见了“连带责任”四个字。就那么一眼，我没往心里去。

我当时想的是，大概是给车买的什么险，他跑货车，险多。

第十二天下午，周丽来家里了，进门换了拖鞋，粉色那双。

鞋头有点小，她脚后跟露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啪啪啪地响。

她给我带了水果，两斤车厘子，一盒草莓，搁在鞋柜上。

甜甜跟在她后头，书包上挂着个兔子挂件，一晃一晃。

“嫂子。”她坐在沙发上，手放在膝盖上。

“嗯。”我给她倒了杯水，放在她面前。

“我哥那钱……我以后一定还。”她说着，手指头绞在一起。

“你哥的钱，你还不还，那是他跟你的事。”

她愣了一下，眼睛红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我就是……我实在没办法了。”

“什么办法没办法，你跟我说说。”我坐在她对面。

她低着头，说：“我做生意赔了，借了网贷。”

“多少？”

“一开始就二十万，后来滚起来了。”

“滚到多少？”

她没说话，手绞得更紧了。

“八十万？”

她点点头。

“你哥给了七十六万，还差四万。”

“我把我妈留给我的那个镯子卖了。”她说，“四万二。”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个镯子，是我婆婆的。

婆婆走的时候，把镯子给了周丽，说女儿家留个念想。

“卖了？”

“卖了。”

“甜甜知道吗？”

她摇头，眼泪掉在膝盖上，一滴一滴的。

“嫂子，你别跟我哥说。”

“我不说。”

她那天坐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走了，拖鞋换下来，摆得歪歪的。

车厘子我没动，第二天拿给满满吃了两颗，剩下的放冰箱里烂了。

楼下张阿姨在楼道里碰见我。

“小许，你小姑子又来了？”

“嗯，来看看。”

“我前两天看见她在楼下打电话，哭得挺厉害。”

“是吗。”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事，家里的事。”

张阿姨哦了一声，提着菜上楼了。

第十五天，周建平回来的那天晚上，天很闷，楼道里有股潮味。

离他取钱那天，正好半个月。

他在门口就喊我，声音不对，喊的是我的全名。

“许曼。”他站在厨房门口，手机举在手里，屏幕亮着。

我在洗碗，手上都是泡沫，水龙头哗哗地淌。

“周丽那边……又出事了。”

我关了水龙头，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多少？”

“四百二十万。”他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声音是抖的。

我看着他，没说话。抽油烟机还在响，嗡嗡的。

“她拿房子抵了，三百多万，投了个什么项目，人跑了。”

“还有以前没还完的，加上利息，一共四百二十万。”

“抵押下个月到期，房子要没了。甜甜怎么办。”

我伸手关了抽油烟机。厨房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水珠滴答。

“你想怎么办？”

“咱们……咱们那套房子，能不能先抵一下。”

“咱们那套房子，还在还贷。”

“我知道。抵出来能有一百多万，先救急。”

“满满还要吃药。”

“吃完这个月的，下个月再说。”

我没接话。我把最后一个碗放进沥水架，摆正。

“卡里不是还有钱吗？”他说着掏出手机，“我看看。”

他站在厨房门口，手指在屏幕上划，划了一下，没动。

又划了一下。他把手机举高了一点，凑近了看。

我看见他的喉结动了一下，上下，很用力。

“怎么……”他嘟囔了一句，声音卡在喉咙里。

“怎么了？”

他把手机递过来，手有点抖，屏幕对着我。

屏幕上是一个红色的提示框，字很小，我眯着眼看。

“该账户已被人民法院冻结，冻结金额……”

后面那一串零，我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四百二十万。

他站在那儿，手机往下滑，差点掉在地上。

“我没借过这么多钱啊。”他看着我，脸白得吓人。

“你签过字。”

他看着我，眼睛慢慢睁大。

“三月，周丽来借钱那天，你签过一张纸。”

“我端菜出来的时候看见的，上面有‘连带责任’四个字。”

“你说就是证明一下。你还记得吧。”

他张了张嘴。厨房的灯有点闪，一下一下的。

“那是……那是她第一次借钱，我做见证人。”

“见证人不用写连带责任。”

这话其实不是我说的。是法律援助中心的姑娘跟我说的。

反转的第二天，我去了一趟区里的法律援助中心。

一个戴眼镜的姑娘，二十来岁，说话很慢，给我倒了杯热水。

“连带责任保证，”她说，“债务人还不上，债权人可以直接找保证人。”

“不用先找债务人，也不用等法院判。”

“那我丈夫要还多少？”

“合同上写的多少，就是多少。”她说，“一分不少。”

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手里攥着那张流水单，攥出了汗。

我把铁盒子从床底下拖出来，放在茶几上，盖子打开。

里面有流水单、化验单、满满的病历，还有那个蓝皮笔记本。

“这七十六万，”我说，“我记着账。”

“从卖房子那天起，每一笔我都记着，一分不差。”

我把笔记本摊开，推到他面前，纸页有点黄了。

他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撑着膝盖，头低着。

我听见他在喘气，很重，像跑完了一段路。

“这钱，不是我借的。”

“我知道不是你借的。”

“那我为什么要还？”

“因为你签了字。”我说，“因为你把她当妹妹。”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血丝。

“许曼，你说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满满的药，不能停。”

那天晚上他没睡，在阳台上坐了一夜，烟头一明一灭。

像谁在黑暗里打信号，一下，一下，又一下。

我躺在床上没睡，听着阳台上的动静，一直到四点多。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五点四十起床，煮粥，叫满满起来吃药。

他吃完了，背上书包，我给他把校服领子翻好。

周建平站在卧室门口，眼睛红的，头发翘着一撮。

“许曼。”他叫我，“我对不起你。”

我把满满的水杯塞进他书包侧兜，拧紧了盖子。

“先上学。”我说，“路上慢点。”

满满“哦”了一声，跑下楼去，书包在背上一下一下地颠。

门关上以后，屋里就剩我们两个，谁也没说话。

我照常去了超市上班，六点打卡，换上蓝马甲。

冷柜的风从底下往上吹，吹得人小腿发凉，我理了一上午青菜。

中午吃饭的时候，店长坐过来，问我家里是不是有事。

“没事。”

“有事你就说。”她把一个鸡腿夹到我碗里，“别一个人扛。”

“真没事。”

那天下午我请了假，去了趟律师事务所，在人民路上，三楼。

一个姓陈的女律师，四十来岁，说话很慢。

她看了我的流水单，又看了那张担保书的复印件，看了很久。

“这个复印件，你哪来的？”

“我从抽屉里拿出去复印的。”

“原件呢？”

“还在抽屉里。”

她点点头，把纸摊在桌上。

“这笔七十六万，”她指着那一行，“是夫妻共同财产。”

“但用途是替他妹妹还债，跟你和孩子的日常生活没关系。”

“可以主张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那四百二十万呢？”

“那笔是他个人签的担保，跟家庭生活没关系。”

“原则上，也是他个人的债务。”

我问她，那我们那套房子呢，还在还贷，写的是两个人的名。

她说房子是婚内买的，要看他那笔债务最后怎么定，不好说。

“那我怎么办？”

“先把证据留好。”她说，“流水、担保书、病历，都留着。”

“还有，”她顿了顿，“你得想想你自己和孩子以后怎么过。”

我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边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买了两根黄瓜，一把小葱，花了六块五。

周丽是三天后来的，没带甜甜，一个人。

她进门就跪下了，膝盖磕在地砖上，闷闷的一声。

“嫂子，你救救我。”她抓着我的裤腿。

我没扶她。我站在那儿，手垂在两边，看着她头顶的发旋。

“我哥要是跟你离婚，我就完了。”

“你哥不会跟我离婚。他连这个都没想过。”

她抬起头，脸上全是眼泪，睫毛膏糊成一团。

“嫂子，我当初要是听你的，不扩店就好了。”

我心里一顿。扩店那年，我跟她说过，别贪大。

“现在说这个，晚了。”我说。

“你起来吧，地上凉。”

她没起来，跪在那儿，肩膀一抽一抽的。

后来是周建平从屋里出来，把她拽起来的，拽得挺使劲。

兄妹俩在客厅里说了很久，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我在厨房切黄瓜，一刀一刀，切得很细，细得像线。

那天晚上周丽走了，把那双粉色拖鞋踢到门口，一只正一只反。

后来我才知道，周丽那笔抵押贷，借的是一家民营小贷公司。

三百四十万，月息两分五，合同上写的是“服务费”。

她拿去投了一个“新能源”的项目，人家说三个月回本，翻一番。

第二个月，那家公司人去楼空，连门牌都摘了。

她不敢说，一个人扛了四十多天，天天吃安眠药。

这些是周建平后来告诉我的，他坐在阳台上，一根接一根抽烟。

他说的时候，我一直在剥毛豆，剥了一小盆。

剥完了，我端去厨房，焯了水，拌了点香油，端上桌。

“你吃不吃？”

他摇摇头。

“不吃也得吃。”我说，“车还得跑。”

他拿起筷子，夹了一颗，放进嘴里，嚼了很久。

甜甜在我们家住了两天，是周建平去接的。

她跟满满挤一张床，两个人晚上说悄悄话，说到十一点。

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没听清，只听见笑。

第二天早上她起来，自己叠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

她吃粥的时候，把碗端起来，喝得干干净净。

“婶婶，粥好喝。”

“好喝就多喝点。”

走的时候她跟我说：“婶婶，我妈是不是欠了很多钱。”

“大人的事，你不用管。你好好上学。”

她点点头，背上书包，那个兔子挂件一晃一晃地跟着。

八月里，法院的传票来了，挂号信，我签的字。

周建平不在家，跑车去了，电话里他让我先别拆。

“你先放着。”他说，“等我回去。”

我还是拆了。白纸黑字，被告两个人。

一个是周丽，一个是周建平，连带清偿，四百二十万。

我把传票摊在桌上，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然后我给陈律师打了电话，她让我别慌，先应诉。

“你别怕。”她说，“这种事，怕也没用。”

她说我们这边，可以主张那七十六万是周建平个人处分共同财产。

损害了我的利益，可以在离婚的时候主张赔偿。

“离婚”这两个字，她第一次说的时候，我愣了一下。

我在电话这头，握着手机，半天没出声。

她喂了两声，我才说，我知道了，谢谢陈律师。

挂了电话，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满满放学回来，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问我晚上吃什么。

“西红柿鸡蛋面。”

“能不能加个荷包蛋。”

“能。”

那天晚上我给他煎了两个蛋，一个溏心的，一个全熟的。

他挑溏心的吃了，把全熟的留给我，说妈你吃这个。

九月开学，满满上六年级，个子又蹿了一点。

他的药换回了原来那个，他克莫司，还是三百八一盒。

钱是我妈那边先垫的，她取了定期，说孙子的药不能断。

我去她那儿拿钱那天，她正在腌萝卜，一屋子酸味。

玻璃罐子摆在窗台上，萝卜切成条，码得整整齐齐。

“钱够不够？”

“够。”

“不够你说话。”她把罐子盖拧上，“你爸走的时候留了点儿，我一直没动。”

“妈，那钱你留着自己花。”

“我花什么。”她说，“我一个人，一天三顿稀饭。”

她给我装了一小罐萝卜干，让我带回去，说就着粥吃。

那罐萝卜干，我放在冰箱最上层，吃了半个多月。

周建平十月里回来过一趟，瘦了一圈，下巴上都是胡茬。

他把一张卡放在桌上，说这个月的车钱，八千。

我收了，放进铁盒子里。

他站在那儿，好像还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

“周丽呢？”

“店关了，搬回县城去了，跟她妈住。”

“甜甜呢？”

“跟着她。”他顿了顿，“转学了。”

我“嗯”了一声，没再问，转身去厨房下面条。

日子还是照常过，一天一天，不快不慢。

我五点四十起床，煮粥，叫满满，六点出门，赶六点半那班公交。

超市的冷柜还是嗡嗡响，青菜还是天天要理，一天两万步。

冬天来的时候，阳台上那盆绿萝冻蔫了，叶子软塌塌地垂下来。

我剪了几段还绿着的，插在一个玻璃瓶里，放在窗台上。

过了半个多月，底下长出了白根，一根一根，细细的。

满满每天放学回来都要看一眼，说妈你看又长了一根。

开春的时候，周丽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嫂子。”

“嗯。”

“我在县城找了个活儿，在超市理货。”

“挺好。”

“一个月两千八。”她顿了顿，“我每个月给你打五百。”

“不用。”

“要的。”她说，“我哥那钱，我记着。”

我没说话。电话那头有超市的广播声，跟这边一个调子。

腊月里，周建平回来过年，带了两箱橙子，一箱奶。

年三十那天，我们三个人包饺子，满满包了个元宝形的。

周建平包着包着，忽然说：“许曼，那事我对不住你。”

“过年呢。”我把一个饺子摆正。

他就没再说，低头擀皮，擀得有点厚。

那顿饭吃得很安静，只有电视里在放春晚，吵吵闹闹的。

吃完我收拾碗筷，他去阳台抽烟，把窗户开了条缝。

冷风从缝里灌进来，吹得桌布的一角动了动。

后来法院那边有了结果，是开春以后的事。

周建平那四百二十万，判他承担连带清偿，一分没少。

房子查封了，走的是拍卖，我们还在还贷的那套。

拍卖之前，我跟陈律师跑了几趟，把我那一半的主张递了上去。

最后扣下来一部分，留给我和满满，不多，够租房子。

我们搬了家，在满满学校后头，租的两居室，六楼，没电梯。

搬家那天，我把铁盒子抱在怀里，没让搬家的师傅碰。

绿萝那瓶水培的，我用塑料袋套着，拎在手上。

新房子阳台朝北，晒不到什么太阳，绿萝放在那儿，倒也没死。

满满问过我一次，爸爸是不是不回来了。

“他跑车。”我说，“跑完就回。”

他“哦”了一声，去写作业了。

其实周建平现在跑的是短途，三天两头能回来，就是不怎么说话。

他回来的时候，睡沙发，我不叫他，他也不进卧室。

有一回他回来，看见窗台上那瓶绿萝，站那儿看了一会儿。

“活了啊。”

“活了好几个月了，长根了。”

他伸手想碰一下，又缩回去了，手在裤子上蹭了蹭。

前几天我上早班，出门的时候天还没亮，楼道里的声控灯一闪一闪。

楼下卖豆腐的喇叭又响了，还是那个调子，一遍，又一遍。

我走到公交站，风不大，吹在脸上挺舒服，就多站了一会儿。

车来了，我上去，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

玻璃上有一层薄薄的水汽，我伸手抹了一下，抹出一道亮。

外面天一点一点亮起来，路边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

到站的时候，我把手插进兜里，摸到一张折了又折的纸。

是那张流水单。我一直没扔，跟着我换了一趟房子。

我把它拿出来看了一眼，又折好，塞回兜里。

超市的卷帘门刚拉开，冷气扑出来，带着一股青菜味。

我换上蓝马甲，去后头理今天的货，一筐一筐往架上摆。

冰柜嗡嗡地响，一直响，跟去年一个声。

我理完最后一筐油菜，直起腰，看了一眼窗外，天全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