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位退休教师把房子租给了三个送快递的年轻人，租金9年没涨

我叫陈玉兰，今年六十八，退休前在广州一所小学教语文。老伴走得早，儿子在国外定居，我一个人住在越秀区一套老房子里。三室一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个人住着，空得慌。

那是二零一五年夏天，我在楼下菜市场门口看见三个年轻人蹲在路边吃盒饭。他们穿着快递公司的工服，晒得黝黑，脸上全是汗，饭盒里就一个青菜一个豆腐，连块肉都没有。我看了一眼就挪不开脚了。那个最小的，看着也就十八九岁，瘦得跟竹竿似的，扒饭的时候手都在抖。我走过去问他们，是不是送快递的。最大的那个抬起头，说“是啊阿姨，我们刚来广州，还没找到住的地方”。我说“你们住哪儿？”他说“暂时住网吧，便宜，一晚上十块钱”。

我听了心里一酸。我说“我家有地方，你们要是不嫌弃，搬过来住吧”。他们三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信。那个小的说“阿姨，我们没钱”。我说“不要你们多少钱，你们看着给就行”。

第二天他们就搬来了。大包小包，其实也没什么行李，就是几件换洗衣服，一床被子，还有一个电饭锅。我给他们收拾了一间房，放了两张上下铺，又给他们一人配了一把钥匙。我说“厨房随便用，水电平摊，房租你们一人给三百，一个月九百，行不行？”他们仨算了算，说“行，阿姨，太行了”。

那个最大的叫阿强，广东茂名人，二十七岁，出来打工五六年了，什么活都干过。中间那个叫阿辉，湖南人，二十四岁，话不多，但干活踏实。最小的叫小杰，贵州人，刚满十八，第一次出远门，说话还带着家乡口音，有时候我听不太懂，他就急得脸红。

他们每天早上六点出门，晚上九十点才回来。有时候更晚，特别是双十一双十二那阵子，凌晨一两点才到家。我给他们留了门，锅里温着粥，或者放几个包子。他们回来蹑手蹑脚的，怕吵我。我听见门响，就喊一声“锅里有吃的，自己热”。他们应一声，然后厨房里就传来轻轻的碗筷声。

阿强嘴甜，回来早了会到我屋里坐坐，跟我说今天送了多少件，遇到什么奇葩客户，哪个小区保安不让他进。阿辉不爱说话，但心细，看我灯泡坏了，不用我说，第二天就给我换了。小杰最小，也最黏人，有时候回来早，就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我给他盖条毯子，他也不醒。

那几年，他们仨就这么住着。房租一直是九百，我没涨过。阿强提过好几次，说“阿姨，现在外面房租都涨了，我们也不能老占你便宜”。我说“涨什么涨，我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你们来了我还热闹些，我谢谢你们还来不及呢”。阿强说“那不行，我们得给”。我说“那你们就好好干，早点攒够钱，娶媳妇买房子，到时候再说”。

其实我退休金够用，每个月四千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老伴走的时候留了一笔钱，儿子也时不时给我汇。我不缺钱。我缺的是人气。他们仨住进来以后，家里有了烟火气。厨房里有人做饭了，客厅里有人说话了，阳台上晾着工服了。有时候我坐在房间里改作业本，听见他们在外面笑，心里就觉得踏实。

有一年冬天，小杰生病了，发高烧，烧到四十度。阿强和阿辉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不去，说医院贵，睡一觉就好了。我摸了摸他额头，烫得吓人。我说“不行，必须去”。小杰说“阿姨，我真没事”。我发了脾气，说“你在我这儿住着，我就得管你。你要是不去，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你妈”。小杰怕了，乖乖跟着去了。在医院挂了三天水，花了八百多。阿强出的钱，我说“这钱我出”。阿强说“阿姨，不能让你出，我们自己的事”。我说“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后来我偷偷把钱塞给了阿辉，让他还给阿强。阿辉不肯，我说“你要是不拿，我就生气了”。阿辉拿了，眼睛红红的。

二零一八年，阿强谈了对象，说要搬出去住。我说“好事啊，去吧，好好过日子”。他搬走那天，给我磕了个头，我说“你这孩子，干什么呢”。他说“阿姨，你对我好，我一辈子记着”。我给了他一个红包，他说什么也不要。我说“拿着，这是规矩”。他拿了，眼泪掉下来了。他走以后，那个房间空了一阵子。后来阿辉的一个老乡搬进来，也是送快递的，叫小刘，河南人，话多，爱笑，家里又热闹起来了。

二零二零年，疫情来了。他们仨都闲下来了，快递少了，有时候一天才送几十件。我让他们别出门，他们说“不行啊阿姨，快递不能停，人家等着呢”。他们每天戴着口罩出去，回来的时候一身汗，进门先洗手，洗完了才敢坐。那段时间我天天给他们煮凉茶，怕他们中暑。阿辉说“阿姨，你比我们公司领导还关心我们”。我说“你们是给我交房租的，我把你们累坏了，谁给我交房租”。他们都笑了。

阿辉是二零二二年走的。他攒够了钱，回老家开了一个小超市，不送快递了。走之前他跟我说“阿姨，我以后要是来广州，还来看你”。我说“你来不来都行，好好过日子”。他走以后，又来了一个孩子，叫小周，江西人，二十一岁，刚入行。我跟他说“送快递辛苦，你要有心理准备”。他说“阿姨，我不怕辛苦，我怕没钱”。我说“那你好好干，阿姨这儿房租便宜，你能攒下钱”。

去年，广州的房租涨得厉害。我这套房子，同户型的一个月能租五千多。邻居张姨跟我说“玉兰，你也涨涨吧，你租那么便宜，图什么？”我说“我不图什么，我就图个心安”。张姨说“你心是安了，你亏了多少钱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可我要是涨了，他们就得搬走，搬走了我又一个人了。我一个人守着这么多钱，有什么意思？”

张姨不说话了。后来她跟别人说，陈老师是个傻子。我听了笑笑，没往心里去。

今年是第九年了。阿强早就搬走了，偶尔打电话来，说“阿姨，你身体好不好”。阿辉在老家开了两家超市，去年给我寄了一箱特产，我分给邻居吃了。小杰还在广州，换了个快递公司，已经做到站长了，手底下管着十几个人。他偶尔来看我，每次来都提东西，我说“别提了，我吃不完”。他说“阿姨，你吃不完就分给邻居，反正我得提”。

小刘还在，已经送了六年了，从二十出头送到了快三十。他媳妇也送快递，两个人一个月能挣一万多。他们去年生了个儿子，放在老家让老人带。我说“你们不想孩子吗？”小刘说“想啊，可有什么办法呢。多挣点钱，以后把他接过来”。我说“你们好好攒，我这儿房租不涨，你们能多攒点”。小刘说“阿姨，你对我们太好了”。我说“我对我自己也好，你们住着，我高兴”。

昨天晚上，小刘回来得早，坐在客厅里跟我看电视。电视里在放一个节目，说广州房价又涨了。小刘看了一眼，说“阿姨，你这房子现在值好几百万了吧？”我说“差不多吧”。他说“那你要是卖了，够你花一辈子了”。我说“卖了干什么？我卖了住哪儿？”他说“你可以去住养老院啊，高档的”。我说“我不去，我就在这儿住着”。他说“那你百年以后呢？”我说“百年以后再说百年以后的事，我现在还活着呢”。

他笑了，我也笑了。笑完了，他说“阿姨，我下个月想把我媳妇也接过来一起住，行不行？”我说“行啊，怎么不行，那间房空着也是空着”。他说“那房租……”我说“还是九百，你们两个人也是九百”。他说“那不行，两个人水电用得多”。我说“水电你们自己算，房租不变”。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后来低下头，说了一句“阿姨，你真是好人”。

我不是好人。我只是知道，人活着，不能光算钱。钱算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老伴走的时候跟我说，玉兰，你以后一个人了，别太省，该吃吃该喝喝，别委屈自己。我说“你呢？”他说“我走了以后，你要是觉得孤单，就找几个年轻人来住，热闹”。我那时候哭得不行，说“你别说这些”。他笑了笑，说“我说真的”。

老伴走了七年了，他走之前说的那些话，我都照着做了。我一个人住着，没委屈自己。我把房子租给这些送快递的孩子，他们没地方住，我没伴儿，谁也没吃亏。他们叫我阿姨，有时候叫我陈老师，有时候叫我老妈子，我都应。他们给我修灯泡，给我搬重物，陪我说话，过年的时候给我包饺子。我给他们留门，给他们煮凉茶，给他们省房租。这不是施舍，这是交换。我用我的房子，换他们的陪伴。他们用他们的青春，换我的安心。谁也不欠谁。

昨天晚上，小刘跟我说“阿姨，我下个月接我媳妇来，到时候我们请你吃饭”。我说“行，我要吃湖南菜”。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湖南的？”我说“你天天吃辣椒，当我闻不出来？”他笑了，说“阿姨，你鼻子真灵”。我说“我教了四十年书，什么学生没见过”。

说完我就回屋了。我坐在床上，看着窗外。广州的晚上很亮，霓虹灯一闪一闪的。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刚搬来的时候，这附近还是一片老房子，晚上黑乎乎的，连路灯都没有。现在到处都是高楼，亮堂堂的，跟白天一样。可我越来越老了，不知道还能看着这些亮堂堂的灯多久。

不过没关系。只要我还活着，这房子就不涨租。只要我还能动，就给这些孩子留一盏灯。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在广州没有家，我能给他们一个落脚的地方，让他们下了班能洗个热水澡，吃口热饭，睡个安稳觉。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值。

九年了，我什么都没涨。房租没涨，人心也没涨。我还是那个陈玉兰，还是那个一个人住着三室一厅的老太太。可我又不是一个人了。我有小刘，有小刘媳妇，有小周，有阿强阿辉小杰。他们走了又来，来了又走，但这个家里一直有人。有人气，有笑声，有快递服晾在阳台上，有辣椒味从厨房飘出来。这就是我的日子。

我觉得挺好。真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