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村里那个被摘了帽的老头，回家第一件事是给爹娘上坟。

1979年，村里那个被摘了帽的老头，回家第一件事是给爹娘上坟。

这事发生在豫东一个叫柳河屯的村子。老头叫周德顺，五十二岁，回来那天是腊月二十二，天阴着，风刮得人脸疼。他背着一个铺盖卷，从公社方向走回来，脚上的棉鞋破了个口，露出里面的旧棉花。村里人看见他，有的点头，有的扭头，有的站在门口看。周德顺谁也不看，一直走到村东头那两间土坯房前，站住了。

那房子是他爹娘留下的。土墙裂了缝，屋顶的草烂了一半，门板歪着，院子里长满了枯草。周德顺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然后推门进去。屋里空荡荡的，灶台塌了半边，炕上只剩一张破席。他把铺盖卷放在炕上，坐下来，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布包里是两张纸，一张是摘帽通知，一张是爹娘的坟地位置。他把两张纸摊在膝盖上，看了很久。

周德顺是1957年被划成右派的。那年他三十岁，在县中学教语文。他写了一篇文章，说农民种地不能光靠喊口号，得看天时地利。文章登在地区报纸上，后来被人揪出来，说他反对农业政策。他被撤了职，送到农场劳动。走的那天，他爹送到村口，说，德顺，你啥时候回来。他说，爹，你等着，我很快回来。他爹没等到。1960年冬天，他爹饿死了。他娘隔了两年，也走了。周德顺在农场接到信，蹲在地上哭了一夜。第二天照样下地干活。

二十二年。周德顺在农场待了二十二年。他种过地、喂过猪、烧过砖、修过路。他的背驼了，头发白了，手上的茧子厚得像树皮。他不跟人说话，也不跟家里写信。他以为这辈子就搁在农场了。没想到，1979年春天，农场开会，宣布给他摘帽。他站在人群里，听着念他的名字，腿有点软。散会以后，他回到宿舍，坐在床沿上，半天没动。同屋的人问他，老周，你咋了。他说，没事。那天晚上，他没睡着。

摘帽以后，农场给他开了证明，让他回原籍。他收拾东西，发现没什么可收拾的。一床铺盖，几件旧衣服，一个搪瓷缸子。他把这些东西塞进一个麻袋，扛着去了车站。坐了三天火车，两天汽车，又走了十几里土路，才回到柳河屯。

回村第二天，周德顺去了爹娘的坟上。坟在村后的河坡上，两个土包，长满了野草。他跪下来，用手拔草。草根扎得深，他拔不动，就用指甲抠。抠着抠着，眼泪掉下来了。他说，爹，娘，我回来了。他说，我回来晚了。他说，你们别怪我。

他在坟前坐了一下午。天快黑的时候，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往回走。走到村口，碰见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盯着他看了半天，说，你是德顺。周德顺说，是我。老太太说，你回来了。周德顺说，回来了。老太太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她说着，眼圈红了。周德顺认得她，是村西头的刘婶，他小时候，刘婶给他做过鞋。

周德顺回到那两间土坯房，开始收拾。他把灶台垒起来，把屋顶的草换了，把门板修好。村里人看他一个人忙活，有的过来搭把手，有的站在旁边看。周德顺不让人帮忙，说自己能行。他干了一个月，房子能住人了。他又去镇上买了锅碗瓢盆，买了米面油盐。他开始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自己过日子。

村里有个叫赵广才的，跟周德顺年纪差不多，小时候一起念过书。赵广才来找他，说，德顺，你这些年，咋过的。周德顺说，就那么过的。赵广才说，你恨不恨。周德顺说，恨谁。赵广才说，恨那些整你的人。周德顺沉默了一会儿，说，恨不动了。赵广才说，你心真大。周德顺说，不是心大，是没力气了。

周德顺后来在村里小学找了个活，代课。他教语文，教得认真。孩子们喜欢他，说他讲课有意思。校长问他，你以前教过书。周德顺说，教过。校长说，在哪儿。周德顺说，在县中学。校长愣了一下，没再问。

周德顺教了三年书，后来身体不行了，就不教了。他在家种了点菜，养了几只鸡。日子过得清淡，但他知足。他说，能回来，能站在爹娘坟前，能听见村里人说话，就够了。

有一回，赵广才问他，你后悔不。周德顺说，后悔啥。赵广才说，后悔写那篇文章。周德顺想了想，说，不后悔。赵广才说，为啥。周德顺说，我说的没错。赵广才说，可你搭进去二十多年。周德顺说，是搭进去了。可我要是不写，我这辈子都不踏实。

周德顺1985年冬天走的。走的时候，身边没人。村里人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凉了。他躺在炕上，盖着那床旧被子，脸上很平静。他枕头底下压着两张纸，一张是摘帽通知，一张是爹娘的坟地位置。两样东西，他一直留着。

村里人把他埋在爹娘旁边。下葬那天，来了不少人。赵广才站在坟前，说，德顺，你回来了。他说，你好好歇着吧。

后来村里人说起周德顺，有人说他命苦，有人说他犟。也有人说，他那二十多年，没白过。他回来那几年，教了不少孩子。那些孩子现在有的在县城，有的在省城，有的还在村里。他们记得周老师，记得他讲课时候的样子，记得他说过的话。

柳河屯的河坡上，三个土包并排立着。左边是周德顺的爹，右边是他娘，中间是他。坟上的草，一年比一年高。风吹过来，草叶子沙沙响。村里人路过，有时候会站一会儿，不说话，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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