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不赞同辅导员入驻学生宿舍同吃住？

最近教育部下发了一个指导性文件，《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提质增效指南（2026年修订版）》，要明确提出建立辅导员入驻学生社区机制，推进辅导员在学生社区与学生同吃、同住、同生活。

从功能的角度来说，辅导员和学生同吃同吃同生活，一方面是能够彰显辅导员与学生的平等（“同吃同住同劳动”是革命时期的话语，“同吃同住同生活”），另外还能够强调政治教育，一旦学生“出了什么事”，发生了安全问题，辅导员能第一时间去解决，这无疑是好事啊。

但是无论是从大学生还是从辅导员的角度，辅导员和学生同住同生活，是不合理的。

大学生是“不能为自己负责”的，需要时时刻刻被管起来的客体，还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能为自己的选择和生活负责的成年人呢？

我的观点偏向中间，青年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大学生处在“受保护的未成年人”和“独立自主的成年人”中间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也可被称为“成年初显期”。

正是因为大学作为年轻人社会化机构的角色，需要开放和包容的环境，通过自我管理和学生自治来培养公民意识与责任感。如果把学生始终当作需要被管的对象，反而会抑制大学生自发承担责任的动力。因为生活上的被管理本身就传递了大学生还没有能力为自己负责的信号。

让我举一些例子吧，你和同学们住在宿舍里，肯定是不希望有负责监管的辅导员住在学校宿舍时刻盯着我们的（我不反对监控，监控是工具而不是人）。平时出去上课和实习是紧张的，宿舍是一个放松的居住的空间。从拟剧论的角度来看，前台是展示自我、遵守规范、维护社会形象的空间。对大学生来说，课堂和实习单位乃至与导师交流，都是高度紧张的前台。而后台是表演者卸下伪装，可以休息放松和恢复能量的空间。人们在后台可以展现不体面、脆弱或真实的一面，而不需要维持前台的完美人设。

宿舍，正是大学生在校园中唯一的“后台”和狭小的私人空间。它是从紧张的社会化前台退隐下来休息的庇护所。

辅导员在高校体制中既是规则执行者，又是掌控奖学金、评优、甚至入党推荐等前台资源的“评价者”。当这样的角色常驻宿舍区，意味着观众强行侵入后台。由于无法预测管理者何时出现，学生必须在宿舍里也保持某种“被规训”的状态，这导致作为学生宿舍的后台变成了另一个前台。

辅导员住在学生宿舍，学生很累，要在随时可能出现的辅导员面前表演，辅导员自然也不舒服。

那么，你可能会问，那学生出了事，该谁来负责呢？学生嘛，不管管不拴起来怎么行！

这就涉及到大学的功能的问题了。初中和高中的学生都是未成年人，初高中实际上代行了部分监护职责。但上大学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大学的职责可不是给家长看孩子的。

大学生进入大学，实际上是和大学签订了一个社会契约，这份契约并非是无限连带责任的。学生通过志愿填报与录取入学表达对学校规则的认同，学校通过录取行为承诺提供相应的教育与服务，双方建立了双向约束的契约关系。正如洛克在社会契约论中所阐述的，个体为了获得公共秩序与保护，会向治理机构让渡部分自由，但同时保留核心的自然权利。学生与大学的契约同样遵循这一逻辑：

学生为了维持公共生活秩序，同意遵守宿舍作息、禁拆违章电器等合理的公共规则。而大学则相应的提供合格的教学、生活设施、安全保障等服务。

因此大学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大学尽到校内设施和其他安全保障义务的前提下，学生因个人决策造成的后果（如在危险海域下水游泳、参加高风险运动等等），应由大学生作为成年人责任自负，而不是让大学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而在“无限责任”下的大学管理中，越是严密管控，学生就越缺乏自我风险管理的能力；一旦脱离管控发生意外，外界又会反过来质问“学校为什么没管住”，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样逼迫大学扮演超大型监护人的角色，结果是学校累不堪言，学生失去了成熟的机会。

当然了，且让我们也站在辅导员的角度思考一下。辅导员同样也是成年人，同样也需要自己的生活。辅导员是一份工作，和市面上许许多多其他的工作一样，都是做一份工，赚一份钱的。工作赚钱是为了生活，在下班之后的休息时间，除非特别紧急的安全事件，我们并不期望工作的内容入侵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总而言之，我们并不期待任何一个人为了工作而牺牲自己的生活。

我们的学生宿舍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一般的大学宿舍都是四人间或者六人间、甚至是八人间。一个和他人合住的狭小空间，是无时无刻需要和人进行社交的。制度要求辅导员“住在学校、常态化深入宿舍”，实际上是辅导员被强行安插为监控者，却也同时成为了这个高密度空间里的被困者。

在这一过程中，辅导员同样也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处在应对工作的状态。可我们的辅导员也有自己的家庭，可能也有自己的孩子去照顾，也会有自己的私生活。辅导员作为劳动者的的休息权与家庭生活空间也需要被尊重。

在大学里，教授和辅导员要以身作则，只有教授和辅导员是一个心理健全、人格完善的负责任的成年人，学生才能在与教授和辅导员这些模范的互动中习得，如何与他人和社会建立健康且有界限的契约关系。

辅导员与学生“同吃同住同生活”，表面看上去平等且能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治理。但结果可能是，一个在几人合居的狭小空间里极度渴望私密“后台”的学生群体，与一个被无限安全责任绑定、同样被剥夺了家庭生活与下班自由，同样失去了“后台”的辅导员群体，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相互对峙、相互消耗。

尊重辅导员的下班自由，就是尊重学生的成熟空间；把辅导员从无限责任中解脱出来，才是将大学生视为独立成年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