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2年，湖北黄安县徐家河村，红军干部徐花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院门破旧，灶台冷清，迎接他的只有裹着小脚的母亲石顺香。母子相见没有喜悦太久，因为徐花奎很快就要返回前线。
两年未见，家中早已变了模样。父亲病逝，弟弟妹妹也在战乱中遇害，原本热闹的一家人，只剩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徐花奎参加革命后改名徐深吉。此时，他已经是红军部队的副团长，部队正在七里坪、古峰岭一带准备作战。团长特意准了他的假，让他回家看望父母。
起初，徐深吉并不愿意离开部队。战事紧张，前线随时可能开打，他担心这一走便赶不上战斗。可想到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又孤苦无依，他还是踏上了回乡的路。
“娘，我得走了，前面要打仗。”
石顺香替他理了理衣襟，强忍着眼泪说：“你只管去，娘等你回来。”
临别时，徐深吉跪在母亲面前，重重磕了三个头。石顺香没有来得及给儿子做一顿饭，只能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山路尽头。
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分别竟持续了17年。
古峰岭战斗中，徐深吉负伤倒地，随后被转送到后方救治。由于战场混乱，他与原部队失去联系，战友无法确认他的生死，部队转移后，牺牲的消息便传回了黄安老家。
对当时的石顺香来说，这个消息几乎没有怀疑的余地。交通阻隔，通信困难，战场遗体又难以辨认。一个负伤失联的红军干部，很容易被家乡认定为已经牺牲。
她带着香烛和纸钱，拖着一双小脚走到古峰岭。战斗早已结束，尸体也被清理，但她不知道儿子倒在何处，只能寻了一处地方祭拜。
“花奎，娘来看你了。”
此后多年，每逢清明，她都会前往古峰岭。她祭拜的并不是一座真正的坟墓，而是一个无法确认的位置。那片山岭，成了她寄托思念的地方。
徐深吉并没有死在古峰岭。伤势稍有好转后，他重新寻找部队，继续参加革命。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长期辗转各地，身上多次负伤，也曾因病到后方休养。
有意思的是，他并非没有设法寻找母亲。战争年代，部队不断转移，书信很难准确送达。他曾托人打听，也写信寄回故乡，但石顺香始终没有收到。母亲以为儿子已经牺牲，儿子则不知道母亲是否还活着。
抗日战争时期，徐深吉参加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后来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校长。抗战胜利后，他又投入解放战争。长期的作战和劳累，使他的旧伤反复发作，却始终没有真正离开战斗岗位。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徐深吉已在北京工作。全国局势稳定下来，他终于有条件重新查找母亲的下落。为了避免惊动地方，他只派警卫员先回黄安打听。
1949年冬，村里来了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他向乡亲询问石顺香的住处，大家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村民们只知道她是石大娘，很少有人直呼其名。
当警卫员说明来意后，人群顿时安静下来。
“徐首长让我接母亲去北京。”
有人迟疑着说：“石大娘的儿子不是早就牺牲了吗？”
警卫员没有争辩，只请求带他去见人。破旧老屋前，石顺香坐在门边，听清“徐深吉”三个字后，神情突然变了。这个名字，正是儿子参军后使用的名字。
警卫员把信交给她。石顺香颤抖着拆开信封，刚看了几行，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下来。字迹不会错，写信的人确实是她的儿子。她守了17年的“亡魂”，原来一直活在世上。
前往北京的路上，石顺香不断询问儿子的情况。她想知道徐深吉这些年去了哪里，打过哪些仗，身上有没有留下伤。警卫员了解有限，只能告诉她，徐首长一直惦记着老母亲。
火车抵达北京后，徐深吉早早守在车站。人群中，母子二人很快认出了彼此。一个已从青年变成饱经战火的将领，一个则从中年妇人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
石顺香抚摸着儿子的脸，问起那些年为何没有来信。徐深吉听说母亲年年到古峰岭祭拜自己，久久说不出话。战争造成的失散，并非一句解释就能弥补，但这场迟到了17年的相见，终于让母亲确认儿子还活着。
徐深吉后来担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那枚军功章背后，不仅有战场上的经历，也压着一个母亲17年的误解与等待。
2000年，徐深吉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临终前，他留下遗愿，要求一切从简，不举行复杂仪式，并提出将遗体用于医学研究。对于这位从黄麻起义走出来的老红军而言，母亲终于等到了儿子，而那封迟到17年的家书，也成为两代人共同经历的战争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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