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只有14岁！“红军洞”中的烈士遗骸，揭开一段悲壮历史

无人机拍摄的“红军洞”烈士遗骸安葬仪式现场。（图片来源：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供图）

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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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的清明节

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90岁的白品柱带着菊花上山了

从山路到土路再到公路

这条路，他走了80年

先是母亲王福英牵着他走

后来是他一个人走

再后来是儿子陪他走

现在是祖孙三代一起走

路的尽头是一个“红军烈士洞”

（下文简称为“红军洞”）

现在已在原址扩建修成了烈士陵园

……

纵身跳洞的红军战士

白品柱这份坚守的起点，藏在一对银耳环里。他记得，这对银耳环是一位长征中的红军战士送的，母亲曾用布一层层包好耳环，妥帖地收进一个铁盒子里。1975年，听闻国家向全社会征集长征革命文物，她没有丝毫犹豫，取出珍藏了40年的银耳环，捐给了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博物馆。

王福英与这名战士仅有一面之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也不知晓他来自哪里。可这份情谊却延续了90多年，传承了四代人。

1945年，白品柱9岁。抗日战争胜利那天，王福英带着白品柱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在一个葫芦口形状的山洞前停了下来。从洞口往下望，深不见底，洞口周围长满了野草，稍有不慎就可能失足坠落。9岁的白品柱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带他来一个这么危险的地方。

王福英告诉他：“这是个落水洞，又叫‘红军洞’。这个洞里埋葬着多名英勇就义的红军烈士。我要跟你讲讲他们的故事，你要牢牢记住，每年为他们上香祭拜。”

1935年5月，红军长征途经禄劝县九龙镇一带时，村里乡绅土豪惧怕红军，四处散播红军欺压百姓的谣言，不少村民受了蒙骗，纷纷躲进山里。那年王福英35岁，胆大心细的她没躲，同时发现红军与她此前见过的军阀并不相同：他们不仅没有欺压百姓，还把地主的粮食分给百姓，谁家穷就多分些。村里有几名妇女因帮红军缝补粮袋，还收到了衣服和粮食作为谢礼。红军在王福英的村里仅停留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要赶路。

临别时，王福英用扁担挑水，招呼战士们喝口水再走。一名红军干部见她衣衫破旧，光着脚一遍遍为红军送水，心里很感动，便拿出一对银耳环硬塞到她手里，说：“大嫂，这是我们打土豪缴来的，你收下它，换成钱，补贴点家用吧。”说完，他便大步追赶部队去了。

那时候，王福英还不清楚这些战士们曾经经历过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踏上的是一条名为“长征”的极尽艰辛之路。但她知道，这些战士个顶个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这支军队是“穷人的军队，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

红军在禄劝县停留的时间不算长，可他们的故事早已传遍各个村落，其中“红军洞”是较出名的故事之一。

同样在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长征途经九龙镇时，留下了一批伤势较为严重的战士，并把他们秘密安置在当地老百姓的家中养伤。红三军团走后，国民党区长李瑞庭带人挨家挨户搜查红军伤员，王其英、王有龙、王正帮、朱光荣、傅光林、林开心等红军战士不幸被搜出，并被关押进区公所文昌宫。面对严刑拷打，红军战士们坚贞不屈。他们的不屈精神惹恼了李瑞庭，他先是强迫5名年龄较小的红军战士留在当地做苦力，然后决定将剩下的战士在落水洞处死。

1935年5月6日，这些战士被武装押出文昌宫。有村民看见，当时的红军仅穿单衣和短裤，伤痕累累。翻过2个山头，走了3公里的路，他们从文昌宫来到落水洞。到了落水洞口，李瑞庭等人用石头测了测洞穴深浅，发现很深后，便命人把红军战士押解过来，站成一排，准备把他们推下洞去。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红军战士并不发怵，而是大声说：“不要推，我们自己来。”随后，他们高呼着“打倒土豪劣绅！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一个接一个纵身跳下，英勇就义。

在红军战士跳下落水洞后，李瑞庭怕他们死得不够彻底，还命人多次从洞口砸下石块。

红军战士大无畏的精神感染了周边的很多村民，没过多久，“红军洞”的故事便传遍了九龙镇的每个村落。受到红军精神的感召，王福英的村里有6人决定加入红军的队伍，其中包括白品柱的舅舅。

深入“红军洞”

“红军洞”的故事经由当时的村民们口口相传，可到底有多少位战士在红军洞牺牲、他们生前究竟遭遇了什么、他们是怎样的人、牺牲时多少岁……没有人知道。

想获得准确的答案，必须深入“红军洞”，打捞出烈士们的遗骸，再进行科学的分类、检测和鉴定，还原这些烈士们的身份。

根据前期专业技术人员对红军洞的勘测，“红军洞”洞体复杂，垂直高差近百米，洞口狭小，在洞口往下30米处有斜向转折，洞腔宽度最窄处仅有0.65米。洞底面积为50平方米，被大量乱石、沙土掩埋，且呈大斜坡状。“红军洞”地处小江断裂带上，洞体结构不稳定，一旦遇到强震，极有可能坍塌。此外，雨季时，地下河水也会倒灌入洞内，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积水；即使在旱季，周围山体的水也会汇集渗透入洞，非常不利于打捞工作的开展。

但再艰难的事，总需有人带头去做。2021年9月初，禄劝县检察院在开展“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监督行动”中发现“红军洞”保护的相关线索。

禄劝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怀智介绍，经调查核实，“红军洞”自1981年起先后被列为县级、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长期管护薄弱，存在保护设施围栏破损，文物保护标志碑、说明碑设置不符合规范；洞内遇害红军烈士遗骸零散掩埋，相关文史资料留存不足；文物保护范围内出现明火隐患，周边环境杂乱等问题。禄劝县检察院查明，该县相关行政职能部门依法承担这处烈士纪念设施与文物的保护管理职责，相关保护工作未能落实到位。

2021年9月30日，为更好地开展“红军洞”保护工作，禄劝县检察院对该县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多方协同处置：妥善安置洞内烈士遗骸，落实烈士纪念设施管护；整改保护设施破损、标识碑设置不规范等问题；落实属地责任，做好日常管护、环境整治与文物保护宣传。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迅速推进“红军洞”专项保护工作。相关部门邀请检察机关共同召集多家单位研讨整改提升方案并落地实施，常态化开展文物安全巡查；当地镇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配合主管部门推进各项工作，并反馈整改进展。

除此之外，“红军洞”专项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发掘出红军烈士们的遗骸，为他们安葬立碑，并希望能通过找寻到的蛛丝马迹，确认这些烈士们的身份，为他们寻找到尚在世的亲人。

2022年5月，经过长达半年的前期筹备，在参考了人类学、考古学、法医学等多方专家的意见后，“红军洞”挖掘方案正式确定。5月6日，禄劝县正式启动“红军洞”烈士遗骸的搜寻与鉴定工作。

历史的无声证人

参与“红军洞”搜寻行动的，有昆明蓝天救援队300多名志愿者，有禄劝县检察院、公安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代表，还有昆明市考古实验室、刑事科学研究所、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李法军团队的多名专家。

经过一个月的发掘，有671块骸骨被挖出。昆明蓝天救援队队长李幸福说：“这是我们蓝天救援队有史以来做过的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遗憾的是，历经80余年的沉寂，许多骨骼被乱石和沙土掩埋，有些风化或断裂，但专家团队仍从中找到了很多重要信息。

遗骸出土后，被送往中山大学的李法军团队。他们综合采用考古埋藏学、考古地层学、生物考古学、法医人类学、分子遗传学（DNA鉴定技术）与碳-14测年等方法，对遗骸进行了系统性的科学研究后，最终得出结论：红军洞中的遗骸分属21例个体。综合科学研究结果和公认的党史研究文件，可以确定“红军洞”内特定层位所出土的人类遗骸，就是当年被残害的红军烈士遗骸。

令人痛心的是，在这些遗骸之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最年长的50岁。他们生前大多长期营养不良，骨骼发育瘦弱，砍创痕和骨膜炎出现率较高。

在此之前，“红军洞”的故事更多留存于村民的口口相传、地方党史文献的记载之中。而遗骸的发掘和鉴定，让这段苦难的历史有了更扎实的科学依据。

忠骨归青山

2023年5月6日，21具红军烈士遗骸的安葬仪式在九龙镇“红军洞”遗址举行。时隔88年，这些在落水洞里英勇牺牲的战士们不再是没有归处的孤魂，而是有碑、有墓，可供后人追思凭吊的忠魂。在烈士陵园深处，立起了一座红军烈士纪念碑，底座宽5.6米，是为了让大家铭记红军被残害的日子；碑高19.35米，记录着红军战士们在1935年经过禄劝。

禄劝县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李勇珍说，从2021年至今，该院通过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推动红军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合墓及单墓、牌坊、题字碑、纪念广场、步道建设完成，牺牲在“红军洞”的21名红军烈士及牺牲在长征路上的5名红军烈士遗骸已集中安葬至新落成的九龙红军烈士洞烈士陵园。现阶段，禄劝县正面向社会征集烈士遗物与英雄事迹，推动烈士陵园纪念馆的建设和布展。

然而，即便完成了对烈士遗骸的DNA鉴定，为这些无名英雄们寻亲的工作依然困难重重。长征时期，很多战士的年纪尚小，生前并未留下后代；长征距今已有90多年，可民间并没有可供大规模比对的亲属基因库；再加上遗传DNA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官方的基因数据库有严格的保密管理制度……自2022年打捞出遗骸后，当地相关部门从未停止为烈士寻亲的脚步，只是这项工作浩大艰难，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结果。

烈士下葬那天，白品柱也去了。举行仪式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舅舅，那个追随红军而去，踏上长征之路的舅舅，那个仅在1944年从战区寄回一封信报平安后再无音讯的舅舅。舅舅寄信的地区是战事最激烈的地方，“没有音讯”或许是最好的消息。“要是有一天，舅舅也能像这些战士一样，在异乡被找到尸骨，回到家乡风光安葬就好了。”

让记者意外的是，白品柱与“红军洞”的缘分不止于那副银耳环。1981年，白品柱调到禄劝县检察院担任副检察长。彼时，他心里便搁着一桩大事：修通通往“红军洞”的山路。

当时，县里仅拨付1万元经费，余下全靠众人出力。工作之余，白品柱和乡亲们一锤一凿，整整耗时3年，硬是把上山的路修了出来。

已退休近30年的他不曾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再一次跟禄劝县检察院紧密相连——禄劝县检察院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以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推动“红军洞”的专项保护，促成烈士遗骸的打捞发掘，让红军烈士们得以安葬立碑，完成了白品柱未尽的心愿。

白品柱一直说：“我要把红军的故事一直讲下去，我讲不动了，就让我的儿子讲，儿子讲不动了，就交给我的孙子讲。”在父亲的影响下，白品柱的儿子年轻时便参军了，退役后在老家工作，只要有时间，他就会跟父亲一起去“红军洞”，义务讲解红军故事。现在，白品柱的孙子也成了一名人民警察，因工作繁忙，3年来只回家了2次。每次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红军洞”，给烈士们上香……

为了更好留存红军故事，在85岁那年，白品柱决定将家乡禄劝县兆乌村的红色故事编纂成书。他奔走于田野村头一家家走访，还一遍遍翻看地方文史书籍，探访荒郊的墓碑，从斑驳的碑刻文字中挖掘线索，核对史实。

2025年，白品柱所著村史《兆乌村史——红色文化村》终于编纂完成。在前言中，他这样写道：“兆乌村的这块热土上有红军战士留下的斑斑血迹，这是一片红军战士用鲜血染红的土地。我怕，我走后，后人会把它忘掉，我怕后人只能从教科书中去寻找红军长征的足迹。我虽然年事已高，但我的精神还能支持我的躯体，我意识很清楚，在我的余生要把这段真实的故事记录下来，也许作品的完成能让我的心平静一些……（因为我们）铭记先烈不是沉湎过往，而是要传承他们的赤子之心与奋进之力。”

为烈士寻亲，没有“值不值得”之说

文｜方圆记者 涂思敏

昆明蓝天救援队下落水洞搜寻红军烈士遗骸现场。（图片来源：昆明蓝天救援队供图）

2026年8月底，为采访“红军洞”故事，我来到了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一个民风淳朴、山高谷深的少数民族聚集区。

在采访中我了解到，为了从垂直高差近百米的溶洞里打捞出红军烈士遗骸，有这样一群人，在空气稀薄、光线昏暗的洞底连续工作了一个月。这些人并非专职人员，而是来自昆明蓝天救援队的一支民间救援力量。他们自费前往，不拿报酬。有人住在车程几个小时外的县市，有人平日里要上班，只能向单位请假前往，还有人因为在洞内作业受伤，住进了医院。

听昆明蓝天救援队队长李幸福讲述当年下洞的情景时，我下意识地问了个问题：“这样做，值得吗？”可话一出口，我又为自己会有这样的念头而感到羞愧。

李幸福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我先给你讲个人。”蓝天救援队里有个叫李张良的队员，30多岁，平日里寡言少语。在洞内作业时，他的一根手指被钢丝绳压断，直接切断了一截。送往医院后，医生说：“送得晚了，断指接不上了。”在医院住了3天，李张良又跑回“红军洞”现场，因为“大家都在努力，我不能闲着，做做后勤也是好的”。

“你觉得对他来说，做这件事值得吗？”李幸福问，然后建议我去采访李张良本人。

刚联系上李张良的时候，他说他很忙，采访时间改了好几次。后来我才知道，他口中的“忙”到底意味着什么。原来，“红军洞”打捞红军烈士遗骸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李张良的人生。从洞里出来后，他辞去了原来的工作，把更多时间投入为烈士寻亲上。起初，他主要在云南各地寻找无人祭扫的烈士墓；后来，随着线索越来越多，他的寻访范围也从云南扩展到了外省，甚至还去了老挝。

李张良寻找的这些烈士大多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其他战争中牺牲后被埋葬在当地的。他们的墓无人祭扫、无人凭吊，碑文大多已被风化侵蚀，他们的亲属大多也不知道这些墓的存在。所以，只要有线索，他都会尽量赶过去：拍视频，清理墓碑，发抖音和视频号，再把各处汇总到的包括烈士姓名、出生年月、牺牲时间、牺牲地点、部队番号在内的信息发到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群里。

从2022年至今，李张良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数千条视频，为400多名烈士找到了亲人。

为了做这件事，李张良把以前攒下的十几万元积蓄几乎都投了进去。为烈士寻亲路上，油费、过路费、食宿费，每一笔都是不小的开销。比如，去一趟西双版纳，光过路费就要2000多元，来回一趟总花销1万元是常事。他说，2个孩子要上学，经济压力不小，远的地方暂时去不了。但只要收到网友发来一句“我们村里也有烈士墓，你能过来看看吗”，他还是忍不住赶过去。

在电话里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李张良刚从山上下来，去祭奠一位他帮忙找到了亲人的烈士——这是他的习惯，平时只要开车经过有烈士墓的地方，他都要上去看看，带点酒、买束花，因为“下次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路过”。

让李张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寻亲，是帮一名河南的律师找到了亲人的烈士墓。这名律师到云南找了3次，但因树林茂密、地形复杂，他每次都错过了。本以为这件事会成为终生的遗憾，没想到李张良接手后，根据线索一点点核对碑文、地形和村庄位置，最终帮他找到了亲人的墓碑。律师把亲人的遗骸接回河南，安葬在当地的烈士陵园里。

和我讲这些故事时，李张良语气很平和，说自己不爱表达，说不出什么漂亮的感言。但在他发布的寻亲视频里，我看到了他的另外一面：热心、耐心，在镜头前一遍遍念出碑文，不厌其烦回复每一条评论和私信，生怕漏掉一个烈士寻亲线索。

李张良，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替烈士寻亲的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赣南出发北上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在赣州10万余名在册烈士中，有4万余名的烈士证明书上仅标记“北上无音讯”，他们的牺牲史实、安葬地点、亲属信息大多随岁月流逝而模糊。

202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年，江西省赣州市发起了寻找“北上无音讯”英烈的公益活动，面向全社会寻找线索。依托这项公益活动，在众多志愿者的接续努力下，截至目前，已经帮13名烈士找到了亲人。

在采访李张良的时候，我没有再去问“值不值得”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我更多是在想：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花掉积蓄、跑遍山野，只为替一个陌生烈士找到亲人？也许并不是这件事太“不可思议”，而是我们平时太习惯用得失去衡量一切。

也许，正是因为更多像李张良这样的人的存在，让我们这些离“长征”已很远的年轻人开始相信：红军的故事并不只停留在教科书上和主旋律电影里，它还在荒野山路上，在无名墓碑前，在一段段核对碑文的视频里，也在志愿者群里不断出现的线索里。它不会因为当年亲历者的离世而消失，反而因为有“李张良们”的参与而变得更加清晰，并成为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集体记忆。

虽然从“红军洞”发掘的21名烈士遗骸已下葬，但他们的亲人始终未曾寻到，这件事也成了李张良心中的一个遗憾。

就在发稿前几天，我得知了一个好消息：李张良与各地志愿者搜集到了当年21名“红军洞”烈士可能存在的寻亲线索。我把这个好消息转给了禄劝县检察院的检察官，现在，他们已联系上其中两名烈士的后人和DNA鉴定专家，正在逐级推进后续的工作。

前路或许漫长，但这条为烈士寻亲之路，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好消息”。

（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9月下）

本文杂志原标题：《烈士遗骸，终从深洞归青山》

编辑丨黄莎 肖玲燕设计丨刘岩

记者丨涂思敏

通讯员丨俎广浩 姚辰 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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