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殷国光 一个从无线电厂里出来的书记

一、他的底色

殷国光，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动力系。履历有一条极清楚的线：从车间里长出来的。

他由景德镇市无线电厂副厂长起步，历任市电子工业公司副经理、市体改委主任，1986年任副市长、市委常委，1990年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年当选市长，1994年3月接任市委书记并一度党政一肩挑，1995年4月起专任市委书记，至1998年9月离任。

这条线有两个含义。

一是他懂的是机器和账，不是窑火和釉色。动力系出身、无线电厂起家、电子公司管过摊子——这是标准的工业干部路径。而他接手的景德镇，偏偏是一座以手艺和名望立身的城：十大瓷厂还在，但订单在散；“瓷都”的牌子响遍天下，可定价权已经悄悄往广东、福建、潮州那边挪。让一个搞机电的人去管一座靠传统吃饭的城，这种错位说明了不少问题：他任内的重心，天然会落在改制、指标和体制上，而不是落在拉坯的手上。

二是他当过体改委主任。这一条比前面所有职务都关键。体改委是九十年代最苦最得罪人的部门——关厂、并厂、分流、卖资产、改身份，全从这里出方案。他后来能在瓷都干满四年多市委书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全市少数几个真懂“怎么把一家国营厂拆了还不让它炸”的人。

顺带说一句：1994年3月到1995年4月，他党政一肩挑。那一年多的景德镇，没有市长，市委书记兼着市长干活。这对一座财政紧绷的老城来说，意味着决策链条短到了极致，也意味着那段时间所有的签字，最后都落在他一个人头上。

二、1995年的景德镇是什么样子

要把这一年的账记清楚，先得看清这一年景德镇站在什么位置上。

它是“八五”收官之年，也是转轨最难的一年。 年初市委常委会提出“六个新跨越”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力争超过5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力争超过100亿元，财政收入力争超过5亿元，陶瓷出口力争超过3300万美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力争超过1500元，物价总指数控制在13%左右；同时部署抓好农副产品有效供给、工业主攻等八件大事。

这组数字值得单独看。六项指标，只有一项是陶瓷，而且是一项出口额。 其余五项全是总量、财政、农业、物价——也就是一个普通地级市的标准考题。这不是轻视陶瓷，恰恰相反：这说明当时的景德镇已经清醒到承认，单靠瓷器撑不起一座城的GDP了。 一个以瓷立名的城市，把年度目标写成这样，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注脚。

“景德镇精神”在这一年被正式提炼出来。 1995年10月，市委六届八次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团结拼搏、求真务实、奋力争先”十六字。这句话必须写清一件事：精神是在最难的时候才需要被提炼的。 一个产业还在上升期的城市，不需要口号；只有当老路子走不通、新路子还没探明的时候，才会把力气花在凝聚士气上。这十六个字不是成绩单，是动员令。

陶瓷出口3300万美元这个数，放在今天看很小。 但它当年是硬任务，是外汇，是十大瓷厂工人能不能拿到工资的问题。而这一年要面对的，是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彻底退出后，国营瓷厂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自己去找市场。阵痛不是修辞，是下岗名单。

三、他任内做的几件事

第一件：把国有瓷厂的改制往前推，而不是把瓷都的牌子擦得更亮。 这是他任内最有分量、也最能署名的一件事。十大瓷厂是景德镇的命，也是景德镇的包袱——设备老、人员多、产品与市场脱节。他能做的无非是三样：保住能活的，关掉救不活的，给民营和个体留位置。这三样都不出彩，但没有一样能躲。成果多在后面才显现，阵痛是在这一届承受的。

第二件：把节会办起来，把出口做出去。 支持举办陶瓷节会、扩大陶瓷出口、推动传统瓷业适应市场——这是当年唯一能把“瓷都”这个存量变成现金流的路子。节会的意义不在热闹，在于它第一次把外地客商、外地订单、外地审美请进了这座城。对一座封闭太久的手工业城市来说，这一步比建十座厂房都难。

第三件：把农业和物价这两头按住。 “六个新跨越”里有两项是给农村和菜篮子的。浮梁、乐平的粮、茶、林产，是景德镇唯一的腹地；物价控制在13%左右，是1995年全国通胀高企背景下的硬约束。这些事署名困难，也不产生任何叙事红利，但对住在老城里的退休工人和山里人是实打实的。

第四件：把一个精神留在墙上。 “解放思想、团结拼搏、求真务实、奋力争先”——这十六个字后来被写进各种材料，也被慢慢遗忘。但它出现的那个时间点是真的：老厂在减员，新厂还没起来，城里人第一次不确定下一代还要不要进瓷厂。这时候需要一句话把人拢住。他给了。

四、有几句话留在这里

时间归属必须分清。陶瓷工业园区成规模、陶溪川改造、雕塑瓷厂转型、文创与景漂涌入、航空产业落地、GDP过千亿，全是二十年之后的事。1995年的真实状态是：十大瓷厂还在冒烟但订单在掉，出口额要用千万美元计，节会刚办出点名堂，民营作坊还在摸索路数。把这些压进“1995年”，是时间错置。

成绩要写在城市身上，名字很难被记住。他在景德镇三十余年，从副厂长干到市委书记，公开的具体决策记录极少。可以确定的是：他在这个位置上时，改制动了，出口做了，精神提出来了，年度目标一项项报上来了。这就够了。

客观地说，他任内的景德镇仍然很被动。名望极大、产业极老、包袱极重，“瓷都”两个字既是资产也是枷锁。他留下的东西几乎全是过渡性的——厂改了，人会散了又聚了，方向有人提了。至于后来加盖的那些楼层，记在他名下不合适；但要说这些楼层盖得起来，地基里有他扛过的那一段关停并转。

去向本身就是评价。1998年9月，他调任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2003年1月当选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并一度兼任省工商局局长。从企业技术干部到主政瓷都，再到执掌全省市场秩序与政协——组织上把一个搞工业、搞改制的人放到工商口，说明他那几年交出的答卷，被认定是“懂市场规则”的那一种。对一个刚从计划经济里爬出来的瓷都书记来说，这是最贴切的下一站。

五、怎么给他定位

对照前面写过的那些人：白栋材接手的是连“市”这个身份都还没坐稳的城，他让它先像个能自己活下去的城市；彭昆生接手的是名气极大、空间极小、必须跨过那条江的城，他把老城撑住、把县里稳住；熊承忠接手的是位置突然变好、但还不知道该怎么用这个位置的城，他把枢纽变成项目、把项目变成产业；刘礼祖接手的是名字比实力响得多的城，他把账接住、把文脉保住。

殷国光和他们都不一样。他接手的是一座名气大到压过产业、手艺厚到挡住体制、而且所有人都知道老路走不通的城。而他本人，是个修电机出身的工业干部。他能做的事少得只剩两件：把厂改下去，把人稳住。而这两件事，恰恰是一个千年瓷都唯一不能跳过去的两步——前者错了，城当下就活不下去；后者错了，将来复兴也没有手艺人。

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这组人物里唯一一个从本市工厂副厂长干起、唯一一个当过体改委主任、也是唯一一个党政一肩挑过的。短到不够看见一家新瓷企长成气候，不够等到文创潮涌进来，不够开一次像样的总结会。但他站上去的那四年半，账本换了一种算法，窑火换了一批烧的人，十六个字被念了出来。这就够了。

最后说一句不那么好听但必须说的话：今天的景德镇，陶溪川的夜市挤满了年轻人，景漂来自几十个国家，瓷器不再只靠十大瓷厂。数字和景象都很漂亮，可你要是夜里站在昌江边往老厂区看，还是会发现一件事——这座城的命，从来不在它后来拿到的多少顶新帽子，在它肯不肯先承认自己那一套老办法已经不管用了。1995年那个人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别让这份承认在喊口号的时候被糊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