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为何就相对安全了？原因主要有6个方面，都很关键

1935年10月，陕北黄土高原的秋风，已经凛冽刺骨。

一支队伍自六盘山方向跋涉而来，衣衫破损不堪，步履沉重迟缓。走在队伍中部的毛泽东身形瘦削，颧骨高高凸起，身上那件灰布军装早已褪色，看不出原本的色彩。

队伍里大量战士脚上只裹着碎布条，草鞋早就磨穿，不少人枪膛里留存的子弹不足五发。当初从江西出发时，中央红军共有八万六千将士，此刻仅剩不到七千人。身后，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已经持续追击整整一年；前方，是沟壑纵横、完全陌生的黄土大地。

可就是在这片贫瘠荒凉的黄土坡上，这支疲惫的部队奇迹般站稳脚跟，再也没有被敌人驱逐。为什么最终安全落脚的地方是陕北？原因主要有6个方面，都很关键。

第一，现成的革命根基。

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的时候，镇子空荡荡的，当地百姓听闻有部队到来，早早躲进周边山沟。战士推开一孔窑洞的木门，窑内还保留着锅灶，土炕铺着破旧草席，墙角摆放一把锄头。有人一眼看到墙上刷写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落款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

毛泽东站在窑洞门口，久久凝视着这行字迹。后来他对身边人感慨，踏进陕北，就像回到了家。

这个红色家园，是刘志丹、谢子长两人耗费七八年光阴，一点点经营建设起来的。

刘志丹是陕西保安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大革命失败之后，他重返陕北，在陕甘一带组建革命武装。那时的他穿着和普通农民一样的旧棉袄，腰间别一把驳壳枪，每到一处村落，乡亲们都亲切叫他老刘。

敌人悬赏抓捕刘志丹，赏金从五百大洋一路抬到三千大洋，却始终抓不到他。曾有保安团包围村庄，把村民集中到场院，逼问刘志丹藏身之处。一位老汉站出来回话，刘志丹昨天还在我炕上留宿，清晨已经向东离开。保安团立刻向东追击，搜寻许久，连人影都没能找到。

其实刘志丹当时就藏在老汉家的地窖之中。

谢子长籍贯陕西安定，年纪略长于刘志丹，同样是 1925 年入党。他长期在陕北开展兵运工作，多次策划武装起义。1932 年，刘志丹与谢子长整合陕甘边界零散游击队，组建红二十六军。

这支队伍人数不多，武器装备简陋，但作战方式机动灵活，时而拔除地方民团据点，时而截获敌军粮草，慢慢在桥山山脉扎根。1934 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刘志丹当选政府主席。他推行土地分配政策，把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当地群众发自内心拥护红军。

1935 年 9 月，另一支红军部队先期抵达陕北。徐海东、程子华带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转战陕南，翻越秦岭来到陕北。徐海东在永坪镇和刘志丹会面时，看到红二十六军战士已经到了九月，依旧身着单衣草鞋，早晚站岗只能裹上破旧棉被抵御寒意。

徐海东当即决定，从红二十五军携带的经费中拿出五千大洋，调拨一批棉衣、布匹支援红二十六军。

刘志丹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你们来了，咱们的力量就壮大了。

红二十五军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担任政委，刘志丹出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支军团已经在陕北打开局面，掌控十几个县的区域。所以当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迎接他们的不是敌军枪口，而是红十五军团的警戒哨兵。

毛泽东见到红十五军团干部，开口第一句话便是：大家辛苦了，我们前来和你们会合。

拥有这块现成的革命根据地，红军不再像长征路上那样漂泊不定。这里建立了红色政权，有群众基础，能够筹措粮食，也可以补充兵员。中央红军初到陕北，大多人只穿单衣、脚踩草鞋，严寒之下冻得瑟瑟发抖。红十五军团把缴获的棉衣、布料、粮食分出来，接济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

之后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点明，陕北根据地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落脚点三个字看着简单，对于一支长途转战一年，历经无数血战，付出巨大牺牲的队伍而言，这就是活下去的希望。

第二，山河构筑天然防线。

黄河与黄土高原密布的沟壑，就是天然屏障。

陕北这片土地，第一眼望去满目荒芜，细细审视才会发现地形险峻。千百年雨水冲刷黄土层，切割出无数深沟，深沟可达数十丈，浅沟也有数丈。

沟谷之间分布塬地，塬面地势平坦，但塬的边缘就是陡峭悬崖。这样的地形，敌方大部队无法展开，坦克、重炮难以通行，骑兵也无法快速冲锋。

红军擅长山地作战，进入陕北如同游鱼入水；国民党军队追入此地，有劲无处施展，好比困在井里的牛。

黄河沿着陕北东侧流淌，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想要渡河，必须依靠船只、渡口与熟悉水性的船工。

红军掌控黄河西岸多处渡口，东岸阎锡山部队想要西进，必须横渡黄河。湍急的河水，连羊皮筏子都容易被浪打翻，渡河绝非易事。

红军在黄河东岸没有稳固根据地，阎锡山势力也无法在西岸立足，黄河就此成为一道天然分界线。

真正迫使追兵停下脚步的，是直罗镇战役。

直罗镇地处陕西富县，三面环山，一侧临水，镇子夹在两道山梁中间，地形如同口袋。1935 年 11 月，国民党东北军 109 师追击至直罗镇附近。

师长牛元峰是张学良嫡系，带领部队从甘肃一路追赶，一心想立下战功。彭德怀亲自前往镇子外围勘察地形。

站在山梁向下眺望，镇内街道房屋、敌军布防一览无余。彭德怀当场定下方案，在此设下埋伏。

11 月 20 日夜间，红一方面军悄悄进入预设阵地。天还未亮，东北军 109 师就踏入了红军的包围圈。红军从两侧山梁同时发起进攻，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

东北军被困在山沟之内，突围无路，向山上冲锋又一次次被红军击退。

牛元峰退守镇内一处寨子，等待援军，等来的却是红军持续的攻击。寨子被攻破之后，牛元峰自杀。这场战斗，红军全歼东北军 109 师，俘虏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三千余支。

毛泽东后来评价直罗镇战役，这场战斗相当于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安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奠基礼三个字分量极重。此战打出红军威势，也换来了陕北短暂的安宁。东北军若再向北进犯，就要慎重权衡代价。

黄河对岸的阎锡山，也不敢轻易发兵西进。

红军终于得到喘息休整、经营根据地的机会。

第三，统一战线打开困局。

除了战场交锋，还有一条道路，就是统一战线。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 17 日持续到 25 日，一共九天。毛泽东在会上分析，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整个中国，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内最主要的矛盾。

党的策略方针，确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一方针确定之后，红军在陕北的外部环境随之改变。过去红军四面受敌，如今可以分化瓦解敌方阵营，争取部分对手转为抗日盟友。

会议结束后，中央设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东北军归张学良统领，驻扎陕甘一带，兵力充足，装备精良。

但东北军官兵心中藏着心结：他们的老家东北已经被日军占领，将士一心想打回故土，不愿继续参与内战。红军抓住这一点，开展争取工作。

1936 年 1 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联名发布《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文书直白写明，红军愿意和东北军停止内战，合力抗击日本侵略者。信件在东北军内部流传，很多官兵读完内心深受触动。

他们从东北撤往关内，又辗转来到西北，一边和红军交战，一边承受蒋介石的排挤，积压了大量不满。

真正推动张学良下定决心的，是 1936 年 4 月的秘密会谈。周恩来在延安一座教堂内，和张学良彻夜长谈。

张学良坦言，此前他一直以为红军等同于土匪，直到看过红军传单标语，听被俘归队士兵讲述实情，才明白红军真心坚持抗日。

周恩来为他剖析时局，讲解红军政策与抗日前景。张学良最后表态，我张学良不再参与剿共作战。周恩来握住他的手回应，汉卿先生，我们欢迎你。这次会谈，双方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默契，东北军与红军实际上停止交战。

针对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红军同样开展大量联络工作。

杨虎城是陕西本土实力派，蒋介石多次命令他围剿红军，可杨虎城心里清楚，红军无法被彻底消灭。他在西安对部下讲，红军剿不完，不如留存力量抵御日寇。

红军派遣代表与杨虎城接触，双方达成互不侵犯的约定。

杨虎城后来在西安事变里发挥关键作用，和这次提前与红军达成的默契密不可分。

统一战线不是示弱，而是换一种斗争方式。陕北南线、西线的军事压力大幅减轻。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不再主动进攻，红军就可以集中力量，应对东边阎锡山、北边马家军的威胁。

更重要的是，统一战线让红军站稳政治立场。过去国民党宣传红军是赤匪，而此时红军成为抗日先锋。身份定位发生转变，普通百姓以及中间势力看待红军的眼光，也随之改变。

统战化解南线西线压力，但东边阎锡山、北边马家军威胁仍在，下一部分讲东征与西征。

第四，铁流向外拓展根据地。

1936 年 2 月 20 日，红一方面军打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旗号，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

渡河行动选在夜间。黄河冰水刺骨，战士乘坐羊皮筏子前进，浪头打来随时会掀翻筏子。不少人被激流冲向下游，岸上战友抛出绳索把人拉回岸边。徐海东所部担任先锋，成功渡河之后，迅速向山西纵深推进。阎锡山十分惊慌，紧急调遣部队堵截阻拦。

红军行动迅猛，短短几天就控制吕梁山区部分区域。

东征一共持续 75 天，红军在山西打赢多场战斗，歼灭七个团敌军，扩充八千多名新兵，筹集五十多万银元。

筹集物资意义重大，陕北根据地财力物资匮乏，东征部队走到哪里，就在当地打土豪，征集粮草钱款。

阎锡山经营山西多年，各地仓库储备充足粮食、布匹、药品。

红军把这些物资运回陕北，极大缓解根据地供给难题。

不过东征也引起蒋介石警觉，他调遣中央军进入山西，打算联合阎锡山夹击红军。红军审时度势，1936 年 5 月 5 日撤回黄河西岸，并且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表明红军愿意和所有抗日军队停止冲突、协商合作，在政治层面再次取得主动。

返回陕北不久，红军发起西征。1936 年 5 月 19 日，红一方面军向陕甘宁交界地带进军，进攻马鸿逵、马鸿宾部队。西征对手马家军骑兵居多，机动能力强。西征路上环境艰苦，部队曾在荒漠连续行军三天找不到水源，发现一口枯井，井底只有泥浆，战士用布料过滤之后勉强饮用。

就算条件如此恶劣，红军依旧攻克曲子、环县、洪德城等据点，根据地范围拓展至陕甘宁边界。

1936 年 10 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就此全部结束。三大主力会师，红军力量完成集中，陕北根据地的战略回旋空间进一步扩大。东征西征开辟的新区，叠加原有陕北苏区，共同构成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这块根据地横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疆域更广，人口更多，红军生存空间得到拓展。

东征西征勾勒出陕甘宁根据地的大致轮廓。

可根据地框架搭建完成，内部还需要解决粮食供给问题。

第五，自力更生保障生存。

中央红军刚抵达陕北的时候，数万部队需要口粮，陕北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粮食产量很低。

当地百姓自身温饱都难以保障，很难拿出余粮支援红军。红军采购粮食需要银元，但部队经费十分紧张。东征筹得五十多万大洋，属于战时所得，不能当作长久依靠。

毛泽东提出办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6 年开始，红军在陕北组织生产运动。战士拿起锄头开垦黄土坡。黄土质地坚硬，一锄下去，震得虎口发麻。手掌磨出血泡，裹上布条继续劳作。新开垦的土地，种植谷子、糜子、土豆。

陕北降水不足，种地只能依靠自然降雨，即便如此，红军依旧开垦出数万亩荒地。

到秋收时节，收获粮食总量不算丰厚，但能够补贴部队口粮缺口。

除开垦耕地之外，红军还发展纺织。陕北出产羊毛、棉花，红军兴办小型作坊，纺纱织布。战士身上很多衣物，就是作坊织出来的粗布。布料不够精致，但是结实耐磨。毛泽东在窑洞里伏案写文稿，桌上摆一碗小米饭，搭配一小碟辣椒。他曾说，辣椒就是穷人的肉。

这句话在部队传开，战士看到主席和大家吃一样的伙食，内心安定。

经济补给还有两条途径：贸易管控，以及没收土豪财产。红军拿陕北特产食盐、皮毛、药材，对外交换布匹、药品、火柴、煤油。

食盐是陕北重要物产，定边盐池产出食盐，红军掌控盐池之后，依靠食盐换取大量急需物资。对于土豪劣绅的财产予以没收，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

这样既解决红军给养，又赢得底层群众拥护。

1937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推行减租减息政策，鼓励开荒，发放农业贷款。

林伯渠主管边区经济工作，落实一系列举措，保障农民有地耕种、粮食增收。边区经济逐步稳定下来，红军不再为吃饭问题持续发愁。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八个字不是空洞口号，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出路。填饱肚子，战士才能稳稳端起枪。可温饱之外，人心争取同样关键。

第六，民心构筑最坚固防线。

民心，需要一点点去温暖、争取。

红军初入陕北，老百姓并不了解这支队伍。过往途经此地的各路军队，要么征粮，要么抓丁，群众心里充满恐惧。

红军进村之初，百姓躲进深山，藏起粮食，赶走牲畜。但红军不抢夺财物，不抓捕壮丁，还主动帮乡亲挑水清扫院落。战士宁愿在窑洞外露宿，也不随意进入百姓房屋，绝不拿群众任何物品。

借用百姓门板，离开时原样归还；损坏群众物品，按价赔偿。

时间推移，百姓慢慢看清，这支队伍和以往所有军队都不一样。躲进山里的乡亲陆续返回家园。一位老大娘把家里仅剩的几个鸡蛋塞给红军战士，战士推辞不收，老人说，你们是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这句朴素话语，胜过一切宣传口号。

红军继续在陕北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

刘志丹在陕北群众当中威望极高，老百姓把红军视作自己人。红军进驻村庄，当地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立刻动员起来。儿童团孩童手持红缨枪守在村口，查验通行路条；妇女会赶制军鞋，运送粮草；农会组织生产，支援前线作战。百姓认定，红军是为穷苦人办事的队伍。

红军持续宣传抗日主张。陕北百姓听说日军侵占东北，又觊觎华北，心里明白危机。

红军告诉大家，要抗击日寇，保卫家乡。这个道理老百姓听得懂，报名参军的人越来越多。红军在陕北征兵，经常整村青壮年报名入伍。

群众基础，是红军最厚实的城墙。有老百姓作为后盾，红军就扎下根。敌人前来围剿，群众帮忙传递情报、带路、藏匿粮食。红军伤员留在老乡家中休养，百姓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拿出食物照顾伤员。军民之间这份情谊，不是一朝一夕形成，是红军依靠行动一点点换来。

百姓的拥护，是红军最坚固的屏障。

从吴起镇到瓦窑堡，从直罗镇到会宁，毛泽东带领这支队伍，用一年时间在陕北黄土地扎根立足。六个层面的支撑，归根到底是一件事：红军把陕北当成家园，陕北百姓也把红军当成自家人。黄河天险到冬季会封冻，统战盟友也可能出现变数，但只要老百姓真心拥护，队伍就能够站稳脚跟。

窑洞摇曳的灯火，小米饭升腾的热气，村口红缨枪的影子，都在诉说同一个道理：根基深深扎进泥土，再大狂风，也无法将它吹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