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第三次把我打骨折，医院来电说他胰腺癌晚期，要准备32万治

老公第三次把我打骨折那天，是腊月二十二，离过年还有一个礼拜。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天我刚从菜市场回来，手里提着两条带鱼、一兜子排骨，准备炸年货。他喝多了酒，嫌我买的带鱼太窄，说人家过年都吃宽的，你买这破玩意儿丢不丢人。我说今年带鱼涨价了，宽的三十八一斤，我舍不得。他上来就是一巴掌，扇在我左脸上，我耳朵嗡的一声，手里提的东西全掉在地上。我还没来得及弯腰去捡，他一脚踹在我后腰上，我整个人扑在地上，右边肋骨那儿咔嚓一声，疼得我眼前一黑，趴在那儿半天没喘上气来。

他站在旁边看着我，嘴里骂骂咧咧，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买点年货都买不好。后来他骂累了，往沙发上一躺，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我在地上趴了不知道多久，才慢慢爬起来。右肋那儿疼得像插了把刀，喘气都不敢喘深的。我扶着墙走到卧室，把门反锁，坐在床上，撩起衣服看了看，右边肋骨那一块青紫了一大片，肿得老高。

这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前年秋天，他赌博输了钱，回来找我要，我说家里就剩五百块钱，是给孩子交学费的。他二话不说，抓起桌上的搪瓷缸就砸过来，砸在我左胳膊上，小臂骨折。我在医院打了石膏，他跟大夫说是我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我信了，我什么都没说。第二次是去年夏天，他跟朋友喝酒回来，嫌我开门慢了，一脚把我踹倒在门槛上，左边两根肋骨骨裂。这次我没去医院，疼了一个多月，自己慢慢长好的。他也没管我，照样每天出去喝酒打牌，回家倒头就睡。

前两次我都没报警，也没跟家里人说。我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不想让她操心。我弟在广东打工，一年到头回不来一趟，跟他说了也没用，他那个脾气要是知道他姐挨打了，非得提着刀来找我老公拼命，到时候出了人命，我担不起。我就忍着，想着忍忍就过去了，孩子还小，正在读高中，我不能因为这事让孩子分心。再说了，离了婚我能去哪？房子是他的名字，存款都在他手里攥着，我一个月在超市打工挣两千多块钱，连房租都付不起。

所以我就忍了。忍了一次，忍了两次，这是第三次。

那天晚上我疼得一宿没睡着，翻个身都翻不了，只能直挺挺地躺着。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这次不能再忍了。我掏出手机，打了110。警察来了之后，问了情况，拍了照，让我去医院验伤。我去了县医院，拍片子，右边第四、第五两根肋骨骨折，左边耳朵听力下降，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大夫给我开了诊断证明，让我住院。我拿着那张纸，站在医院走廊里，想哭又哭不出来。

警察把他带走了，拘留了五天。那五天里我一个人在医院躺着，没人给我送饭，我自己点外卖。孩子在学校，我没告诉他。我妈不知道从哪听说了，拄着拐杖来医院看我，一进门就哭了，说闺女啊，你咋不早说。我说没事，妈，小伤。我妈摸着我的脸，说这还叫小伤，他都把你打成这样了你还护着他。我说我没护着他，他已经被抓了。我妈说抓了管什么用，出来还得打你。我说这次不一样，这次我要离婚。

我妈听了这句话，愣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说，你早该离了。

我出院那天是腊月二十七，再有三天就过年了。我回到家里，家里乱成一锅粥，他不在，拘留还没满。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冷锅冷灶，看着地上还散落着那天没捡完的带鱼和排骨，看着墙上那张已经褪色的结婚照，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嫁给他十八年，给他生儿育女，给他洗衣做饭，给他伺候老的照顾小的，到头来换来的是三根断骨头和一只听不清的耳朵。

我想好了，等他出来就离婚。房子我不要了，存款我也不要了，我就要孩子，还有我自己的那条命。我四十二岁了，出去租个房子，打份工，供孩子读完高中，日子总能过下去。哪怕苦点累点，也比天天提心吊胆强。

腊月二十八那天下午，我正在收拾东西，手机响了。是县医院打来的。我以为是我妈的什么事，赶紧接了。电话那头是个女大夫，声音很客气，问我是不是李建国的家属。李建国是我老公的名字。我说是，什么事。大夫说，李建国在我们医院住院，情况比较严重，你能来一趟吗。我愣了一下，说他不是在拘留所吗，怎么去医院了。大夫说，他昨天在拘留所里肚子疼得厉害，被送来我们医院，做了检查，发现是胰腺癌晚期，已经扩散到肝上了。

我拿着手机站在那儿，半天没说出话。大夫又说，你方便来医院一趟吗，有些情况需要跟家属沟通。我说好，我去。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看着收拾了一半的行李，脑子里一片空白。胰腺癌晚期，扩散到肝上了。我虽然不懂医，可我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妈当年就是癌症走的，从查出来到走，三个月。他打我打了三次，我恨他恨得牙痒痒，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还是懵了，心里像被人掏了一把。

我去了医院。大夫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坐下，拿出一沓检查报告。他说李建国的情况不太好，胰腺癌晚期，已经多处转移，手术做不了，只能化疗和靶向治疗，尽量延长生命，减轻痛苦。我问能活多久，大夫说看治疗情况，快的话几个月，慢的话一年多。我又问，治疗要多少钱。大夫说，如果要上靶向药，一个月的药费大概两万多，加上化疗和其他费用，一年下来至少要三十二万。而且这只是保守估计，如果中间出现并发症，费用还会增加。

三十二万。我一个月挣两千多，不吃不喝攒十年也攒不到三十二万。我们家的存款满打满算不到五万，房子是县城的旧楼房，值不了几个钱，卖了也凑不够。孩子马上要上大学，学费还没着落。我拿什么给他治。

从大夫办公室出来，我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翻来覆去地想。想着他打我的那三次，第一次胳膊骨折，第二次肋骨骨裂，第三次两根肋骨骨折加耳朵听力下降。想着他喝醉了酒骂我的那些话，什么难听骂什么，什么伤人说什么。想着他在外面赌钱输了回来找我要钱，我不给就动手。想着我这些年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把苦水往肚子里咽，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然后我又想着他好的时候。刚结婚那两年，他其实没那么坏，逢年过节知道给我买件衣裳，我生病了也知道给我倒杯热水。后来跟了不好的朋友，学会了赌钱喝酒，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发火。孩子出生那年他还在产房外面等了一宿，孩子抱出来他看了一眼，笑得嘴都合不拢，说像他。后来孩子慢慢大了，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大，赌钱输得越来越多，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连孩子的压岁钱都偷去赌。我早就对他没什么指望了，可也没想到他会变成今天这样。

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护士过来问我是不是李建国的家属，让我去交住院押金。我去了收费处，掏出银行卡，把里面仅有的八千块钱全交了。交完费，我坐在住院部楼下的花坛边上，看着人来人往，有人提着饭盒匆匆往病房走，有人扶着病人慢慢散步，有人蹲在角落里抽烟，一脸疲惫。

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看到我弟的号码，想打又没打。翻到我妈的号码，也没打。最后我翻到孩子的号码，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拨出去。孩子快期末考试了，我不想让他分心。

那天晚上我回了家，把收拾好的行李又放回去了。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墙上那张结婚照，看了很久。照片里的我穿着一件红毛衣，扎着两个辫子，笑得挺甜的。他站在我旁边，穿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着挺精神的。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啊，觉得日子长着呢，觉得什么坎都能过去。谁知道十八年之后，他躺在医院里等着三十二万救命，我坐在这里想着该不该救他。

我想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我想明白了。

他打我，是他的错。我恨他，也是应该的。可现在他躺在医院里，没人管他，没人给他交钱，他就只能等死。我恨他，可我做不到看着他等死。他再混蛋，也是我孩子的爸，是我嫁了十八年的人。他打我的时候我恨他，可他躺在病床上没人管的时候，我不能不管。这跟爱不爱没关系，跟原不原谅没关系，就是一条命，我不能看着它没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医院，找到大夫，问能不能先化疗，靶向药的事以后再说。大夫说可以，先做基因检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靶向药，如果有，可以申请慈善援助，能省一部分钱。我说行，怎么弄都行。大夫看着我，说你是他爱人吧，他这种情况，你一个人扛得住吗。我说扛得住，扛不住也得扛。

我给我弟打了电话，跟他说了情况。我弟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最后说，姐，他打你的时候我没能替你出头，这回你需要多少钱，跟我说。我说不用你的钱，你帮我照看一下妈就行。我弟说，姐，你别一个人扛。我说我知道，你放心吧。

我又给孩子打了电话，告诉他他爸病了，在医院。孩子问什么病，我说胰腺上的毛病，得住院治。孩子说那我回来看看。我说你先考试，考完了再回来。孩子说行，妈你辛苦了。我说不辛苦，你好好考。

挂了电话，我站在医院走廊里，看着病房的门。那扇门里面，躺着那个打了三次、把我三根骨头打断的男人。他瘦了不少，脸黄黄的，眼窝深陷，躺在床上闭着眼，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醒着。我推开门走进去，坐在他床边。他听见动静睁开眼，看见是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过了一会儿，他别过头去，声音哑哑地说，你来干啥。

我说，来给你交住院费。

他没说话，肩膀抖了一下。我坐在那儿，看着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雪。病房里暖气烧得挺足，可我还是觉得冷。我想起那三次被他打倒在地上的时候，身上也是这么冷。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是站着的，他是躺着的。我站在这儿，不是因为我不恨他，是因为我比他强。我强在他躺下了我还站着，我强在他做了错事我还能做对的事。

他住了一个月的院，做了第一次化疗，效果不太好，人瘦了二十斤，吃什么吐什么。大夫说靶向药的事得抓紧，再拖下去身体扛不住。我把我妈的老房子抵押了，贷了十五万。我弟凑了八万，我把我自己攒的两万也拿出来了，还差七万。我找了几个亲戚借，这个五千那个一万，总算把第一阶段的治疗费凑齐了。

那段时间我白天在超市上班，晚上去医院守着他。他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清醒的时候不怎么说话，就看着我忙前忙后。有一天晚上他忽然拉着我的手，手瘦得只剩骨头，硌得我手疼。他说，对不起。声音很小，我没听清，他又说了一遍，对不起。我愣了一下，把他的手放回被子里，说，你别说话，省点力气。

我没有说原谅他，也没有说不原谅。有些事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掉的，可有些时候，一句对不起也就够了。他做了那么多错事，到最后能说出这三个字，说明他心里明白。他明白了，我就没那么恨了。

他撑了四个多月，走的那天是第二年的四月，外面下着小雨，病房的窗户上全是水珠。他走的时候很安静，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一点一点变凉。我看着他闭着眼的样子，想起很多年前他年轻时候的样子，想起他抱着刚出生的孩子笑得合不拢嘴的样子，想起他第一次打我之前，我们也有过好日子。

我把他葬在了老家后山，跟我妈挨着。下葬那天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照得山坡上绿油油的。我站在坟前，心里空落落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打了我三次，我恨了他半辈子，到最后还是我给他送终。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太善良，有人说我活该。可我不这么想，我就是觉得，人这一辈子，该做的做了，该还的还了，心里就踏实了。

他走之后，我把超市的工作辞了，在县城开了个小吃店，卖包子稀饭。生意不算好，但能顾住我和孩子的生活。孩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医，说以后要当大夫。我问他为什么想学医，他说，我想弄明白我爸那个病是怎么回事，也想弄明白人身上有多少根骨头。

我听了这话，没说话，低头擦了擦桌子。

现在离他走快一年了。小吃店的生意慢慢好起来了，我每天早上四点起来发面、剁馅、蒸包子，六点开门，卖到下午两点。日子忙忙碌碌的，没空想别的。可有时候晚上收摊回家，路过县医院门口，我会想起那天下午接到电话的场景。那时候我手里提着两条带鱼、一兜子排骨，想着炸年货过年。现在年还是要过的，只是我一个人过了。

我不恨他了。恨一个人太累了，我累了半辈子，不想再累了。他打了我是真的，他最后跟我说对不起也是真的。这两件事都真，放在一起，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他这辈子没活明白，可到最后他明白了。我原谅他了，不是因为他值得原谅，是因为我不想再背着恨过日子。

我今年四十三岁，身上断过三根骨头，耳朵有一只听不太清。可我站得直，走得稳，一个人也能把日子过下去。我开的小吃店门口贴着一副对联，是我自己写的，字不好看，但意思实在：上联是“平平安安过日子”，下联是“踏踏实实挣生活”，横批是“好好活着”。

好好活着。这四个字，是我用半辈子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