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国策，岂容娱乐综艺“项庄舞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力】

前不久，一档综艺节目播出了知名脱口秀演员房主任（房绍莉）回乡处理户籍的经历，节目中，她向户政受理人员那句“你也是女人吧”的哭诉，引发广泛争议。舆论海啸下，经纪公司迅速对其做出停演三个月的处罚，本人也公开道歉并将户籍迁至沈阳。

在舆情退潮后，笔者却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八月中旬至今，不断有知名媒体以房主任作为切入口，刊发关于农村离婚女性户籍和土地权益的报道，从议题衍生方向到受访专家人选，都俨然有“不约而同”的共性。

这不禁引发了笔者的浓厚兴趣，并试着对事件本身与衍生议题做了些爬梳。

基本事实的追问

作为一个“中登”，笔者特意观看了当期完整节目，结合事后的各方反应，可以说越看疑问越多。

比如说，房主任经纪公司以参与节目录制期间的不当言行为依据，“立即”进行核实，做出对其停演三个月处罚。

然而众所周知，真人秀综艺录制不等于播出，从房主任个人自媒体账户透露的情况看，包括该期节目在内，她的故事素材集中拍摄于今年5到6月间。

一旦确认了这一事实，整起事件就不能不令人好奇：既然房主任的言行被界定为明显不具备“基本素养和社会责任”，那么当期节目又是如何通过经纪方和制片方层层审核与编导的精心剪辑，在一个月后端给公众的？

再来看当期节目最大的“爆点”—房主任脱口而出“你也是女人吧”的情节。她先来到村委会，表明单独立户需求，咨询后情绪激动，称无法接受村干部提出的方案，也就是办理独立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单页），注明与户主“非亲属”。

房主任失控掩面哭泣时，她的大女儿在一旁安慰，大意是索性就这样“分”吧，快刀斩乱麻，直接去派出所办手续。

随后，房主任来到当地派出所受案中心，在与户政受理人员电话中，民警却不经意间提到，房主任此前已经办理过开具常住人口登记卡也就是“单页”业务！

这个细节，甚至可以说让人感到头皮发麻。

如果前置情节的真实性存疑，那么其后房主任在派出所的悲情宣泄，到底是在真实展示生活，还是在有意识打造某种为受众“定制”的符号？

其实她的个案并不复杂，据多家报道，她2024年离婚时净身出户，户籍还挂在前夫那里。

对于她的情况，村委与派出所给了至少四个分户的办法：迁回娘家、迁到自己名下的房产（她在沈阳已经拥有精装修住宅）、迁到社区集体户、还有以成年女儿的名义提前继承分割前夫名下部分老宅，在新的地址上落户。

对这些救济渠道，房主任一个都没接受。她在节目中多次强调，自己要的是能以户主的身份留在村里，以确保能在2028年前后本村第二轮承包到期延长时保有自己的承包权。

其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文本上看，法律已经对于保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当地工作人员事后也透露，房主任户籍所在村是1996年开展的二轮土地承包，她和已出生的大女儿都自动享有土地承包权益（约每人0.27亩）：“如果她在新的居住地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成为机关、事业单位等财政供养人员，除非她主动提出了要放弃自己的土地权益，那么在2027年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国家土地承包总方针，她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享受的土地权益将会继续延长30年”。

此外，房主任的土地承包权分割也有清晰的办理路径：“首先是她和她的前夫达成协议，确定0.82亩地的权益如何分配......接着就可以跟村集体提申请，村里公示通过之后，房主任和前夫在2014年拿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会作废，村里将与他们重新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之后再上报到区县政府农村经营办公室即完成了全部手续”。

在已经开具过非亲属单页，足以办理绝大部分日常行政业务，并且其土地承包权益分割并不与户籍挂钩的已知信息下，房主任在节目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在僵硬制度面前的个体困境和无助感，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房主任在综艺中呈现或者说被呈现的遭遇与真实情况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落差，那么这个精心剪辑的故事，其真实用意恐怕就需要从别的地方去寻找了。

议题在层层递进

笔者注意到，尽管房主任节目中呈现的“女性困境”弄巧成拙，但负面舆情稍一退潮后，以她的分户分地诉求为切入点，一些长期倡导女性议题的法律界人士从八月中旬起通过各大媒体接连发声。

这些声音中，房主任已经悄然被替换为“房主任们”，成为农村妇女共通困境的代表，而这类群体离婚后分户也被定性为确保其土地权益的必要前提，关于分户的司法与行政救济手段，又被高度一致地视为一个有待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然而正如前文提到的，房主任对土地承包权益的诉求，本就有清晰明确的解决路径，为什么这些声音依然乐于将个案泛化，并朝着农村户籍管理的制度与实践铺展其议题？

笔者试着摘取了两段专家论述，隐约透露了这一议题层层递进的终极方向：

“她认为，随着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未来的户籍管理可以进一步减少与家庭、房产之间的绑定，让户籍更多回归人口登记和身份确认的功能。比如，可以探索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登记方式，保障每一位公民的独立身份权”。

“对那些已经拥有土地权益，却因为离婚、外出生活而‘人地分离’的人，不一定非要回村亲自耕种，也可以依法把土地交给别人经营，让收益仍然回到权利人手中”。

从房主任案例切入、经由户籍讨论的中转，最后的矛头，指向同一个目标：

农村产权制度主体由“户”下推到“人”。

“户籍减少与家庭、房产的绑定，以个人为单位登记，保障每个公民的独立身份权。”乍看起来，这非常符合当下城里人已经习以为常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方向。

然而，一旦把户籍前面隐去的“农村”二字加回来，其实质意图就相当激进了。

农村户籍从来不是纸面的身份标签，直到今天，在册户数依然大体准确对应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按户分完地、批完宅基地的2.2亿户农村家庭，房和地，是国家对这些家庭非常具体的保障兜底。

正是因为这种兜底的政治严肃性，其后三十年农村产权制度的调整才会格外审慎，无论是承包地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宅基地严苛的“一户一宅”，还是对于房主任事件中的分户诉求规定有严格标准，都是为了避免因频繁调整土地而侵蚀承包关系。

一旦以农村离婚妇女分户为突破口，放松农村户籍与家庭、房产的严格绑定，实现合法的无房立户，那么这道缺口必然会快速扩大，并且破口而出的洪流将径直冲向农村产权制度安排。

前引专家观点，正是用含糊的户籍概念，把法条文本语义与立法实质之间的潜在张力一举推到了尽头。

具体而言，这个看似城乡统一、自由落户、消除一切歧视限制的玫瑰色图景一旦落地，那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边界就将首先面临冲击。

既然户籍人人可自由登记，就无法再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十一条确认成员资格的门槛，认定只能退回到另外两个要件，即“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和“以集体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但这两个约束事实上比户籍软得多，有巨大的弹性解释空间。

更何况，此前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已经确认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高达9亿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实际上已经定居城镇。无论是离异分户，还是以亿为单位的这批人口“返乡落户”，他们/她们作为现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无房立户都会立即带来宅基地和承包权剧烈的零和博弈，“包产到户”的基本制度被“包产到人”所实质掏空并非杞人忧天。

防波堤的意义

为什么农村产权制度的调整需要慎之又慎？

可以说，现有农村产权制度，是一道关乎上亿人生存和上万亿规模财政开支、久经考验的防波堤。

我国从2017年全面部署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2024年最新一次的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显示，当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累计30天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已经达到56岁。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靠耕种承包地解决自家的口粮需求。

想象一个1998年二轮承包时两大两小四口人的典型农户家庭，分得一亩二分承包地，现在儿女进了城，两个老人城里没活干或者干不动了，回家种着承包地，加上自留地养鸡、种菜，年产出折成钱不过两三千块，但加上每月百十块居民养老金的贴补，却够两个老人维持生活了，这样的家庭，在农业地区比比皆是。

然而一旦村集体的长期稳定边界被打破，分户、立户、落户的大量新人进入成员大会，进而主张承包经营权、大幅度稀释户均承包地面积，那么一个地权分配的连锁反应就必将被触发：

“人地分离”的青壮年承包者把自己的经营权流转给专业组织/种植大户>村里实际居住的老人承包地缩水，产出口粮不足以自用>需要额外收入维持生活，或被迫将自己的承包地也流转给大户。

用经济学概念来解读，就是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承包方原本以村里实际依赖土地为生的人为决策主体，原先子女等家庭成员的偏好被隐藏在家庭户内部，土地流转的要价取决于每户最需要这块地的那个成员；而现在，这些人被拆分为新的主体，那么农地经营权流转在承包方这一侧聚合的“保留价格”必然将大大下降，农地集中度的上限也将显著提高。

对家庭户稀释的后果，乌克兰是一个完美的对照。

上世纪九十年代，乌克兰也实行了集体土地改革，把集体农庄的地按人头分成土地份额，分给农庄成员个人，包括退休人员，并且从2001年起禁止农地买卖，禁令一再延长，到2021年才放开。

然而这种对农民土地产权的保护并没有阻止土地集中，由于按人头分的地不适配原有的集体化耕作技术，且农民老龄化严重，而唯一的变现渠道就是土地出租。利用这种议价能力的不对称，乌克兰专业农业公司就一个人一个人谈长期租约，其间哪怕有个别农户不愿意出租，在水、肥、药等资源已经被大公司控制的情况下，也最终只能随大流。由此，乌克兰少数资本集团得以聚合起海量耕地，而向原所有者交的租金则长期压在一公顷一年几百块人民币水平。

在人均承包地往往只有几亩甚至几分的中国农村，经营权流转市场结构的变化，完全有可能触发类似乌克兰式的结果。

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如果被经营权的无序集中所架空，那么其成本最后必然将落在公共财政上。

农村六十岁以上人口，2020年七普时是1.21亿人，现在只会更多。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在农村地区目前普遍不高，这种低标准能维持，是因为老人的口粮不在账上，在地里。

如果农村老年人口的主粮、副食需求全部改由现金补足，那么这一块每年所需要的养老金财政补贴总额恐怕就要轻松突破一万亿了。哪怕只是其中一部分成本逐步显性化，往后二三十年累积也将达到十万亿量级。

对议题推动者的几句心里话

啰嗦了这些，其实笔者能够理解那些发声的法律界人士，对于她/他们而言，对于农村离异妇女境况的田野调查，几乎必然会被诸多个案中的辛酸所触动。

但坦率说，这是真问题，却也是边缘问题，它真实激发了紧张冲突的案例确实有，但存在的范围很小。

比如“外嫁女”在原村集体的分红纠纷，二十多年来高度集中在佛山、中山、东莞等极少数地区。全国绝大多数自然村，包括房主任原先所生活的那个，哪怕地处近郊，在土地财政根本性转向之后，也压根没有年年分红的收益预期可言。为局部问题去动辄更改全国农村产权制度的根本设计，其代价和后果怎能不深思熟虑？

更令人忧虑的是，设置或者说推动这个议题的手法，容不得“小聪明”。

房主任作为一个定居在沈阳、前夫村里已没有亲属、收入来自商业演出和代言、在原村集体土地权益已受到法律明确保护的人物，在面向公众广泛传播的娱乐综艺中用不全然真实的情节去“呈现”普遍女性困境，如果这是因为有人以某种意图去策划、推动特定议题，那么我要说，这是一条投机取巧的歪路。

参考报道：

三联生活周刊：《爆红、争议与决裂：房主任“进城”的这一年》

南风窗：《农村还有多少“房主任”》

新京报：《悬置的户籍，困住农村离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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