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五件留有残损的古代历史文物，反而显得更加珍贵有价值

二〇〇九年上半年，杭州市上城区原东南化工厂的工地上一片尘土，一名工人从挖掘机翻出的渣土里捡起几块泛着蓝光的黑色瓷片，随手丢进了装碎砖的蛇皮袋。

工地位于江城路与上仓桥路交叉口，南宋临安皇城“国宾馆”——都驿亭的旧址就在脚下。

没有人知道，那几片碎瓷将改写中国陶瓷史。

陶瓷考古界有一个流传多年的说法：存世的宋代曜变天目盏只有“三件半”，三件完整的全部在日本，分别藏于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藤田美术馆和大德寺龙光院，均为日本国宝。

而“那半件”在哪里，一直是未解之谜。

这半件，就在杭州的工地上。

杭州出土的这件曜变建盏残器，约四分之一的部分残佚，高六点八厘米，口径十二点五厘米，足径四点二厘米，重二百零八克。

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圈足几乎完整保存了下来，器形因此可以被清楚还原。

更重要的是，它留在国内。

要理解这半件残盏的意义，得先看看那三件完整的传世品有多珍贵。

静嘉堂文库所藏的曜变天目盏，口径十二点二厘米，高七点二厘米，足径三点八厘米，重二百八十四克。

这只盏在日本的传承几乎是一部权力更迭的缩影。

它最早由德川将军家收藏，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将其赐予乳母春日局，春日局出身稻叶家，这只盏便成了淀藩稻叶家的传家之宝，因而得名“稻叶天目”。

明治年间，稻叶家出售此盏，大正七年，小野哲郎以十六万八千日元购入——按当时的金价换算，相当于一百二十五点五七公斤黄金。

昭和九年，三菱第四代社长岩崎小弥太从岩崎家手中购得，入藏静嘉堂文库。

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它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

日本十六世纪的茶道文献《君台观左右账记》记载：“曜变斑建盏乃无上神品，值万匹绢；油滴斑建盏是第二重宝，值五千匹绢。”

曜变盏的地位，在四百年前的日本茶道界就已封顶。

曜变之美，在于它无法被复制。

盏内壁散布着大小不一的斑点，在暗处会浮现出蓝紫色的光环，随着光线角度变化，又转为紫红或深蓝。

日本茶人形容它“如宇宙星云”，称其为“碗中宇宙”。

这种斑纹的形成机理至今没有定论，当代陶瓷研究者用尽现代科技也无法完全复现宋代建盏的曜变效果。

而每一只曜变盏的斑纹又各不相同——静嘉堂那只偏蓝，藤田美术馆那只偏紫，龙光院那只则更为含蓄。

杭州这半件残盏的曜变斑纹，经与静嘉堂藏品的对比研究，以偏蓝的曜变为基调，随光线照射角度出现紫红色光彩，与传世品的特征高度一致。

这证明南宋临安城确实存在过曜变建盏的使用与流通——它们并非凭空出现在日本的贵族收藏中，而是沿着宋日贸易的航线，从这片土地出发。

圈足的完整保存，则为陶瓷考古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断代依据。

足径四点二厘米，足墙平切浅挖，修刀痕迹清晰可辨。

这些细节在传世品上被反复摩挲，已经模糊；而在这件残器上，八百年前的制作工艺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断裂面上。

一块缺失了四分之一器身的瓷片，比一件完整的瓷器更能揭示它自己的秘密。

三星堆的故事，则是另一种残缺。

一九八六年七月，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的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在一堆碎铜片中发现了大量造型怪异的青铜残件。

其中有一件青铜鸟脚人像，人的上半身不知所踪，只剩鸟爪般的双脚和残断的躯干，孤零零地立在文物架上。

当时没有人知道它的上半身是什么样子，也没有人知道它和什么器物配套使用。

同样在二号坑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棵被砸碎的大型青铜树。

这棵后来被称为“一号青铜神树”的文物，出土时碎裂为两千四百七十九块碎片。

文物修复师杨晓邬和他的学生郭汉中面对这堆碎片，几乎没有参照物——在此之前，中国考古界从未修复过如此体量的商代青铜器。

他们的方法极其笨拙又极其耐心。

先将碎片按花纹和造型分类，再根据断裂缝隙的结构进行拼接，通过断插口逐一试配。

修复工作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耗时六年拼对、一年动手修复，前后近七年才让这棵高近四米的青铜神树重新站立起来。

修复完成后，神树通高三点九六米，重约八百斤，是现存同时期全世界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

但缺憾依然在。

神树的龙尾始终有一截残缺，杨晓邬一直到退休都没能补全。

郭汉中后来对记者说，师父心中最遗憾的，就是那条不完整的龙尾。

时间到了二〇二二年。

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中，六座新的“祭祀坑”被陆续发现。

六月十六日，考古研究团队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八号坑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与一九八六年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完美拼对。

分离了约三千年的两件残器，终于合为一体。

专家将这件组合文物重新命名为“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拼合后的神像，头顶尊、手撑罍、脚踏鸟，身体向后翻卷，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充满力量感的姿态。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在回忆拼对成功的瞬间时说，这意味着多组“祭祀坑”可能是同时期的，是同一场大型仪式活动的产物。

那些被认为是“残缺”的碎片，埋藏三千年的意义在这一刻才显现——它们的分离本身就是古蜀人“碎器”祭祀行为的证据。

而三千年前造成残缺的那一双手，如今通过考古学家的手，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合璧。

一号青铜神树残缺的龙尾，未来是否也能在新发现的祭祀坑中找到匹配的残件？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但杨晓邬的遗憾，或许并非永久的遗憾。

杭州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有一片被当地人称为“老虎洞”的山岙地带。

一九九六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处宋元时期的窑址，此后进行了三次发掘，揭露面积约两千三百平方米，发现二十四个瓷片坑。

出土的瓷片堆积如小山。

这些瓷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是当年烧制失败的废品，被工匠打碎后挖坑深埋，碎片集中，便于拼对修复。

但由于废弃时并非每一件都完整砸碎，拼对之后，大多数修复的器物仍然缺着口子。

近五年来，杭州市文物考古部门一直在对这些瓷片进行整理和修复，共修复了近四千件器物，包括碗、盘、洗、杯、盘、盏托等。

其中，南宋官窑青瓷盏托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类之一。

盏托由茶盏和托盘连为一体，茶盏敛口、尖唇、弧腹，托盘敞口、坦腹、圈足外撇。

通体施青釉，釉层淳厚，光泽莹润，口沿处修胎极薄，釉水下流后露出紫黑色的胎骨，即所谓“紫口”；底足无釉，直接露出黑紫色胎骨，形成“铁足”。

老虎洞窑址出土的青瓷盏托，高六点六厘米，口径十点六厘米，底径九点一厘米。

修复后的器物，釉面带有自然的大开片冰裂纹，纹路深浅交错。

那些缺失的口沿和残缺的托盘边缘，恰恰暴露了胎体的断面——紫金土作胎，含铁量极高，胎色黑褐，这是南宋官窑区别于其他窑口的根本特征。

南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记载，宋室南迁建都临安后，在修内司设置窑场，专为宫廷烧造瓷器。

但修内司官窑究竟在哪里，学术界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老虎洞窑址发现后，绝大多数专家根据修复的瓷器特征和地理位置判断它就是修内司官窑，但一直没有直接证据。

直到考古人员在整理瓷片时发现了一件刻有铭文的荡箍——制陶车上的一个部件，环形口沿上刻着一圈小字：“修内司窑置庚子××师××记”。

铭文中的“庚子年”指向南宋两个年份：孝宗淳熙七年（一一八〇年）或理宗嘉熙四年（一二四〇年）。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耿宝昌看到这件荡箍后连称“国宝”。

半个多世纪的修内司官窑之争，就此终结。

一件残缺了八百年的废品窑具，身上刻着不到二十个字，却比任何传世瓷器都更权威地回答了一个历史问题。

盏托在宋代是点茶法的必备器具。

宋代盛行点茶，茶盏需预热后使用，烫手难以持握，盏托的隔热功能使茶盏得以稳定承托。

南宋审安老人在《茶具图赞》中将盏托拟人化地命名为“漆雕秘阁”，赋予它一个文人式的雅号。

宋徽宗《文会图》和南宋刘松年的《撵茶图》中，都可以看到盏托与茶盏、汤瓶配套使用的场景。

那些缺失的部分，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胎骨的质地、釉层的厚度和开片的走向。

一件完整的盏托，这些信息都被光滑的釉面掩盖着。

同样因残缺而暴露秘密的，还有贵州遵义海龙屯出土的一件明代公道杯。

海龙屯是播州杨氏土司的城堡遗址，二〇一二年启动大规模考古发掘。

出土文物多达一点五万余件，其中包括一件明万历年间的青花公道杯。

考古队领队李飞在文物架上注意到几块外壁写满铭文的青花瓷片，堆积了很久无人问津。

他反复比对、拼凑，发现这些碎片可以拼出一只杯子的形状。

为了验证这只杯子的功能，李飞做了一个实验。

他找来一只一次性纸杯，在底部钻了一个孔，插入喝牛奶的U形软管，往杯里注水——水一点点倒入，都稳稳地盛在杯里；一旦水面没过U形管的上端，水瞬间就流空了。

所有人欢呼起来。

李飞和考古队员谢长勇等人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将这只公道杯修复完成。

公道杯的构造并不复杂。

杯内底有一个直立的瓷塑老人，老人体内藏着一根倒U形空心管，管的一端通老人足部的小孔，另一端通杯底的小孔。

管顶与老人胸部齐平。

注酒时，若液面低于管顶，酒液不会外流；一旦液面超过管顶，酒便通过虹吸作用从杯底全部流光。

这就是物理学中的虹吸原理——利用液面高度差产生的压强差，使液体在大气压的作用下越过管顶流出。

明代德化窑也有类似的器物。

宁夏博物馆藏有一件德化窑八角梅花酒令杯，高五点二厘米，杯内底同样有一尊瓷塑老翁，双目微敛，长袍袒腹。

酒从杯内方孔进入老人体内，当酒漫至老人胸部时，左侧压强大于右侧压强，酒便向右侧流动，经底部小孔外流，造成“平心现象”。

明代人将这种酒具称为“公道杯”或“平心杯”，取“谦受益，满招损”之意。

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宴请开国功臣时，曾用九龙公道杯考验群臣。

徐达斟酒过满，酒液从杯底漏尽。

朱元璋借此告诫众人：“圣人曰，谦受益，满招损。

众爱卿今日一试其公道，以为如何？”

海龙屯的这只公道杯在出土时不过几块写满铭文的碎片。

正是这些碎片让修复者看清了杯底的小孔和内部管道的结构——如果是一只完整的杯子，这些秘密都藏在釉面和瓷胎之下。

李飞说：“这件明万历年间来自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器，虽然因缺失过多而有一点缺憾，但不影响这件文物的价值，更不影响我们从中体味‘谦受益，满招损’的人生哲理。”

碎裂本身成为了解构的钥匙。

而在所有残缺文物中，最令人扼腕的或许不是器物，而是一部手稿。

辽宁省图书馆珍藏着一部《聊斋志异》手稿，是蒲松龄亲手誊抄的定稿本，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作者手稿保存至今的唯一一部作品。

现存半部，藏于辽宁省图书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国家级文物。

《聊斋志异》始作于清康熙初年，历时四十余年成书。

蒲松龄一边写、一边讲给村人听，再根据反馈修改，到康熙中期定稿。

他去世后家境贫寒，子孙无力刊行，遗稿仅有抄本流传民间。

大约在咸丰年间，蒲氏七世孙蒲介人因与家族发生争执，携带《聊斋志异》和《杂著》等几种手稿远走东北，定居沈阳。

手稿传到其子蒲英灏手中时，蒲英灏将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借予他人，此后再未归还，直到今天仍下落不明。

蒲英灏去世前，将剩下的半部手稿传给第五子蒲文珊。

蒲文珊是读书人，深知这半部手稿的价值。

期间有多人相借、预购，甚至有日本人出高价收买，均被他拒绝。

一九五〇年，蒲文珊将半部手稿捐赠给政府，后转交东北图书馆即辽宁省图书馆收藏至今，经专家鉴定确为真迹，系海内孤本。

这部手稿现存二百三十七篇。

翻开那些发黄的纸页，蒲松龄的笔迹工整中带着灵动。

稿纸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涂改的痕迹，有些句子被划掉后重写，有些段落旁边添了批注。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毓龙说，手稿上的涂改痕迹与笔墨气韵，为研究蒲松龄创作、清代文言小说演进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佐证。

那些涂改的痕迹，是蒲松龄思考的化石。

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字被斟酌再三的过程，一个句子从繁到简的修改路径。

但可惜只有半部。

如果另外半部还在，我们或许能看到更多故事的原始面貌，看到更多被蒲松龄删去又重新拾起的念头。

那缺失的半部手稿，如今不知流落何方。

它可能在某个人的阁楼里，可能在某个图书馆的善本库中，也可能早已湮灭在历史的烟尘里。

没有人知道。

但即使是这半部，也已经足够珍贵。

它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唯一存世的手稿——四大名著没有一部留下作者的原稿，只有《聊斋志异》留下了半部。

这半部手稿，承载着一个文人四十年的孤灯伏案，也承载着一个家族近百年的颠沛流离。

如今，杭州那半件曜变建盏收藏于杭州古越会馆，展柜里的灯光刻意调暗，让盏内壁的蓝紫光晕在黑暗中隐隐浮现。

缺失的四分之一器身用透明支架托起，圈足的修刀痕迹朝向观众。

三星堆博物馆的文保中心里，郭汉中正在修复三号青铜神树，那棵残高约一米的青铜树同样残缺不全，但他说，三号“祭祀坑”里已经发现了青铜神树的残件，或许有朝一日能为一号神树找回那条缺失的龙尾。

辽宁省图书馆的展柜中，那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静静陈列。

那些涂改的墨迹，那些灵动的笔画，隔着玻璃也能看到毛笔落在纸上的力量。

考古学家和文物修复者已经学会与残缺共存。

他们不再执着于将文物恢复到“完整”的状态，因为残缺本身已经成为了文物的一部分——它承载着破碎的信息，也承载着寻找的期待。

每一件残缺文物都在提出同一个问题：丢失的那部分去了哪里？

而每一位走进博物馆的观众，都可能在某一刻成为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也许是下一个发现者，也许是下一个修复者。

伸出手，触碰到展柜的玻璃，指尖传来的是冰凉的温度，那是千年瓷胎的温度，也是历史留白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