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事家突遭飞来横祸！儿子结婚才22天，新媳妇腿疼去检查

我同事李姐请假那天，办公室里谁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她平时是最准时的人，每天早上七点四十到，烧水、擦桌子、把当天要用的文件码得整整齐齐。那天八点半了，她的工位还空着。电话打过去，响了很久才接。李姐的声音哑得不像她，只说了一句：“小周，帮我跟主任请个假，家里出了点事。”

我问什么事。她没说，挂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天她家天塌了。

李姐的儿子叫陈浩，今年二十七，在星沙一家汽车配件厂当技术员。儿媳妇叫周敏，比陈浩小两岁，在幼儿园当老师。两个人是相亲认识的，处了一年多，今年三月办的婚礼。

婚礼我去了。在河西一个酒店办的，不算豪华，但很热闹。李姐穿了件枣红色的旗袍，头发盘得一丝不苟，站在门口迎宾，笑得嘴都合不拢。她老公老陈在旁边发烟，一桌一桌地敬酒，喝得脸通红。陈浩牵着周敏的手走红毯的时候，李姐坐在台下抹眼泪，旁边的同事递纸巾给她，她摆摆手说没事，高兴的。

谁都看得出来她高兴。李姐在单位干了二十年，工资不高，老公在工地上做事，家里就一套老房子，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儿子结婚是她这辈子最大的一件事。婚房是租的，在周敏幼儿园附近，小两居，但李姐把墙重新刷了，家具换了一套新的，床上铺的大红喜被是她跑了三个市场挑的。

婚礼那天，李姐拉着我的手说：“小周，我这辈子没别的心愿，就盼着陈浩成家立业，安安稳稳过日子。现在成家了，我就等着抱孙子了。”

我说快了快了。她笑得眼睛都没了。

婚礼是三月十八号。四月九号，周敏说腿疼。

刚开始谁都没当回事。周敏说膝盖酸，像跑步跑多了那种酸。陈浩让她休息两天，贴了膏药，没用。过了几天，小腿也开始疼，肿了一圈。李姐说去医院看看，周敏说可能是扭了，没事。

四月十号早上，周敏疼得下不了床了。膝盖肿得发亮，皮肤绷得紧紧的，一碰就喊疼。陈浩背着她下楼，打车去了湘雅。

CT、核磁、穿刺活检。医生把陈浩叫到办公室的时候，他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医生让他坐下，问家里还有谁在。陈浩说爸妈在，医生说你叫他们来吧。

李姐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单位食堂打饭。陈浩的声音在抖，说妈，你来一下医院。李姐问怎么了，他说你来了再说。

李姐说，她当时腿就软了。碗掉在地上，米饭撒了一地。旁边的同事扶住她，问她怎么了。她说不知道，我得去医院。

诊断是骨肉瘤。恶性骨肿瘤，长在右腿胫骨上端。

医生说，需要立即化疗，然后看情况决定是否手术。如果化疗效果好，可以保肢。如果效果不好，可能要截肢。即使手术成功，也有转移的风险。整个治疗周期，最少一年半，花费几十万起步，上不封顶。

李姐听完，坐在医生办公室的椅子上，没哭。她说她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就听见医生嘴在动，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陈浩蹲在走廊里，两只手抱着头，肩膀一直在抖。周敏躺在急诊观察室的床上，还不知道具体结果，腿疼得哼哼。

李姐后来跟我说，那天从医院出来，她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很久。天已经黑了，路灯亮了，车来车往的。老陈从工地赶过来，满身是灰，站在她旁边，问怎么回事。她说了，老陈一句话没说，蹲在地上，点了根烟，抽了一口就掐了。

那天晚上，三个人谁也没回家。在医院旁边的小旅馆开了两间房，守着周敏。

李姐第二天才通知周敏的父母。

周敏是衡阳人，父母在老家种地，还有一个弟弟在读大专。李姐在电话里说了大概情况，周敏的妈妈在电话那头哭得撕心裂肺，当天下午就跟周敏的爸爸坐高铁赶来了。

周敏的妈妈叫刘桂华，五十出头，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说话嗓门大。进了病房看见女儿躺在床上，扑过去就抱着哭。周敏这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没哭，拍着她妈的背说没事，能治。

那天晚上，两家人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商量怎么办。

医生说先化疗，第一个疗程一个月，费用大概五万。后面看情况，如果顺利，再做手术，手术费八万到十几万不等。术后还要继续化疗，加上康复费用，总的花下来，保守估计三四十万。

李姐说，治。卖房子也治。

刘桂华说，我们也出。家里还有几万块积蓄，先拿来。弟弟那边我们再想办法。

陈浩坐在旁边，一直没说话。后来他站起来，走到走廊尽头，对着墙，肩膀一耸一耸的。李姐看见了，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他。他说妈，她才嫁给我二十二天。李姐说我知道。他说我还没来得及对她好。李姐说我知道。他说妈，我怕。李姐说，妈也怕。

化疗开始以后，周敏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她爱美，以前在幼儿园，小朋友都叫她漂亮老师。掉头发第三天，她让陈浩去买了顶帽子，之后就没再照过镜子。

李姐辞了工作。单位领导说给她留着岗位，什么时候回来都行。李姐说谢谢，但心里知道回不去了。化疗要人陪，周敏的妈妈身体不好，在长沙待了半个月就撑不住了，高血压犯了，被李姐劝回了衡阳。老陈在工地一天能挣三百，不能停，停了就没钱。陈浩请了长假，但厂里效益不好，长假就意味着没工资。

陪护的事，落在了李姐一个人身上。

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煮粥、炖汤，装进保温饭盒，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医院。到了医院，帮周敏擦身子、换衣服、扶着上厕所。化疗反应上来的时候，周敏吐得昏天黑地，李姐就拿着盆在旁边接着，一手扶着她的头，一手给她拍背。

有一次周敏吐完，靠在李姐怀里，迷迷糊糊地说：“妈，对不起。”

李姐愣了一下。周敏从来没叫过她妈，结婚那天敬茶叫了一声，之后再没叫过。平时都叫阿姨。李姐说，你叫我什么？周敏闭着眼睛，又说了一遍，妈，对不起，拖累你们了。

李姐搂着她，说傻孩子，说什么对不起。但她自己眼泪掉在周敏的帽子上。

第一个疗程结束，花了七万多。周敏的肿瘤缩小了一些，医生说效果不错，继续化。第二个疗程开始的时候，钱不够了。李姐把家里那张定期存单取了，五万。是老陈这些年攒的养老钱。老陈没说什么，去银行办了手续。

刘桂华从衡阳打来电话，说家里凑了三万，让周敏的弟弟转过来。李姐说不用，你们留着。刘桂华说不行，是我女儿，我不能光看着。

但三万块钱，也只够半个疗程。

那天晚上李姐在医院的走廊里，拿着手机翻通讯录。她想借钱，但不知道跟谁开口。亲戚朋友都借过一轮了，有的借了五千，有的借了一万，再开口，她张不开嘴。

她在走廊里坐了很久。然后给我打了电话。

她在电话里哭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李姐哭。她说小周，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多少都行，我实在没办法了。我说明天给你转。她说谢谢，真的谢谢。我说李姐你别这样，谁都有难的时候。

挂了电话，我给她转了两万。我知道这钱可能一时半会还不上，但我想起婚礼那天她穿着旗袍笑的样子，想起她说“我等着抱孙子了”，心里堵得慌。

单位知道了李姐家的事，发起了一次捐款。主任带头捐了两千，同事们你五百我三百，凑了三万多。李姐收到钱的时候，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长段话，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后只发来两个字：谢谢。

但三万多，撑不了多久。

五月初，周敏的第三个疗程开始了。这次化疗反应特别重，周敏几乎吃不下东西，整个人瘦了一圈，颧骨都突出来了。陈浩白天在医院守着，晚上去跑代驾，跑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早上又回医院。李姐让他别跑了，身体扛不住。他说妈，不跑怎么办，药费从哪来。

有一天晚上，李姐从医院回家拿换洗衣服，路过儿子租的那间婚房。她站在楼下往上看，窗户黑着。她想起婚礼那天，这扇窗户上贴了大红喜字，现在还在，只是褪了色。她在楼下站了很久。

她知道，有些事，回不去了。

六月初，周敏的父母从衡阳来了。两家人又坐在了一起。医生说，化疗效果总体不错，可以考虑手术了。但手术方案有两种：保肢手术，费用高，风险大，术后功能可能受影响；截肢手术，费用相对低，术后恢复快，但右腿就没了。

周敏坐在床上，听完了医生的话。她说，我想保肢。

刘桂华说，保，砸锅卖铁也保。

李姐没说话。她看了看陈浩，陈浩低着头，指甲掐着手心。

那天晚上，周敏睡了以后，刘桂华把李姐叫到走廊里。刘桂华说，亲家，我知道你们家也不容易，但这孩子才二十五，没了一条腿，以后怎么过。李姐说我知道。刘桂华说，手术费还差十几万，你们能凑多少。李姐说，我想办法。

李姐想了什么办法呢。她跟老陈商量，把老家那套老房子卖了。那是老陈的父母留下来的，在望城，不值钱，但也能卖个二十来万。老陈沉默了一晚上，第二天说，行。

房子挂出去半个月，有人来看过，嫌旧，没谈成。李姐又降了五万。老陈在工地上摔了一跤，膝盖积水，走路一瘸一拐的，但还得出工，因为一天不干就少一天的钱。

陈浩把结婚时买的那辆车卖了。那是他和周敏一起挑的，白色的，周敏特别喜欢。卖了三万多。卖车那天陈浩没跟周敏说，一个人去的，回来眼睛红红的。

刘桂华那边，把家里两头牛卖了，又找亲戚借了一圈，凑了八万。周敏的弟弟从学校退了学，去深圳打工了。

这些事，周敏不知道。她躺在病床上，每天吃药、打针、做检查。她的头发已经掉光了，戴着帽子，脸瘦得脱了相。但她精神还行，有时候还能跟护士开玩笑。她不知道她爸卖了牛，不知道她弟退了学，不知道她婆婆把老房子挂了牌，不知道她老公把车卖了。

她只知道，她嫁给陈浩二十二天就病了。她只知道，她拖累了所有人。

七月中旬，手术做了。保肢成功。医生说，肿瘤切干净了，后面还要继续化疗，定期复查。但右腿保住了。

李姐在手术室外等了五个多小时。医生出来说手术顺利的时候，她没哭。她走到楼梯间，坐在台阶上，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抖了很久。

后来我去医院看周敏。她躺在病床上，右腿打着石膏，脸瘦得只有巴掌大。李姐在旁边给她削苹果，削得很慢，皮一圈一圈的，没断。

周敏看见我，叫了声周姐。我坐在床边，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还好，就是腿麻。我说麻说明神经还在，好事。她笑了一下。

李姐把苹果切成小块，递给她。周敏吃了一块，说妈，甜。李姐说甜就多吃点。

我坐在那儿，看着她们俩。一个瘦得脱了相的年轻女人，一个头发白了大半的中年女人。一个叫妈，一个应着。好像那声妈，那声应，是这几个月里唯一没变的东西。

临走的时候，李姐送我到电梯口。她说，小周，谢谢你，还有单位同事们的钱，我都记着。我说李姐你别老说这个。她说，我记着，都记着。谁帮过我们，我都记着。

电梯来了，我进去。她站在外面，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随便扎着，脸上的皱纹比我上次见她多了好几道。电梯门关上的时候，她还站在那儿。

我知道她还得熬。后面还有化疗，还有复查，还有钱的事，还有周敏的心理恢复，还有老陈的膝盖，还有那套还没卖出去的老房子。日子没因为手术成功就松一口气。她还得一天一天地过。

但那天在病房里，我看见周敏吃苹果的时候，李姐笑了一下。就一下。那个笑，和婚礼那天她坐在台下抹眼泪的笑，不一样。但也是笑。

我想，人活着大概就是这样。天塌了一回，以为活不下去了，结果还是活下来了。塌下来的天，一块一块捡起来，用身体扛着。扛着扛着，就习惯了。

出了医院大门，外面下着小雨。我撑着伞走到公交站，回头看了一眼住院部大楼。十二楼那间病房的灯亮着。我知道里面有个叫周敏的姑娘，和一个叫李姐的女人。她们今天晚上会一起在那张小床上挤着睡。一个腿疼，一个腰疼。但她们会睡着的。

明天太阳还会出来。

日子还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