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在生产队给羊配种，村长女儿红着脸问我：我跟谁最配

⭐楔子

1979年开春，生产队让我管配种。村长闺女小翠红着脸问我，我跟谁最配。我当她是问羊的事，没多想。后来村长把队里最壮的公羊牵走，换了一头病怏怏的给我。我说这羊不行，他瞪眼，你一个光棍，懂啥配种。我忍了。第二天他连那头病羊也要收回去，说借给邻队了。我站院里没吭声，转身把配种棚的钥匙拔下来，攥在手心里。钥匙齿咬进肉里，我没松手。

第一章 棚里那点事

我叫李长顺，二十六了，还没说上媳妇。不是长得磕碜，是家里穷。爹娘走得早，就剩两间土坯房，炕上还漏风。生产队看我老实，让我管配种棚。说白了就是伺候那几头种羊，帮队里的母羊配胎。这活脏，没人愿意干，我接了。干了一冬，队里的母羊下了十七只羔子，个个壮实。队长在会上夸了我两句，多给了三十个工分。我挺高兴，觉得这日子有奔头。

开春那会儿，村长王德贵来找我。他说队里要添两头种羊，从公社调拨。让我腾个棚，把新羊先养着。我二话没说，把最向阳的那间收拾出来。王德贵牵来一头大白羊，个头大，毛亮，一看就是好种。我摸了摸，心里欢喜。可没过三天，他又来了，说邻队缺种羊，先借那头大白羊用用。我愣了一下，说这羊刚来，还没配过呢。王德贵脸一沉，说你一个管棚的，还管起调配了。我嘴张了张，没说出话。他转身把大白羊牵走了。

棚里就剩一头老黑羊，牙都松了，配出来的羔子成活率不高。我去找王德贵，说老黑不行，得换回来。他坐在堂屋里嗑瓜子，眼皮都不抬。他说大白羊是公社的，公社说借就借，你管得着吗。我说那咱队的母羊咋办。他笑了，说你急啥，等借回来再配。可我等了半个月，大白羊没回来。母羊发情期不等人，我只好用老黑凑合。配了八只，后来只成了三只。

那天小翠来棚里送水。她端着搪瓷缸子，脸红红的。她问我，我跟谁最配。我当时正给老黑添草料，头也没抬，说你问羊的事啊，那得看哪只母羊膘好。她噗嗤笑了，说不是羊，是问人。我这才抬头看她。小翠十九，圆脸，大眼睛，辫子粗粗的。她爹是村长，她算村里条件好的姑娘。我一个光棍，哪敢往那方面想。我干笑两声，说你别拿我开涮。她把水递给我，手指碰了一下我的手背，转身跑了。

我端着缸子愣了半天。水还烫着，我吹了吹，喝了一口。心里有点乱。小翠这话啥意思，我拿不准。但第二天王德贵来棚里，脸色不太好。他说以后小翠不用来送水了，让我自己烧。我心里咯噔一下，但没敢问为啥。

日子还得过。我每天清早起来扫棚，拌草料，给羊检查身子。老黑越来越不行，有一回配到一半趴下了。我蹲在旁边看着，心里发堵。这活干不好，工分要扣，年底分红也悬。我咬咬牙，去公社兽医站找老周。老周看了老黑，说这羊肾亏，配不了几回了。我说那咋办。他说要么换种羊，要么人工授精。人工授精要设备，队里没这笔钱。我只能再去找王德贵。

这回我没在堂屋站着，我进了他家院子。王德贵老婆在喂鸡，看见我，眼神躲了一下。王德贵从屋里出来，手里夹着烟。我说德贵叔，老黑不行了，得换羊。他抽了口烟，说大白羊还没还回来，你再等等。我说等不了，母羊都过了最佳期了。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急也没用，公社那边手续没办完。我问啥手续。他烦了，说你一个管棚的，问那么多干啥。我站在那儿，手攥着钥匙，指甲掐进肉里。

回去的路上，我碰见小翠在井台边打水。她看见我，笑了笑。我说你爹不让你送水了。她低头绞辫梢，说她自己愿意来的。我说别了，你爹不乐意。她突然抬头看我，说你怕我爹啊。我愣了一下。她拎起水桶走了，辫子在背后一甩一甩。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棚里的羊咩咩叫，听着像催命。我想起小翠的手碰我那一下，又想起王德贵那张脸。钥匙还在我枕头底下，齿印还留着。我摸了摸那道印子，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我不能就这么干耗着。我得想个办法，把大白羊弄回来，或者弄一头新的。不然这配种棚的名声砸了，我李长顺在队里更抬不起头。

第二天一早，我没去棚里，我直接去了公社。我想找管畜牧的刘干事。到了公社大院，刘干事不在。传达室老头说去县里开会了，得等三天。我站在门口，太阳晒得后背发烫。三天，母羊等不了三天。我咬咬牙，去了兽医站。老周说有个偏方，用中药给老黑补一补，能顶一阵。我问他多少钱。他说药不贵，但得配半个月。我算了算工分，咬牙买了。回去给老黑熬药，那味儿冲得棚里全是苦气。老黑喝了三天，还真精神了点。我赶紧又配了两只母羊，这回成了。我松了口气，但心里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

第二章 井台边的闲话

药钱是我从口粮里省出来的。那个月我吃了二十天红薯面，胃里泛酸水。但我没跟任何人说。配种棚的事，队里人看在眼里。有人背后嘀咕，说长顺这人老实，就是命不好，摊上这么个村长。也有人说风凉话，说他连头羊都伺候不好，还能干啥。我听见了，装没听见。

六月初六，队里浇地。井台边挤满了人。我挑着水桶过去，碰见小翠也在。她跟几个姑娘一起绞水。看见我，她没像以前那样笑，眼神闪了一下。我低头绞水，耳朵却竖着。听见旁边一个媳妇说，村长家那头大白羊，听说送给公社刘干事的亲戚了。另一个说，可不是，说是换了两袋化肥。我手一抖，水桶磕在井沿上，水洒了一地。

我拎着半桶水往棚里走。路上碰见王德贵。他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两瓶酒。看见我，他按了下铃铛，没下车。我说德贵叔，大白羊啥时候回来。他脚一蹬，说快了快了。我看着他的背影，自行车拐进公社那条路。我心里凉了半截。化肥换酒，羊送了人情，这羊是回不来了。

我回到棚里，老黑在墙角趴着，喘气声粗重。我蹲下来看它，它眼睛半睁着，像在等我给它个说法。我说老黑，咱俩一样，都是被人使唤完了就扔的命。它哼了一声，像听懂了。我摸了摸它的头，心里那股火又窜上来。但火归火，我还没想好咋办。硬来不行，王德贵是村长，我惹不起。可就这么算了，我心不甘。

过了两天，队里分土豆。我排在后头，轮到我时，筐里剩的都是小的，还有烂的。前面分土豆的是王德贵的妻弟，他眼皮一翻，说就这些了，爱要不要。我接过筐，手指头抠着筐沿。旁边有人看不过去，说给他换几个好的。妻弟说好的没了，都分完了。我低头走了。回去数了数，三斤半，还不够我吃三天。

那天傍晚，小翠来了。她没进棚，站在门口。她说我爹不是故意的。我说啥。她说大白羊的事，我爹也是没办法。我说啥没办法，化肥是公家的，羊也是公家的，他拿公家的换私人的，这叫没办法。她脸白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她说你别这么说我爹。我说那我该咋说。她转身走了，辫子甩得很用力。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不是滋味。我知道她夹在中间难做人。可难做人就能看着她爹胡来吗。我蹲在棚门口，看着天一点点黑下来。蚊子嗡嗡的，我拍了一下，没拍着。钥匙还在兜里，我摸出来，在手里转。我想起老周说的，人工授精能解决种羊不够的问题。但设备要钱，队里不出，我自个儿更掏不出。除非……我想到一个法子，但风险大。我得找个人商量。

我想到了老周。他是公社兽医站的，见多识广，也许有门路。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去了兽医站。老周正给一头驴钉掌。我说周叔，我想弄人工授精的设备。他手一顿，说你疯了，那玩意儿要审批。我说不审批，私下弄。他瞪我，说你不要命了。我说我没别的路。他看了我半天，说你先回去，我想想。

等了五天，老周来了。他骑着二八大杠，后座绑着个木箱子。他四下看了看，把箱子搬进棚里。打开，里面是简易的采精器和试管。他说这是淘汰的旧设备，不合规矩，但能用。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不要钱，算借你的。我眼眶热了。他说你小子别给我惹事，用完了还回来。我点头，说周叔，这恩我记着。

当天晚上，我拿老黑试了一次。老黑不配合，折腾了半宿。第二天又试，总算采到了。我按老周教的法子，给两只母羊做了。过了二十天，母羊不闹了，我估摸着成了。心里那块石头落了一半。可这事不能让人知道。人工授精在队里是大新闻，传出去说我给羊搞歪门邪道，我跳进黄河洗不清。我只在夜里干，白天照旧用老黑应付。王德贵来查过一回，看见老黑在棚里，没起疑。

但纸包不住火。七月里，队里有人发现母羊肚子大了，算日子不对。老黑那阵子根本没配过，咋会怀上。消息传到王德贵耳朵里。他来棚里，板着脸问我。我说老黑那阵子好了两天，我趁机会配的。他不信，但没证据。他走了以后，我心里直打鼓。这法子能瞒一时，瞒不了一世。我得想个长远的。

第三章 账本上的糊涂账

八月，队里算工分。我排倒数第三。我问会计老刘，说我配了二十三只母羊，成了十九只，工分咋这么少。老刘翻账本，说你用的老黑，成活率低，按规定扣工分。我说大白羊被借走，我能咋办。他低声说，别跟我嚷，账是村长定的。我凑过去看账本，发现配种棚的工分栏里，有一笔三十个工分划给了"杂务"。我问这是啥。老刘把账本一合，说你别问了。

我出了会计室，心里跟明镜似的。那三十个工分，八成是王德贵自己拿了。配种棚的活是我一个人干的，他凭啥拿工分。我去找老刘，说你把账本给我看看。老刘摇头，说长顺，你别惹事。我说我不是惹事，我要个公道。他叹了口气，说账本在村长那儿存着副本，你看也没用。

我站在院子里，太阳晒得头皮发麻。我想起那把钥匙，还在我兜里。配种棚的钥匙，只有我有。棚里的事，只有我清楚。我突然想到，我能不能自己记一笔账。从开春到现在，每头母羊啥时候配的，用的哪头羊，成了几只，我都记着。我回棚里翻出个旧本子，开始写。一笔一笔，日期、羊号、结果，写得清清楚楚。写完一看，整整三十七只母羊，成了二十八只。按队里规矩，该得一百二十个工分。账本上只记了九十。少了三十。

我拿着本子去找王德贵。他不在家，去公社了。他老婆说去两天。我等了两天，第三天一早，他在院子里洗脸。我说德贵叔，配种棚的工分不对。他擦脸的手停了一下，说咋不对。我把本子递过去。他翻了两页，脸色变了。他说你记这个干啥。我说我干了一春天，不能白干。他合上本子，说行，下个月补你。我说不是下个月，是补到现在。他盯着我，眼神冷了。他说长顺，你现在是出息了，敢跟我要账了。我说不是要账，是算账。他笑了一下，笑得不好看。他说好，我给你算。他转身进屋，拿出一叠粮票，说这顶工分，拿去。我看着粮票，说我要工分，不要这个。他脸一沉，说你不要拉倒。我站在那儿，没接。他说你走吧，这事我记着。

我出了他家院子，心里不是怕，是寒。我不过是想要自己该得的，他记着又咋样。我攥着本子，回棚里。老黑在吃草，嚼得慢悠悠的。我说老黑，你比我强，你吃了草没人敢少给你。它抬头看了我一眼，继续嚼。

过了几天，队里分麦子。我排最后，轮到我时，麻袋里剩的麦子掺了半袋糠。我拎着袋子，手指抠得发白。旁边有人小声说，村长家分了三袋头等麦。我没说话，拎着袋子走了。回去我把麦子和糠分开，筛了半天才弄出点干净的。那顿饭我吃了个半饱，躺炕上睡不着。钥匙硌着我的腰，我翻了个身。我想，光记账不行，得有人帮我说话。队里不是所有人都怕王德贵，我得找找。

我想到了一个人——赵铁山。他是队里的老贫农，六十多了，脾气倔，连王德贵都让他三分。他家里养了两只母羊，都是我给配的，下了四只羔子。我去找他，说了工分的事。他抽着旱烟，听完了，说长顺，你记的那些，有凭据吗。我说有，每只羊啥时候配的，谁看见了，我都写着。他点点头，说行，我信你。我说赵叔，你能不能帮我跟队里说说。他磕了磕烟锅，说这事不能急，得等机会。我说啥机会。他说王德贵不是铁打的，他也有把柄。我问啥把柄。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别问，等我知道了告诉你。

我等了半个月。赵铁山没来找我。倒是老周来了，说设备该还了。我求他再宽几天，我说这事还没完。他说行，但别太久。我把设备藏好，心里盘算着下一步。人工授精的事，队里已经有人议论了。有人说我半夜在棚里搞鬼，有人说我给羊下邪药。我装作不知道。但王德贵那边，他肯定听见了。他没来查，说明他也在等，等抓个正着。

那天夜里，我正给母羊做检查，棚门被推开了。月光底下，王德贵的身影堵在门口。他说长顺，大半夜的，你干啥呢。我手里还拿着试管，来不及藏。他走进来，看见桌上的东西，脸色变了。他说好啊，你真敢。我说这是正经配种法子。他说公社没批，就是犯规。我说大白羊被你送了，老黑不行，我不这么干，队里的羊咋办。他说那是你的事。他伸手要拿设备。我挡了一下。他说你敢挡。我说德贵叔，这事传出去，对你也没好处。他手停住了。我接着说，你送了大白羊，工分又拿我的，设备的事我要是嚷出去，你猜队里人会咋想。他盯着我，半天没说话。最后他把手缩回去，说行，你厉害。他转身走了。

我站在棚里，腿有点软。但我知道，这一步我走对了。不是硬碰硬，是让他知道，我手里也有牌。

第四章 麦收前的风声

麦收前那阵子，队里忙得脚不沾地。我除了管棚，还得下地割麦。手上磨了三个血泡，破了，疼得握不住镰刀。但工分不能少挣，不然年底更揭不开锅。

割麦的第三天，赵铁山来找我。他蹲在地头，递给我一根烟。我没接，说不会抽。他说长顺，机会来了。我问啥机会。他说王德贵在公社那边虚报了亩产量，多领了三百斤返销粮，都堆在他家西屋。我说你咋知道的。他说他老婆跟儿媳妇吵架，儿媳妇嚷出来的。我说这算把柄吗。他说算，但得有人证。我说谁。他说他儿媳妇，但得我去说动她。

我去找王德贵的儿媳妇，叫桂花。她嫁过来三年，跟婆婆不对付。我到她家后院，她在晾衣服。我说桂花嫂，我想跟你说个事。她看了我一眼，说啥事。我说你跟你婆婆吵架，说西屋有粮，那粮是咋来的。她警惕了，说你问这干啥。我说我想弄明白，队里的返销粮到底去哪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粮是公社拉来的，说是救济粮，可我家一袋没分出去。我问有多少。她说十来袋，都在西屋堆着。我说你敢不敢跟我去队里说。她摇头，说不敢，我男人听他爹的。我说那你能不能写个东西，就写你看见的。她想了半天，说行，但不能签真名。我说不签也行，有个说法就行。她回屋拿了张纸，写了几行字，摁了手印。我接过纸，手心出汗。

我把纸交给赵铁山。他看了，说行，有这个就够了。他说他去找老支书。老支书是队里的老书记，退了，但威望还在。赵铁山跟他是一辈的，说话管用。过了两天，老支书来了。他七十多了，背有点驼，但眼睛亮。他来棚里看我，问了配种的事，又问了工分的事。我把本子给他看。他翻了翻，说你记的细。我说没办法，不多记点，没人信。他说你这孩子，就是太老实。我说老实吃亏。他说吃亏是暂时的。

老支书去找了公社的刘干事。刘干事这回没躲。他来队里开了个会，查账。王德贵不在，说病了。会计老刘被叫去问话。回来时脸色发白。第二天，队里贴了张告示，说返销粮重新分配。王德贵家交出了八袋粮，分给了困难户。我分到了一袋半，拎回家时手都在抖。

但王德贵没倒。他托人带话，说这事没完。我不在乎。工分补了二十个，虽然不够，但总比没有强。人工授精的事，刘干事知道了，没追究，说下不为例。老周的设备还了，他拍拍我肩膀，说你小子命大。

麦收完了，队里分粮。这回我排在中游，分了八十斤麦子。我扛着袋子回家，路上碰见小翠。她站在路口，看着我。我说你咋在这。她说我等你。我说等我干啥。她说我爹的事，对不住。我说不是你的错。她低头，说你恨我爹吧。我说不恨，但我不服。她抬头看我，眼里有泪。她说我夹在中间，不知道咋办。我说你没做错啥，不用为难。她抹了下眼睛，转身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有点酸。这姑娘，其实挺可怜的。

棚里的母羊下了十二只羔子，个个活蹦乱跳。队里人看我的眼神变了，不再嘀咕，有人还来请教我。我教他们咋挑种羊，咋看母羊发情。老黑死了，死在八月里。我把它埋在坡上，插了根木棍当记号。它跟了我大半年，虽然不中用，但没功劳有苦劳。我蹲在坟前，说老黑，你安息，剩下的事我替你扛着。

秋天，队里要选新队长。王德贵不想干了，说身体不好。有人说他是不好意思干。赵铁山来找我，说有人推举我当配种组长。我说我可不当队长。他说不是队长，是组长，管棚里的事，工分自己记，不用经过村长。我说这能行吗。他说公社那边点头了。我咬咬牙，说行，我干。

但王德贵那边，他虽然不当队长了，还是村长。我跟他之间的账，还没算完。钥匙还在我兜里，磨得发亮。我知道，这事没完。

第五章 新棚旧账

配种组长算个啥官，说白了还是伺候羊。但好处是工分自己记，不用看人脸色。我找了块木板，挂在棚门口，上面写着每只羊的配种记录。谁要看自己家的羊啥时候配的，一目了然。队里人觉得这法子好，有人还学着给自家的猪记账。

王德贵不当队长了，但村长的帽子还在。他很少来棚里了，见了我也绕道走。可他那三十个工分的事，我一直没忘。赵铁山说算了，人都下来了，你还揪着不放。我说不是揪着，是那三十个工分是我应得的。他说你咋要。我说从明年的分红里扣回来。他说那得队里开会定。我说那就开会。

会开在队部，十来个人。我说配种棚的工分，去年少算了三十个，得补。会计老刘低头不说话。新队长说这事不好办，去年的账结了。我说结了也能改，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我拿出我的本子，又拿出老刘的账本，两下一对，差了三十。新队长看了半天，说行，从明年的工分里预支给你。我说不要预支，要现的。他说现的没有。我说那从村长的分红里扣。屋里安静了。王德贵不在场，但他老婆在门外听着。她推门进来，说凭啥扣我家。我说凭那三十个工分是我挣的。她说你有证据吗。我说账本就是证据。她瞪了我一会儿，转身走了。

后来那三十个工分还是没补成。但第二年分红，我的工分没再被克扣。这就够了。我学会了，跟王德贵这种人打交道，不能硬来，得一点一点磨。他占你的，你记着，找机会拿回来。拿不回来的，就当买个教训。

冬天，棚里添了两头新种羊。公社拨的，一公一母。公羊是半大的，还没完全长成，但骨架好。我给它起名叫小黑，纪念老黑。母羊是只花脸的，温顺。队里人说我运气好，我说不是运气，是熬出来的。

小翠嫁了。腊月里的事，嫁到邻村，男方是个木匠。我听说的时候，正在棚里给小黑刷毛。手停了一下，继续刷。有人问我咋不去喝喜酒。我说没空。其实是不想去。不是恨她，是心里那点东西，说不出口，也没必要说了。她嫁了，挺好。木匠有手艺，不愁吃喝。比跟我强。

年三十，我一个人在棚里。羊都睡了，棚里暖烘烘的。我煮了一锅红薯粥，就着咸菜吃。外面有人敲门，是赵铁山。他拎着半瓶酒，说陪你喝两口。我找了两个搪瓷缸子，倒了酒。他喝了一口，说长顺，你今年干得不错。我说托赵叔的福。他说不是我的福，是你自己争气。他指着棚里的小黑，说这羊比老黑强。我说强多了。他说人也一样，熬过去就好了。我没接话。他喝完酒走了，我收拾了缸子，躺在炕上。窗户外面有鞭炮声，远远的。我摸了摸枕头底下的钥匙，齿印还在。我想，明年开春，得给小黑找个好母羊配一配。日子还长着呢。

第六章 春草又生

1980年开春，队里分了自留地。我分了半亩，种了点苞谷和豆子。配种棚的事照旧，但公社说要搞承包，各队自己定。新队长找我商量，说棚里的羊能不能承包给我个人。我说咋承包。他说队里把羊折价，我每年交定额，剩下的归我。我想了想，说行。签了合同，棚里四头羊，三头归我，一头归队里公用。我交了五十斤麦子当押金，钥匙还是我拿着，但性质变了——从给人干活，变成了给自己干。

小黑长成了，个头比老黑还大，毛黑得发亮。开春第一只母羊发情，我让它配，一次就成了。队里人看见，说长顺这羊行。我心里得意，但没露出来。过了清明，邻村有人来请我去配羊。我说要收工分的。他说工分没有，给粮食。我算了算，一头羊换五斤麦子，划算。跑了几趟邻村，换了三十斤麦子回来。赵铁山说你这是搞副业了。我说政策允许。他说允许就好，别让人抓辫子。

夏天，公社开了个会，说要推广人工授精。老周乐了，说长顺，你去年就干上了。我说那是偷偷干的。他说现在光明正大了。公社要办培训班，让我去当教员。我说我一个土把式，教啥。他说你比那些书本上的强，实操有一套。我去了一趟公社，讲了半天，底下坐了十几个各队的人。讲完了，有人鼓掌。我脸红了，说别鼓了，都是土法子。

回来以后，队里人看我的眼神又变了。不光是配种组长，还成了"技术员"。王德贵见了我也改了口，叫长顺同志。我听着别扭，说你还是叫我长顺吧。他说现在不一样了，你有身份了。我说身份是干出来的，不是叫出来的。他讪讪的，走了。

秋天，小翠回娘家。碰见我在坡上收豆子。她抱着孩子，站在地头看我。我说进来坐坐。她摇摇头，说不了。她说我听说你当技术员了。我说凑合。她说你变了。我说人都会变。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时候我问你，我跟谁最配，你还记得吗。我手里的豆荚掉了，弯腰捡起来。说记得。她说我那时候是真的。我说我知道。她说后来我爹逼我嫁的。我说你过得好就行。她笑了笑，眼里有东西闪了一下。她说我过得还行。她转身走了，孩子趴在她肩上，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站在坡上，风把豆叶子吹得哗哗响。我想起那把钥匙，还在兜里。磨得更亮了，齿印浅了。我掏出来看了看，又塞回去。有些事，过去了就过去了。日子往前走，人不能总回头。

冬天，我攒了点钱，把两间土坯房翻修了一下。换了新窗户，炕也重砌了。赵铁山来帮忙和泥，说长顺，你该说个媳妇了。我说谁跟我去。他说隔壁村有个寡妇，带个娃，人勤快。我说我考虑考虑。他说别考虑了，都二十六了，再拖就三十了。我说急啥，日子长着呢。

腊月里，公社评先进，我评上了。奖状贴在队部墙上，红底黑字。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没啥特别的感觉。就是觉得，从去年那个连工分都算不明白的光棍，到现在站在这儿，中间那些憋屈，没白受。

第七章 钥匙换了人

1981年，包产到户全面铺开。队里散了，地分到各家各户。配种棚也散了，羊分给各家。小黑分给我，花脸母羊也归我。我成了正儿八经的个体户，给方圆几个村的羊配种，收粮食或者钱。日子比在生产队时松快多了，但活没少干。

赵铁山说的那个寡妇，我见了。叫孙秀芝，二十八，男人得痨病死了，留个五岁的闺女叫小丫。她人不高，但壮实，手上有茧。我俩在赵铁山家见的面，吃了顿饭。她话不多，但眼睛活。散了以后，赵铁山问我咋样。我说行。他说那我给递个话。我说不急，再处一处。

处了三个月，秀芝带着小丫来我家。小丫怕生，躲在娘身后。我给她拿了块糖，她没接。秀芝说丫丫，叫叔。她小声叫了。我笑了，说叫哥就行。秀芝说那不行，得叫叔。我说叫啥都行。那天秀芝帮我收拾了屋子，把炕上的破席子换了，窗户纸也糊了新的。我站旁边看着，心里暖烘烘的。她干活利索，不像我，啥都凑合。

秋天，我俩领了证。没办酒席，就请赵铁山和几个相好的吃了顿饭。秀芝把小丫的姓改了，跟我姓李。我抱着小丫，她这回不躲了，趴在我肩上睡着了。秀芝在灶台边炒菜，油烟熏着，脸红红的。我看着她，觉得这日子，算是有了个模样。

王德贵那边，他不当村长以后，在自家院子里种菜卖。有回在集上碰见，他卖的萝卜，我买了两斤。他看见我，说长顺，你现在出息了。我说托政策好。他说那时候的事，对不住。我说都过去了。他叹了口气，说那时候我也不是故意的，就是觉得你一个光棍，好欺负。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现在有家有业的，我那三十个工分，我补你。我说不用了，早不缺那点粮了。他愣了一下，说你这人心大。我说不是心大，是没必要。他点点头，没再说话。

冬天，秀芝怀上了。我高兴，把小黑卖了，换了头更好的种羊。赵铁山说你舍得。我说小黑老了，该换了。其实小黑跟了我两年，有感情，但家里要添人，得花钱。秀芝说别卖，留着。我说卖了。她没再劝。

腊月，秀芝生了，是个小子。我抱着那团红通通的小东西，手抖。赵铁山在门口放了一挂鞭。小丫凑过来看，说弟弟好丑。秀芝在炕上笑。我说丑啥，随我。屋里暖和，炕烧得热，窗户外面飘着雪。我想起去年年三十一个人喝粥，再看看现在，觉得老天爷还算公平。

第八章 坡上的根

1982年，我给儿子起名叫李扎根。秀芝说这名土。我说土才扎实。小丫上了学，背着书包每天蹦蹦跳跳。家里养了五只羊，三头用来配种，两头留着产奶。秀芝拿羊奶换鸡蛋，日子过得紧巴但稳当。

扎根半岁的时候，王德贵来找我。他瘦了，背有点驼。他说长顺，我那块自留地，想租给你种。我说你咋不自己种。他说腰不行了，干不动。我说行，多少钱。他说你看着给。我给了他五十斤麦子一年的租金。他接过粮袋，说长顺，我以前对不住你。我说又说这个。他说我这心里过不去。我说过去了，你再提，反倒生分了。他点点头，走了。

地种上了苞谷，长得旺。扎根会爬了，满炕滚。秀芝一边看孩子一边纺线，说长顺，你以后就搞配种，还是想干点别的。我说配种够吃了。她说够吃不够花，扎根以后要上学，小丫也要用钱。我说我想想。

秋天，公社办了个畜牧合作社，让我当技术指导。我说不要工资，按户分红。社长说行。我带着几个年轻人，跑遍了附近六个村，给羊配种，还顺带教他们咋防病。老周退休了，把他的工具箱送给我。我接过箱子，沉甸甸的。他说长顺，你比我强。我说周叔，没你那套设备，我早歇菜了。他笑了，说你小子会说话。

冬天，小翠的男人出事了。木匠在房梁上摔下来，腿断了。家里没了进项，小翠带着孩子回来住娘家。碰见秀芝在井台打水，俩人说了几句话。回来秀芝跟我说，小翠过得不容易。我说嗯。秀芝说你要不要帮帮她。我说咋帮。她说你不是技术员吗，教她男人学个手艺，木匠干不了，干点别的。我想了想，说行。

过了几天，我去找小翠的男人，叫大柱。他躺在炕上，腿打着石膏。我说大柱，你以后不能爬高了，学点兽医的活吧。他说我哪会。我说我教你。他看着我，眼里有犹豫。我说放心，不要你钱。他眼眶红了，说长顺哥，我以前……我说别说了，学手艺是正经。从那以后，我隔几天去一趟，教他认穴位、扎针、给羊灌药。他学得慢，但肯下功夫。第二年开春，他能拄拐下地了，跟着我跑了两趟，居然给一头难产的母羊接了生。他高兴得跟啥似的，回来跟小翠说，长顺哥教我的。

我站在棚门口，看着坡上的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钥匙早换了。配种棚散了以后，那把钥匙没用了，我扔在抽屉里。现在用的是合作社仓库的锁，新钥匙，光溜溜的。但有时候我还是会摸摸兜，习惯了。旧钥匙在抽屉里，跟老黑的木棍埋在一起，算个念想。

第九章 雪落无声

1983年，扎根两岁了，会喊爹了。小丫上了二年级，考了双百。秀芝又怀上了，这回是闺女。我高兴，但也发愁。家里六张嘴，光靠配种不够了。赵铁山说你咋不养点猪。我说没本钱。他说我借你两头猪崽。我咬咬牙，接了。猪圈是现成的，以前堆柴火的，收拾收拾就能用。猪比羊难伺候，但来钱快。年底卖了，赚了六十块。我头一回摸到这么多现钱，手有点抖。秀芝说存着，给孩子上学用。我说行。

合作社越办越红火，从六个村扩到十个村。我带着三个徒弟，跑不过来，就让他们分片。大柱腿好了，也加入了，专门负责邻乡的片区。他见人就说，我跟长顺哥学的。我听着，心里舒坦。不是因为他夸我，是觉得这人站起来了。

王德贵死了。腊月里，心梗，没救过来。走的时候身边没人，他老婆去闺女家了。我听说以后，愣了一会儿。秀芝说你去看看吧。我去了。他躺在炕上，脸上盖着张纸。屋里冷，窗户纸破了个洞，风灌进来。我站在那儿，想起头一回见他，他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酒。想起他瞪我，说你一个光棍懂啥。想起他把大白羊牵走，把工分划走。想起他后来在集上卖萝卜，说对不住。我想说点啥，但张了张嘴，啥也没说出来。我帮着把他抬到门板上，又帮着挖了坑。赵铁山说你这是大度。我说不是大度，是没必要恨一个死人。

埋他的那天，雪下得大。小翠和她男人也来了。她穿着孝衣，脸白得像纸。看见我，她没说话，点了一下头。我回了一下头。雪落在坟头上，一会儿就白了。我想起那年她红着脸问我，我跟谁最配。那时候我连头羊都保不住，哪敢想别的。现在羊有了，家有了，孩子也有了。她也有了她的日子。谁跟谁最配，不是嘴上问出来的，是日子过出来的。

开春，我把旧钥匙从抽屉里拿出来，擦了擦。齿印还在，但浅了。我拿去配了一把新的，把旧的挂在老黑的木棍上，一起埋回坡上。新钥匙挂在脖子上，贴着肉。秀芝说你挂个钥匙干啥。我说习惯。她没再问。

第十章 羊在坡上吃草

1984年，合作社改成了畜牧站，我当站长。不是官，就是管事多一点。公社给了两间房，一间办公，一间放设备。老周那套旧家伙退休了，换了新的，不锈钢的，亮闪闪。我教了五个徒弟，大柱是副站长。赵铁山不种地了，天天来站里转悠，说是当顾问，其实就是闲不住。

秀芝生了闺女，起名李春苗。家里四口人，加上秀芝，五张嘴。日子不宽裕，但饿不着。扎根三岁，满院子跑。小丫上了四年级，作文写得好，老师说能考大学。我说考啥考，能读就读。秀芝说你别拦着，丫丫争气。我说我没拦，我说能读就读。

王德贵的老婆搬去闺女家了。他家的院子空着，墙塌了一半。有回我路过，看见院里的井还在，井台上的石头磨得光光的。我想起那年打水，小翠站在井台边，辫子一甩一甩的。那些事，像井里的水，看着清，其实深。

秋天，邻县来了个人，说要跟我学配种。我教了他半个月，他走了，寄来一封信，说学会了，他们那儿的羊配上了。我拿着信，笑了。秀芝问啥事。我说有人学会了。她说你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说饿不死，羊越来越多，配不过来。

腊月，我算了算账。今年赚了四百多块，存了两百。家里添了新被褥，炕上铺了新席。年三十，一家人围着炕桌吃饺子。扎根抓着饺子往嘴里塞，烫得直哈气。小丫笑着给他吹。秀芝说慢点吃。春苗在摇篮里睡得香。赵铁山又来了，拎着酒。我说你咋年年这时候来。他说就你这有热饺子。我给他倒了酒，他喝了一口，说长顺，你现在是站长，有家有业，当年那个光棍，认不出来了。我说认得出来，就是我。他说你变了。我说没变，还是那个攥着钥匙不撒手的。他笑了，说那把钥匙呢。我说换了。他问换了多少回。我说记不清了。他说换了多少回，人还是那个人。我点头，说对，人还是那个人。

窗外有鞭炮声，远远近近。我摸了摸脖子上的钥匙，凉的，贴着肉就热了。我想起1979年开春，我站在配种棚门口，手里攥着钥匙，齿印咬进肉里。那时候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只知道自己不能松手。现在我知道了，手松了，就啥都没了。手攥着，哪怕疼，也还有个奔头。

年三十的饺子吃完，秀芝收拾了碗筷。赵铁山走了。孩子们睡了。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坡上的草枯了，明年还会绿。羊在圈里卧着，偶尔咩一声。我回屋躺下，秀芝在旁边睡着了，呼吸匀匀的。我闭上眼，手里攥着钥匙。不是旧的那把，是新的。但攥法一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