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秦王朱樉和燕王朱棣,令后人觉得都是具有造反实力的藩王,但是朱棣能造反成功,秦王朱樉却终身不敢起兵造反,最终没有败给皇权清算,没有战死沙场,却被王府三名底层老宫女,用一碗樱桃煎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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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结合《明史》《明实录》《皇明祖训》等史料,拆解明初塞王制度的底层逻辑,讲述朱樉明明手握重兵、占据天下雄藩,为何一辈子不敢兵变夺权?
一 洪武朝塞王有多强?
在讲述明初秦王朱樉的实力之前,先讲述朱元璋开国之后,为了杜绝外姓武将专权,特意设计了塞王九边制度,将九大嫡子分封北方边境,其中以西安秦王朱樉、太原晋王朱棡、北平燕王朱棣实力最强。
尤其是秦王为朱元璋的二皇子,实力仅次于太子朱标,堪称诸藩之首,地位远远超过其他藩王。
根据《明史・诸王传》《明实录》等史料明确记载,明朝初年洪武年间的塞王,拥有名副其实的军政大权,绝非明朝中后期被圈养的闲散藩王,这些权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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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属精锐护卫,兵力顶配
明初藩王一般标配标配三千至一万护卫军,边塞藩王兵力数量远超过内地藩王,尤其是秦、晋两大核心塞王镇守核心要塞关中和山西一带,享受待遇最高,可以统领三户卫,也就是将近两万的精锐亲兵。而且,这些精锐亲兵都是直接听从藩王本人,是完全忠于自己的私人武装,不受朝廷五军都督府直接管辖。
2 战时统领朝廷将领的权力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对藩王的兵权定了规制:边境一旦有了战事、敌情,晋王、秦王、燕王可全权统兵,也就是当地守镇卫所军、王府护卫军都听从藩王调遣,边境将领和朝廷的一品武将都听从藩王的调遣。
为了对抗北方游牧民族,朱元璋特意规定在战事的形势下,军中小事藩王自主决断,仅重大军情上报朝廷,这是明初“塞王守边”制度的核心内容。
洪武十一年,洮州番部叛乱,朱樉奉旨挂帅出征,正是行使这一份专属塞王的战时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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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边境监察与奏事特权
塞王可拥有过问地方边防、屯田、守备事务,上报边境军情、监察地方文武官员等独立奏事权。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候,无需经过朝廷兵部、布政司中转,在边疆防务、部族事务上自主决策,从而彻底掌控边境军事信息源。
在这些藩王中,秦王朱樉拥有的边境监察与奏事特权最高,在洪武年间他多次凭借这些权力率军出征洮州、平定西番,战功赫赫,稳稳掌控关中军事。再加上他的封地是大明最核心
战略腹地—西安,论兵权、论封地、论身份,是比早期的朱棣更有资本造反。
二 看似放权,实则锁死:朱元璋的精密制衡体系
秦王朱樉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占尽天时地利,为什么从头到尾没有一丝造反的机会和胆量,也是由于明初朱元璋设计的塞王制度决定。朱元璋费尽心思设计的塞王制度,表面上是放权,实则层层锁死、精密制衡,在源头上杜绝了藩王造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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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看朱元璋对藩王权力的约束:
1. 兵权是“战时临时权限”,没有常备调兵权
虽然朱元璋给予藩王很大的兵权,但这些兵权只是“战时临时权限”,无永久调兵权。藩王的兵权,只限于守边、御敌、平叛,却无战时调兵、练兵、蓄兵的永久权限。
在朱元璋的《皇明祖训》严格规定:无诏不得调兵。藩王的调兵需要朝廷下诏,当仗打完、战事结束,所有卫所兵马必须立刻归还朝廷建制,藩王没有调动一兵一卒的权力。所以,朱樉征洮州的兵权,是朱元璋临时授予的战时权限,打完仗即刻收回。
这就是说,朱元璋对藩王战时兵权的规定,就是蒙古或者其他游牧民族作乱的时候,朝廷下令出征,朱樉可以统兵、节制诸将;但是无外敌入侵,或者天下太平时候,自然没有私自调动大军的权力,更不能私自扩充兵力、培植私军。
后来朱棣造反,就是抓住了建文削藩、边防动荡、将领缺失为理由,临时掌控北平全部军权,为造反寻找到合理借口。洪武朝朱樉的兵权,只能随战事启停,但无法长期掌控大军,自然没造反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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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藩王互不统属、互相制衡,无法抱团造反
朱元璋分封制度的精髓,从来不是培育某一强藩,却是制造诸王互相牵制、互相平衡。如他特意排布九大塞王沿长城一线驻守,让这九大藩王互相监视、互相牵制。
如秦王朱樉坐镇西安,紧挨着晋王朱棡,二个藩王的权责相当、互相制衡;当朱樉有任何造反异动,晋王可即刻奉旨围剿,使朱樉没有起兵的外部机遇。同时,燕王朱棣镇守北平,三人兵力、权限相近,彼此制衡。
这样,藩王在没有盟友、权力被其他藩王制约,只有死敌的情况下,孤兵造反相当于自寻死路的形势下,自然不能抱团起兵,造反机会自然降低。
3. 无治民、无财政、无属地人事权,造反没有根基
明初塞王虽然战时能调动军队,但无行政、财政、钱粮支配权。藩王封地的钱粮税收、官员任免、地方治理,都由朝廷任命的布政司、按察司负责,藩王只有护卫军兵权和边防指挥权,没有属地财政权、人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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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知道,古代打仗需要是粮草、钱财等后勤物资,朱樉虽然能掌握三万护卫军,却没有粮草、财政等后勤物资支撑,更美地方官员效忠,很难长期作战;一旦造反起兵,不到半月就会陷入粮草断绝、孤立无援的绝境。
4. 洪武朝皇权巅峰,朱元璋掌控绝对大局
大明开国初年的洪武朝中,朱元璋杀伐果断,掌控朝野,把一切威胁皇权的功臣集团都逐步肃清,这也使朝堂、军队、地方全部牢牢掌控在皇帝一人手中。
朱樉活着的三十九年,全程处于朱元璋皇权巅峰时期。当时,朱元璋掌握全国资源、控制至高无上的皇权,通过蓝玉案、胡惟庸案肃清了所有权臣、勋贵,使朝堂、军队全部牢牢掌控在他一人手中,任何藩王造反都是以卵击石。
所以,朱元璋的洪武朝间,别说朱樉,就算所有塞王联手,也绝无可能撼动朱元璋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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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失去民心
要知道,造反的核心前提,是有人愿意追随你卖命。
燕王朱棣在封地内,一直礼贤下士、善待将士、笼络人心,身边死士云集。
但是朱樉本人镇守西安期间,作恶多端、暴虐成性,做人做事上得罪朝廷、下残害百姓、内虐待下人,彻底失去了民心,这也使文武官员、王府侍从、驻地士兵,无一人真心拥护他。
纵观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失去民心、众叛亲离的王爷能兵变成功。所以,朱樉是失去造反的人脉资源。
三、众叛亲离:朱樉自己毁掉了所有翻盘可能
历史上的朱樉由于高压虐待府中的宫人和仆人,令三位老宫女忍无可忍,最终在他爱吃的甜食——樱桃煎下毒,最终令这骄横跋扈的藩王最终被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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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打脸的是,朱元璋获知亲生儿子死讯之后,毫无悲痛情绪,亲自撰写祭文历数其十几条大罪,直言其“罪不容诛,死有余辜”;同时赐其谥号“愍”,意为在国遭忧、自取祸端,直白定性了他荒诞窝囊的一生。
可以看到,朱樉一生手握重兵却不敢反,最终被卑微的下人终结生命,成为明初洪武朝藩王最大的笑话。
结语
秦王朱樉的一生,可以看到明初塞王表面拥有至高权力,但实质是被朱元璋精准设计的“打工藩王”:有用时候给予兵权和威名,没用时候就一切收回,一切都是为朝廷战事需要服务,为朝廷抵御外敌入侵“打工”,无自主权力。
所以,这也是体现朱元璋藩王制度的高明算计:给藩王兵权守边,却不给割据造反的资本;让藩王制衡武将,却用制度锁死藩王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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