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拒绝中国谈判，缅北四大家族满门抄斩背后，藏着器官与刑场

央视镜头扫过那面千疮百孔的墙壁，也揭开了缅北最为黑暗的一角。

10月5日晚间，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正式播出，明家卧虎山庄的地下靶场，首次完整地呈现在全国观众眼前。

比起墙上密布的弹孔，纪录片曝光的另一桩事实更引人深思：中方工作组曾三度约见果敢“四大家族”的代表，勒令其彻底铲除电信诈骗活动，但实际效果却十分有限。

中方一次次耐心劝导敦促，反观当地，诈骗产业的流水线却依旧照常运转。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才是这件事真正令人倍感沉重的根源。

先说说那面墙。

卧虎山庄是明家最具标志性的电诈园区，而地下靶场，是整个园区里最见不得光的地方。

底层电诈人员在这里接受所谓的“处决”。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大队长张昌慧在片中讲了一段话，我认为值得每个人反复读：“把人活活打死，目的其实很明确，就是要立威。在众目睽睽之下，你只有好好听话干活，才有活下来的可能。”

更令人发指的是，为了掩盖杀人事实，明家还会杀人灭口，用机枪扫射，甚至拉一批人进行补枪。

我的看法是，这段话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暴力的“目的性”。张昌慧说得很清楚，打人是“立威”，杀人是为了“掩盖”。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卧虎山庄的运行逻辑里，暴力和诈骗是一体两面的事。电诈园区不是简单的“坏人骗钱”，它是一套完整的统治体系——用恐惧维持秩序，用死亡消除痕迹。

在我看来，那面墙上的弹孔，不只是一个犯罪证据，它是一整套管理哲学的物化。

你只有看到那面墙，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中方工作组的三次约谈会“收效甚微”。因为坐在谈判桌对面的那些人，他们每天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墙。

再说说那三次约谈。

据纪录片披露，中方工作组曾三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督促整改清剿诈骗窝点，但对方执迷不悟、观望拖延，最终纵容电诈犯罪持续肆虐。

果敢“四大家族”即白所成家族、魏超仁家族、刘正祥家族和刘国玺家族。2020年刘国玺去世后，其家族势力逐渐被以明学昌为首的明家取代。

白应苍在临刑前接受采访时说了一段话，我认为这是整部纪录片里最具信息量的一段自白。

他说：“20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境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地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三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不做要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交我们也交，其他家不交，我们也就不交了。”

这段话暴露出来的东西比它表面上说的要多得多。表面上，白应苍在解释为什么没听话。

但在我看来，他无意中交代了一个更关键的事实：中方给了三次机会，而“四大家族”把这种克制当成了筹码。

纪录片里有一句定性的话——“以白家为首的缅北、果敢各大家族将中方的克制作为筹码，妄图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继续逍遥法外”。

我的判断是，明学昌那句“不做我们没得吃”，未必完全是托词。

缅北果敢地区的经济结构确实长期畸形，电诈已经成了继黄、赌、毒之后的新的“摇钱树”。

但这恰恰暴露了“四大家族”的本质——他们不是被裹挟的，而是主动选择把整个地区的经济命脉绑在犯罪产业上。

四大家族不仅控制着果敢老街的矿产，还利用军政影响力，依托家族武装力量，设立多个园区，招揽金主入驻，武装庇护电诈犯罪。

魏怀仁甚至拥有国家授权的边防营，属于有编制的武装力量。这不是“没得吃”的问题，这是“吃得太多不想放手”的问题。

我的猜测是，三次约谈期间，“四大家族”内部一定有过反复的算计。白应苍说的“看其他家的动静”，说明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博弈——谁先交人谁就吃亏。这种囚徒困境式的观望，最终把所有人的退路都堵死了。

然后就是2023年10月20日凌晨发生的事。

迫于中国警方的强大压力，果敢对电诈园区是否有人员被羁押或限制人身自由情况开展检查。

得知消息的明家，假称要送想回家的涉诈人员回国，实则将卧虎山庄园区内的人员转移，暂避风声。

在转移过程中，被转移人员发现自己并不能回国，逃跑时遭到武装人员开枪射击，最终造成中国籍涉诈人员4死4伤。明珍珍在临刑前接受采访时说，要尽可能把事情压下来，“既然人已经死了，就安排人把他们埋掉了”。

这就是“10·20”惨案。

我认为，这个案子是整个缅北电诈覆灭进程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方还在谈判桌上给机会；在此之后，前方指挥部决定放弃谈判，“以打开路”。

这个决策逻辑其实很清晰：当一方用子弹回应善意的时候，谈判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白应苍说“2023年9月才知道中国动真格了”，但真正让中方“动真格”的，恰恰是他们自己在10月扣下的那一次扳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节奏陡然加快。

2023年9月26日晚，前方指挥部组织云南、浙江公安机关在昆明成功抓捕了“佤邦联合军”副总司令鲍军峰及其团伙成员。

鲍军峰伙同他人专门成立“荷官公司”，通过提供武装庇护大肆参诈护诈。在他的庇护下，“佤邦”支撑了很多“官匪一体”、高度组织化的电诈犯罪集团。

纪录片里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鲍岩板家里的钱多到发霉，经常在房顶和院子里晒钱，一个警卫员偷了他一千来万，他都不知道。

我的看法是，这个细节比任何数据都更能说明问题。一个人对一千万元的损失浑然不觉，说明钱对他而言已经失去了数量概念。

而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无数被骗得倾家荡产的中国受害者那里掠夺来的。缅北电诈的兴起源自武装割据下的权力真空，“佤邦”勐波地区高峰时期就有电诈窝点265个，涉诈人员近6万人。

从2023年7月起，公安部部署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工作。中缅双方通过警务执法合作和一系列打击行动，累计抓获5.7万余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

截至2026年6月，缅方已累计向我方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8万名，缅北规模化电诈园区基本实现清零。

但数字是冰冷的，真正让人无法平静的，是那些被从缅北解救回来的受害者讲述的故事。

唐某丰，2021年偷渡到“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因为业绩不佳，被迫签下7万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

“他们都说我们是‘猪仔’，我觉得还是高看我们自己了”，他说。到了新公司业绩还是上不去，唐某丰天天被打，直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这时诈骗公司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他说：“不要说一个肾了，为了离开，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公司老板把他带到一处农家小院，在没有正规手术流程的情况下，强行摘除了他的肾脏。

我认为，“割肾抵债”这件事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的残忍，而在于它的“日常化”。

它不是某个疯子的失控行为，而是一套商业逻辑的终点——当一个人的身体可以被折算成债务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完全不是人了。从“猪仔”到“器官”，中间没有任何道德障碍，只有账本上的加减法。

2026年1月29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明国平、明珍珍、周卫昌、巫鸿明、吴森龙、傅雨彬等11名罪犯宣判并执行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明家犯罪集团涉诈、涉赌资金100余亿元，造成中国公民14人死亡、多人受伤。加上白家犯罪集团的判决，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案已全部进入司法程序，16人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就是“满门抄斩”的真正含义。不是江湖恩怨式的血亲复仇，而是现代国家司法体系对跨境犯罪集团的彻底清算。

回到最初那个问题：三次约谈，为什么换不回一条回头路？

我的看法是，因为“四大家族”从一开始就误判了一件事——他们把中方的克制理解成了软弱。

白应苍那句“看其他家的动静”，就是这种误判的典型体现。他们以为这又是一次可以拖过去的博弈，只要等一等、看一看，中方最终会妥协。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中方工作组第三次坐在谈判桌对面的时候，耐心已经用完了。

我的判断是，缅北电诈的覆灭，本质上不是一个执法行动的胜利，而是一种政治意志的展示。

三次约谈是“先礼”，昆明抓捕是“后兵”，这个节奏本身就是一种宣告：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存在谈判空间。

卧虎山庄地下靶场的那面墙，不会说话。但它上面的每一个弹孔都在告诉后来的人：有些底线一旦被踩过，就没有回头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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