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5年，杭州，毛主席在一次会议间隙问起曾希圣的近况。这个曾经负责红军无线电侦察、被称为“搞玻璃杯”的老同志，此时却没有具体职务，赋闲在家。得知情况后，毛主席当场追问：“为什么不给曾希圣分配工作？”语气明显严厉起来。
这句话背后，并不只是对一位老部下的照顾。曾希圣1902年出生于湖南资兴，早年就读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来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他逐步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于1928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
那时的情报工作，远没有后来想象得那么成熟。没有现成教材，也缺乏足够设备，更谈不上系统训练。1929年，曾希圣在天津从事兵运和情报工作；1930年调往上海后，参与侦察敌军行动，并把重要情况及时送往苏区。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组织面临严重危险，曾希圣转赴中央苏区。1931年，他参与创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并担任首任局长。第二局主要负责无线电侦察和密码破译，是红军掌握敌情的重要部门。
密码破译看似只是在纸上推演，实质上却同战场生死相连。曾希圣带人搜集缴获的密码本、电报底稿，再同敌方电报人员提供的线索反复核对。一个字母、一组数字，常常要经过许多次排查，才能找到规律。
曾希圣曾对身边同志说：“中央把这副担子交给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就放下。”这不是口号，而是当时情报人员面对的实际压力。一次判断失误，前线部队就可能遭到伏击；一份电报提前破译，数千人的行动便可能避免重大损失。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期间，第二局多次截获、破译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报，为红军判断敌军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四渡赤水前后，红军能够及时调整行动方向，与情报部门持续掌握敌情有直接关系。
长征结束后，毛主席曾评价第二局：“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完成的，有了二局，就像夜路上有了灯。”这句话分量很重。它肯定的不是某一次破译，而是整个情报系统在极端环境下发挥出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事变发生后，曾希圣带领人员搜集西安各方动向，关注军队调动和重要人物往来，并将信息迅速上报中央。党中央代表团同国民党方面谈判时，准确情报成为判断形势、采取策略的重要依据。
抗日战争时期，曾希圣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参与编写有关谍报工作的教材。皖南事变后，他承担收容和安置突围干部、战士等任务，随后在皖江地区开展根据地建设。军事工作之外，他还要解决粮食、兵员和群众关系等现实难题。
解放战争中，曾希圣先后在华东野战军、中原军区等单位任职，担任过重要军事领导职务。由此可见，他并非只会破译电报的技术人员，而是能够把情报、作战和地方工作结合起来的复合型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曾希圣在安徽工作多年。面对粮食生产困难，他支持在部分地区试行“责任田”，让生产责任更加明确。安徽一些地方的试验取得成效，粮食产量出现增长，这一做法也引起中央关注。
但在当时的争论中，这种尝试很快遭到质疑。曾希圣被批评，安徽的试验被停止，他本人也受到牵连。1962年以后，他的职务受到调整，后来离开安徽，处于有职无权的状态。对一位长期在战场和地方承担重任的老干部来说，这种处境无疑十分沉重。
1965年杭州会议期间，毛主席再次见到曾希圣。面对询问，曾希圣没有多作解释，只是沉默。毛主席看了他一会儿，说道：“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随后又批评有关方面：“不要忘本，得人点滴恩，必当涌泉报。”
不久，曾希圣被安排到成都，担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特殊时期中，他再次受到冲击，毛主席和周恩来安排人员将其接到北京保护。1968年7月，曾希圣在北京病逝，后来得到平反。那段被重新核定的经历，也使这位密码破译专家和地方干部的历史位置，逐渐恢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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