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最窝囊的政变——甘露之变。皇帝密谋诛杀太监，却被太监反杀。

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外的丹凤门刚刚开启，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小跑进入殿内，向皇帝报告了一个消息：左金吾仗院后院的石榴树上，昨夜降下了甘露。

此时是公元835年12月14日，长安已入寒冬，天还没亮透，百官正在含元殿列班等候早朝。

韩约说完这句话后，没有人能想到，接下来不到半天的时间里，这座帝国最宏伟的宫殿群将变成一座血海。

唐文宗李昂坐在御座上，听完报告，露出恰到好处的惊喜，随即命宰相李训带人去查看。

李训去了很久才回来，说似乎不像是真甘露。

文宗故作疑惑，又派左神策中尉仇士良、右神策中尉鱼弘志带宦官们去复验。

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杀局。

诱饵是“甘露”，猎场是左金吾仗院，猎物是宦官，而猎手，已经埋伏在仗院的帷幕之后。

但历史从来不按剧本走。

要理解甘露之变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什么会失败，得从晚唐宦官是怎么一步步爬到皇帝头上的说起。

唐德宗在位的最后几年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他把禁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宦官。

神策军，这支原本用于防御吐蕃的精锐部队，逐渐变成了宦官集团手中的私人武装。

德宗之后，神策军左右两厢护军中尉成了宦官集团的核心职位，谁坐在这个位置上，谁就掌握了长安城内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到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宦官王守澄和陈弘志在中和殿毒死了宪宗，对外宣称皇帝是服长生药而死。

紧接着，王守澄又与梁守谦等人拥立穆宗。

宝历二年十二月，敬宗被宦官刘克明杀害，王守澄等人又出面镇压，把穆宗的次子李昂推上了皇位，年仅十八岁。

三年之内换了三个皇帝，每一个都和宦官有关。

李昂，也就是唐文宗，是穆宗的第二个儿子，生母是贞献皇后萧氏。

元和四年十月生于长安，长庆元年封江王，初名李涵。

他登基后被王守澄等人拥立，改元太和。

史书对这位年轻皇帝的评价是“恭俭儒雅，天性仁孝”，他穿朴素的衣服，拒绝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品，还亲笔在太液亭的画壁上抄写《尚书》中君臣事迹，每天早晚观摩。

这样的人当皇帝，内心不可能甘于做一个摆设。

文宗性守正嫉恶，对宦官“以宦者权宠太过，继为祸胎”深恶痛绝。

元和末年谋杀宪宗的凶手至今还大摇大摆地在宫中当差，他是知道的。

《旧唐书·李训传》记载，文宗“虽外示优假，心不堪之”，想铲除宦官，但“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

他试过一次。

太和五年，文宗与宰相宋申锡密谋除掉宦官，结果被王守澄的耳目察觉。

王守澄与手下郑注合谋，反手诬告宋申锡谋立漳王李凑。

文宗中了圈套，将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

第一次尝试就这样灰溜溜地结束了，宦官们从此更加横行。

文宗急需新的棋子。

就在这时候，李训和郑注走进了他的视野。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是王守澄自己推荐进来的。

李训，肃宗时宰相李揆的族孙，原名李仲言，进士出身，形貌魁梧，神情洒落，言辞敏捷，特别善于揣摩人心。

宝历年间，他的从父李逢吉当宰相，认为李训“阴险善计事”，格外亲厚。

后来李训卷入武昭一案，长流岭表，遇赦得还，母亲去世后他住在洛阳。

郑注，绛州翼城人，出身微贱，“始以药术游长安权豪之门”，本姓鱼，冒姓郑氏，时人戏称他为“鱼郑”。

他最初在襄阳依附节度使李愬，因为会配药治病而受到李愬赏识。

后来李愬调任徐州，郑注也跟了过去，由此结识了当时在徐州当监军的王守澄。

两人如何进宫的，正史说得很清楚。

《旧唐书·李训传》记载，李逢吉给李训准备了数百万金帛珍宝，让他持入长安贿赂郑注。

郑注得了好处，便向王守澄推荐了李训。

“乃以注之药术，训之《易》道，合荐于文宗”。

王守澄觉得李训还在服丧期间，穿着粗布孝服不方便进宫，文宗就让李训换上戎服，号“王山人”，与郑注一同出入禁中。

一个是靠药术，一个是靠讲《易经》，这两个人就这样入了宫。

文宗见到李训后，发现他“言论纵横”，“善揣人意”，非常中意。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记载文宗的心思：“且以训、注皆因王守澄以进，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诚告之。

训、注遂以诛宦官为己任”。

文宗看中的恰恰是他们的“宦官背景”，正因为这两个人是王守澄引进的，宦官集团不会怀疑他们，这对秘密策划政变至关重要。

李训升迁的速度令人咋舌。

太和八年自流人补四门助教，面赐绯鱼；十月迁国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讲学士；九年七月改兵部郎中、知制诰；九月迁礼部侍郎、同平章事。

从一个流放犯到宰相，不到一年时间。

当上宰相后，李训开始动手了。

他的第一步是分化宦官集团。

当时王守澄和仇士良之间有矛盾，李训利用这一点，“奏用士良分守澄之权，乃以士良为左军中尉”。

王守澄很不高兴，两人“两相矛盾”。

仇士良的提升，后来被证明是李训最大的战略失误，因为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的反应速度，远远超过了王守澄。

第二步是剪除王守澄的羽翼。

李训以各种理由，将西川监军杨承和、淮南监军韦元素、河东监军王践言等人调离京城，随后逐一赐死。

当时宦官陈弘志在襄阳监军，此人当年参与杀害宪宗，李训以文宗的名义将他召回，行至青泥驿时，遣人“封杖决杀”。

第三步是除掉王守澄本人。

大和九年十月，文宗命内养宦官李好古携毒酒到王守澄府邸，秘密将其赐死，“秘而不发”，对外没有公布死因，还追赠王守澄为扬州大都督。

一个弑杀过先帝、操控过两朝废立的宦官，就这样死得悄无声息。

消息传出后，“人皆快其受佞”。

到这里为止，李训的计划执行得近乎完美，文宗也很满意。

接下来要对付的，是仇士良和鱼弘志这些手握神策军的中尉。

李训最初和郑注商定的方案，是在王守澄的葬礼上动手。

计划是：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到任后选壮士数百人做亲兵。

王守澄葬于浐水时，郑注以护卫葬礼为名带亲兵随行，同时奏请文宗批准，命所有宦官中尉以下都去浐水送葬。

到时候郑注关闭墓门，让亲兵用利斧砍杀，一网打尽。

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但李训变卦了。

《资治通鉴》记载李训和党羽的密谋：“如此事成，则注专有其功，不若先期诛宦者，已而并注去之”。

如果按郑注的方案执行，功劳就全是郑注的。

李训的打算是：自己先动手除掉宦官，然后再把郑注也一并解决。

于是李训抢先行动了。

他任命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王璠为河东节度使，让他们以赴镇为名招募兵士，同时安排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京兆府事、御史中丞李孝本权知御史台事，各自掌控一部分武装力量。

李训还在朝廷内部做了一番清洗。

他先后罢免了裴度、李德裕、李宗闵三人的宰相职务，把可能掣肘的政敌逐出权力中枢，然后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关键位置上。

到甘露之变前夜，他已经是一个权倾朝野的人物，“门庭趋附之士，率皆狂怪险异之流”，但同时也“时亦能取正人伟望，以镇人心”。

李训的计划很简单：谎称左金吾仗院的石榴树上有甘露，诱使仇士良等宦官前往查看，届时伏兵四起，一举歼灭。

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常朝。

百官列班于含元殿。

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上前奏报，说左金吾仗院后院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

古代以甘露为祥瑞，据说天降甘露意味着天下太平、帝王有德。

文宗装作惊喜，先让宰相李训等人去看。

李训去了很久才回来，说“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轻言”。

文宗的表演很到位，他质疑道：“韩约妄言耶？”

于是决定派宦官亲信去确认——这正是李训安排好的步骤。

仇士良和鱼弘志带着几个宦官往左金吾仗院走去。

仗院里埋伏了甲兵，这些兵士由韩约事先安排，藏在帷幕之后。

金吾卫的兵士们手握兵器，等着宦官们走进陷阱。

按照计划，只要宦官们踏入仗院后院，帷幕拉开，刀斧齐下，仇士良和鱼弘志就活不过那一天。

仇士良等一行宦官走进了左金吾仗院。

韩约迎上前去。

这时候意外发生了。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的记载极为生动：“仇士良等至左仗视甘露，韩约变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将军何为如是？’

韩约脸色发白，满头大汗，大冬天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

仇士良是见过世面的人，立刻起了疑心。

就在此时，“俄风吹幕起”——忽然一阵风吹过，掀起了帷幕，仇士良一眼看到了帷幕后密密麻麻站着手持兵器的甲兵。

又听到了兵器的碰撞声。

仇士良等人大惊，转身就跑。

守门的兵士想关门，仇士良大喝一声，门没能关上。

宦官们连滚带爬地冲出仗院，直奔含元殿。

他们跑到含元殿时，文宗还在御座上坐着。

仇士良等人扑到御前告变。

李训看到事情败露，立刻呼叫金吾卫士：“来上殿卫乘舆者，人赏钱百缗！”

宦官们比李训反应更快。

《资治通鉴》记载：“宦者曰：‘事急矣，请陛下还宫！’

即举软舆，迎上扶升舆，决殿后罘罳，疾趋北出”。

宦官们抬着软舆，把文宗扶上去，撕破殿后的丝网屏障，向北狂奔。

李训追了上去，攀住软舆大喊：“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

但文宗被宦官控制着，根本停不下来。

金吾兵已经登上大殿，罗立言率领京兆府的逻卒三百余人从东面赶来，李孝本率领御史台的从人二百余人从西面赶来，双方在殿上展开混战，宦官“流血呼冤，死伤者十余人”。

但文宗的软舆还是被宦官们抬进了宣政门。

仇士良手下的宦官郗志荣一拳打在李训胸口，把他打倒在地。

宣政门随即关闭，宦官们在门内高呼万岁。

百官惊骇，四散奔逃。

李训知道大势已去。

他脱下随从的绿衫穿在自己身上，骑马逃出宫城，一路扬言：“我何罪而窜谪！”

路人不疑有他。

文宗被宦官们抬进内殿后，仇士良和鱼弘志完全控制了局面。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整个甘露之变中最血腥的部分。

仇士良命令左右神策军各出动五百人，从宫中杀出，“所值辄杀”。

神策军先杀金吾卫的兵士，然后“分兵屯诸宫门”，开始大规模搜捕。

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当时还在中书省等着皇帝召开延英殿会议，商量甘露之事。

神策军冲进来，把他们全部逮捕。

王涯已经七十多岁了，被押到神策军军营后，遭受了残酷的拷打。

宦官们逼他承认与李训合谋造反，王涯被迫屈招，还被迫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反状——但实际上他根本不知道李训的具体计划。

舒元舆被从家中拖出来，贾餗逃到城外又被抓回。

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人也相继被捕。

韩约藏在自己的军营中，也被搜了出来。

李训逃亡途中被抓获，押送京城。

在被押送的路上，李训对押送者说，他有灭宦官的大功，请求留他一命。

押送的人根本不理他。

走到昆明池附近时，李训被斩首，首级送往长安示众。

郑注此时在凤翔。

他在事变前一天才从长安出发回凤翔，准备按原计划率亲兵入京参加王守澄的葬礼。

路上遇到扶风县令韩辽，韩辽知道他和李训的密谋，不肯接待，带着县印和属下逃往武功。

郑注到达凤翔后，得知李训已经失败。

他返回凤翔节度使治所，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仇士良的密使已经到了。

仇士良派人携带文宗的“密敕”，授予凤翔监军张仲清，命他诛除郑注。

张仲清设下伏兵，以好言好语把郑注骗进监军使院。

郑注带着亲兵进入，李叔和将他的亲兵引到门外款待，只让郑注和几个随从进入内院。

郑注刚喝完茶，李叔和抽刀将他斩首。

随即关闭外门，将郑注的亲兵全部诛杀。

接着又杀掉郑注的家眷、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等人及其同党，总共一千多人。

神策军在长安城内的搜捕持续了整整十天。

他们关闭城门，挨家挨户搜查，凡是与李训、郑注有关联的人，不分亲疏，“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

据《资治通鉴》记载，“杀金吾史卒千余人，诸司史卒及民酤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余人”。

加上后续清算中的被杀者，遇难者总数达一千六百余人。

这是长安城自安史之乱以来最惨烈的一次屠杀。

而屠杀的执行者，是宦官的神策军；命令的下达者，是宦官仇士良。

甘露之变以极其讽刺的方式收场。

皇帝本要诛杀宦官，结果宦官不仅没有杀成，反而借此机会把反对者一网打尽。

参与政变的官员几乎全部被杀，宰相级别的就有王涯、贾餗、舒元舆等。

更荒唐的是，很多被杀的官员其实并不知情。

王涯根本不知道李训的计划，只是因为他在中书省当值就被牵连。

户部员外郎李元皋是李训的远房表弟，李训从没提拔过他也被逮捕杀死。

前岭南节度使胡证家殷实，宦官觊觎他的家财，借口搜捕也把他全家杀了。

事后，仇士良被加封为特进、右骁卫大将军，鱼弘志也得到升迁。

所有参与镇压“叛乱”的神策军将士都得到了赏赐。

甘露之变不仅没有削弱宦官，反而让宦官集团彻底站上了权力的顶峰。

仇士良的权势大到什么程度？

《通鉴纲目》中记载，甘露之变后，文宗“深居禁中，如坐囹圄，动为诸阉所制”，废立之事宦官们“如反手”。

仇士良对文宗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一度想要废掉文宗另立新君。

翰林学士崔慎由曾被深夜召至秘殿，宦官们逼他起草废立诏书，崔慎由以死抗争才作罢。

文宗彻底成了一个傀儡。

开成四年十一月，文宗的身体稍有好转，他坐在思政殿，召当值学士周墀前来，赐酒对饮。

文宗问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

周墀答：“陛下尧舜之主也。”

文宗摇头，说：“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

周墀大惊，说那两个是亡国之君，怎能相比。

文宗说出了那句让人心酸的话：

“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

说完，“泣下霑襟”，周墀也伏地流涕。

此后，文宗“不复视朝”。

周赧王和汉献帝虽然被权臣挟持，但挟持他们的人是外部的诸侯。

而文宗被自己的家奴——宦官——挟持，连这两个亡国之君都不如。

这是帝王的悲哀，也是大唐帝国走到晚期的缩影。

开成五年正月初四，文宗在太和殿驾崩，年仅三十二岁。

他死时还没过完新年的第三天。

《新唐书·文宗纪》记载，文宗病重时，仇士良和鱼弘志“矫诏废皇太子成美复为陈王，立颍王为皇太弟”。

文宗临终前本想让太子李成美监国，但仇士良根本不理会。

文宗死后，仇士良拥立颍王李瀍为帝，是为唐武宗。

不久，仇士良又杀了废太子李成美和安王李溶。

从文宗登基到驾崩，他在位十三年，其中后五年完全在宦官的控制之下，连死了也由宦官决定谁来继位。

回过头来看甘露之变，这场政变从策划到执行，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问题。

计划本身就有致命缺陷。

李训和郑注之间的互不信任是根本性的。

李训本来是靠郑注的引荐才得以进用，等到两人权势都大了之后，李训“心颇忌注”，想要独吞除宦之功，于是推翻郑注的方案抢先动手。

而郑注的方案其实更加稳妥，利用王守澄葬礼，以护卫为名集中兵力，在长安城外动手，宦官无险可守。

但李训等不及，因为如果让郑注先动手，功劳就都是郑注的了。

即便按李训的方案执行，他在关键环节上也有重大疏漏。

政变的核心力量是临时拼凑的——郭行余和王璠招募的兵士还没到位，京兆逻卒只有三百余人，御史台从人只有二百余人。

而他们面对的神策军，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常备禁军。

神策军五百人一出动，李训的乌合之众立刻就崩溃了。

更关键的是，李训没有控制住皇帝。

政变成功的前提是文宗能留在含元殿，等伏兵杀出后下达诛宦诏令。

但仇士良在第一时间就把文宗抬走了，软舆一进宣政门，李训的一切安排全部失去意义。

没有皇帝的名义，李训的伏兵就成了叛乱，而仇士良的军队反而成了护驾平叛。

李训选择韩约作为现场执行人，也是一个败笔。

韩约是左金吾卫大将军，正是负责守卫宫城的武将。

但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堪称灾难——“变色流汗”，被仇士良一眼看穿。

如果换一个心理素质过硬的人，哪怕是多撑一刻钟，仇士良可能就走不出那个院子了。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文宗和李训都没有掌握军事力量。

在晚唐，谁控制神策军谁就控制长安。

文宗想要诛杀宦官，但神策军的中尉就是宦官本人，文宗手里没有任何可以与神策军抗衡的武装。

李训虽然安排了一些兵力，但这些兵力和神策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资治通鉴》里有句话说得很到位：宦官“利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神策军对付这类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

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胜负在开始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仇士良后来活到了会昌三年才死。

史书说他在甘露之变后“独断专行二十余年”，杀二王、一妃、四丞相。

唐代宦官的权力在甘露之变后达到顶峰，此后虽然武宗时期有所压制，但宦官掌控禁军的格局一直没有改变，直到唐亡。

如今回头看甘露之变的那个冬日清晨，含元殿上的一切都显得荒谬。

一个皇帝想要从家奴手中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却被家奴反过来打得头破血流。

文宗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布局，精心策划每一个步骤，结果在一阵风吹起帷幕的瞬间功亏一篑。

韩约满头大汗的那张脸，成为这场政变最讽刺的注脚——精心谋划的一切，被一个心理素质不过关的大将军用几滴冷汗毁掉了。

左金吾仗院的石榴树后来应该还在，每年秋天依然会结出果子。

只是再也不会有人声称那上面降下了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