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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戴季陶受英国邀请出访印度，甘地告诉他：中国有四亿人口，献出两亿人任日军屠戮，剩下两亿人绝不屈服、绝不合作，就能击溃日军。戴季陶当场怒了，以日军各类屠城惨案反驳甘地，但甘地还是主张他的非暴力哲学，不肯变通。
当时，二战正酣，欧洲战场打得不可开交，亚洲这边中国已经独自抗击日本侵略整整三年。而印度，那会儿还是英国殖民地，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如火如荼。
英国人被甘地搞得焦头烂额，工厂没有工人、学校没有学生、政府没有工作人员。无奈之下，英国政府请中国出面调解。
1940年11月，国民政府派遣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率团访问印度。戴季陶此行身负两个任务：一是向印度各界宣传中国军民誓死抵抗日寇的牺牲精神，二是顺带帮英国做通甘地的思想工作。他随身还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分别致甘地和诗人泰戈尔。
戴季陶抵达印度后，专程前往瓦尔达拜访甘地。出于对这位“圣雄”的尊重，戴季陶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形势，以及接下来的打算。他本以为，面对日本法西斯的残暴侵略，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支持中国拿起武器自卫。他万万没想到，甘地说出了一番让他目瞪口呆的话。
甘地说：“不管怎么说，中国不是在实行非暴力。它能英勇对日抗战，说明中国从来没有非暴力意愿。说它只是自卫，从非暴力原则来说，这不是理由。”接着，甘地话锋一转，抛出了他那套“非暴力”的抗战方案：“从非暴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来对付一个开化了的日本，还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样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
戴季陶还没反应过来，甘地继续说：“假如中国人有我这样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样的最新毁灭手段。中国人可以告诉日本人——‘带着你们的毁灭手段来吧，我们以两亿人给你，可是剩下的两亿人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假如中国人真的这样做了，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
用两亿人的命去“感化”侵略者，这就是甘地给中国开的“药方”。
戴季陶听到这里，好一阵错愕。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甘地还慷慨激昂地解释：中国人团结起来用“非暴力”的方式反抗，最多牺牲两亿人，日本人就会被不屈的意志感动，届时自然退兵。所谓“非暴力”，就是用绝食、罢工、请愿这些不流血的方式反抗日军。
戴季陶实在是听不下去，他当场反驳，以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来回应甘地——南京大屠杀、活体实验、慰安妇、三光政策，哪一桩不是血淋淋的事实？日本人要的不是征服，是亡国灭种。对这样的敌人讲“非暴力”、讲“感化”，无异于自掘坟墓。
甘地根本听不进去。他一生信奉“非暴力不合作”，而这套理论，在印度对抗英国殖民者时确实起了作用。
原因很简单，英国人是来做生意的、来统治的，不是来杀人的。英国人需要印度人干活、需要印度人合作。印度人不合作了，英国人的统治就玩不转。可日本人不一样。日本人要的是中国人的土地，要的是中国人从历史中消失。你跟他“不合作”？他巴不得你什么都不干，省得他费子弹。
甘地看不清这中间的区别，他把印度对付英国人的那套经验，原封不动地套到了中国身上。他以为天底下的侵略者都一样，都吃“非暴力”那一套。
戴季陶离开后，甘地心里大概也不太踏实，又跑去见基督教世界领袖，想寻求支持。他仍然坚持说：“不管怎么说，中国不是在实行非暴力。它能英勇对日抗战……”。自始至终，他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
后来，甘地还曾写信给希特勒，呼吁他阻止战争。他还劝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放弃抵抗。一位犹太学者忍无可忍，写信质问甘地：“你听说过集中营吗？”
戴季陶和甘地的这场对话，表面上是一个中国官员和一个印度精神领袖的理念交锋，实则是两种世界观的对撞。甘地的“非暴力”在印度或许管用，但拿到中国来，拿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屠刀面前，就是一堆废话。
有些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有些道理离开特定的土壤，就是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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