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逼近维也纳之际窝阔台去世，拔都为何率军东返？

公元 1241年 12月 1日 , 蒙古大汗窝阔台在西征军靠近维也纳时去世了，拔都等诸王随即东返，欧洲因此而获得喘息；一个统治者死亡又会怎样地使推进中的蒙古军停下来呢？

1241年冬天，蒙古军已经接近维也纳了，欧洲各地还在为如何拼凑防线而争论不休。多瑙河方向的战事一直推进到正酣时分的时候，东方传来大汗窝阔台去世的消息。西征军随即停止深入，拔都等诸王率军东返。

欧洲后来把这场转折归于上帝或者圣母的庇佑，但是更直接的原因就是蒙古帝国最高权力突然出现空缺。该变化之所以重要，不单是因为大汗死在行帐里，还因为蒙古军不是一支可以脱离宗王体系、无限向前推进的近代军队。

大汗拥有最高权威，重大征服所得也须纳入新的权力分配之中。窝阔台死后继承问题必须由忽里勒台来解决。继续向西攻城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新大汗产生之后也会被视为是擅自行动的行为。

因此退军不是战场上的突然溃败，而是帝国权力结构牵动军队方向的结果。窝阔台可以成为大汗，是因为他接受了成吉思汗留下的继承安排。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们就各自拥有一定的势力了。

察合台性格强硬，和术赤一直有矛盾；拖雷控制军队，有很高的威望。相对于窝阔台来说容易被不同的宗王所接受的是窝阔台更倾向于在各个宗王中间保持表面上的平衡。

成吉思汗选择他，一方面是出于对能力的考虑，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诸子立即争斗而出现的现实需要。但是这种平衡是不牢固的。成吉思汗死后，蒙古贵族召开了忽里勒台，在四十天内推举出了新的大汗。

拖雷一派有兵力、有影响力，许多王公重视他的实力。最后形成的一种安排就是窝阔台成为大汗来统御帝国，而拖雷则仍旧保留军权，并且继续担任重要的军事职责。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和实际的军事力量分开掌握，既可以使权力的过渡完成又埋下了新的紧张关系。

1232年三峰山之战中，拖雷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地展现。为了解开封京之围，金军调集了约十五万兵力北上。拖雷兵力少，没有选择正面硬拼的方式，而是派遣轻骑不断地骚扰着金军，在此之前一直无法得到休息的机会。

等金军在风雪中到达三峰山时，蒙古军就利用地形、天气进行轮番休整，故意留下通向钧州的通道。金军争先恐后地突围，队形随即散乱起来，伏兵从两侧杀出，在此之前已经造成主力军崩溃。

完颜合达、完颜陈和尚等金朝将领或者战死，或者被俘后拒绝投降而死。胜利之后拖雷声望达到顶峰，窝阔台在回程途中突然重病。史料有“拖雷代兄受死”的说法，即拖雷向长生天祈祷，并且喝下巫师准备的液体，在几天之后窝阔台病情好转，但是拖雷却在途中去世了，大约四十岁。

该段文字之后又被收录在了《史集》里，并且被解读成兄弟之间互相献身、彼此忠心的一种行为。但是拖雷刚刚经历大战，突然死去，窝阔台接着又恢复了权力，所以这段记载一直带有很强的传说色彩。

根据现有的材料不能确定那碗液体是啥，也无法由此判断窝阔台是否毒杀了弟弟。可以确认的是，在拖雷死后，原先制约着窝阔台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了。

关于窝阔台是否利用时机压制拖雷家族，蒙古史料记载模糊不清，后世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权力的结果很明显，窝阔台一去世就基本稳住了大汗的位置，而拖雷系又在多年之后由蒙哥、忽必烈相继崛起，并且成为帝国政治的核心。

早年的妥协并没有消除矛盾，只是将冲突推迟到了下一代。窝阔台统治时期也有明显的两面性。他可以立刻给普通百姓发奖励。有关三个西瓜的故事记载，他把皇后的珍珠耳坠送给前来进献、衣着破旧的百姓，并且说对方贫穷，在第二天才领赏。

不管故事细节是否完全可靠，它体现出史书对于窝阔台“慷慨”所做的评价就是说，得到财物之后，他会把所有的财物分给宗王、将领以及有功之人，并且不会长期保持积蓄。但是不能因为是慷慨而就去抵消权力的暴行。

1237年，草原上曾有大汗征召未婚少女入宫的消息传出。部落居民为了保护女儿，仓促地把很多女孩嫁出去了。窝阔台知道之后认为这是对大汗权威的反抗，就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去征召。

相关记载称，近四千名少女被集中带走，然后遭受军士凌辱，两人死亡，其余人送入妓院或者沦为奴隶。但是关于这个故事的具体细节仍需要根据史料来源来判断，在此之上它至少展示了蒙古统治下的一种残酷现实即在最高统治者面前普通人的婚姻、身体以及家庭都会被视为服从权威的代价。

耶律楚材想要使这样的任性被制度所限制。他认为，在征服地区的各个地方都应当设立户籍以及税收的制度，避免单纯的杀人、掠夺行为发生，以文书和官僚体系来治理汉地，而不是把土地当作作战的利益品。

他还多次劝阻窝阔台控制自己的欲望，甚至把被烈酒腐蚀的铁槽拿出来给大汗做示范，提醒大汗连铁都承受不起长期浸酒，更别提人的身体了。窝阔台听后就表示要减少饮酒，但是并没有改变他本人的生活方式。

这套矛盾也最终被他所接受。窝阔台不仅继续对金国进行征服，而且在公元1235年召集诸王，决定发动新的大规模西征。蒙古军翻越高加索进入伏尔加河、顿河流域攻破罗斯诸城，在1241年向波兰和匈牙利推进。

莱格尼察之战中，波兰与德意志诸侯组成的联军溃败；赛约河之战之后，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逃亡，在佩斯等地被攻占。蒙古军推进速度和以前在东欧的战果使维也纳附近威胁变得现实。

但是窝阔台并没有等到这场征服的继续展开。1241年12月11日，在行帐里喝酒、跳舞，第二天就发现身体状况很差了，最后去世时只有五十六岁。传统记载上一般都将长期纵酒作为导致他死亡的重要因素来对待，但是不能把它的发生仅仅看作是一场宴席上的“醉死”。

可知他长期沉溺于酒宴之中，身体状况逐渐变差，而他的死亡正是在蒙古西征最深的时候发生的。消息传到前线后，拔都等诸王调转方向、退出匈牙利和波兰、返回草原参加新的忽里勒台。

因而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如果窝阔台当时并没有死去，那么蒙古军会不会继续前进，历史就无法给予一个确切的答案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西征的停止以及继承秩序的出现是由于某一位统帅临时改变了原有的计划所造成的。

窝阔台一方面促使了蒙古帝国的扩张，另一方面在中原建立了可以传到元朝的部分制度基础，并且下令营建喀喇和林。他同时放纵酒宴、享乐，默许甚至促使许多以权谋害百姓的行为。

于是，他很难被简单地归类为雄主或者暴君，前者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牺牲的人出现，后者也不能解释他在行政和征服上取得的成就。他把人生分为英名和享乐两部分。结果是，英名随着蒙古军到达多瑙河边而结束，在享乐方面又成为损害身体、改变帝国方向的因素。

1241年的欧洲不是由于某个神秘力量突然被拯救起来，而是一场在蒙古权力中心发生的死亡所打断的。所谓命运转折点，在具体的历史当中，也就是一个大汗的去世，并且由此引发出继承、军队、帝国秩序重新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