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游客在上海点大闸蟹，以为236一只点了两只，结果送来两大盒

我叫小陆，在上海南京西路上一家本帮菜馆当服务员，干了六年了。我们店不算大，两层楼，楼下散座楼上包间，装修是那种老上海风格，墙上挂着月份牌和旗袍照片，外地游客和外国人来得不少。老板姓沈，本地人，五十多岁，胖胖的，脾气好，但有一条规矩：不管客人是谁，结账的时候一分不能少。他说开饭店不是做慈善，该赚的赚，该收的收，但坑人的事不能干。

那天是周三中午，店里不算忙，楼下坐了四五桌。我正给靠窗那桌老夫妻倒茶，门推开进来一个外国人。白头发，蓝眼睛，背着一个旧帆布包，手里攥着一本旅游指南，翻得边角都卷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了看墙上的菜单，又看了看店里的人，有点犹豫。

我迎上去用英语问几位，他说一位。我把他领到靠墙那张小桌，给他倒了杯茶。他坐下来，把旅游指南放在桌上，指着上面一行字给我看。那页印着一张大闸蟹的图片，旁边有中文也有英文，英文写的是“Steamed Hairy Crab, seasonal delicacy”。我点点头，说我们店有。他问多少钱，我指了指菜单上大闸蟹那一栏，写着时价，下面一行小字：母蟹三两半左右，236元每只。

他看了看那个数字，伸出手指比了个二，说两只。我说好的，两只。他又用生硬的中文说了句谢谢。我笑了笑，转身去后厨下单。

这个外国人叫彼得，后来聊天知道的，德国人，六十八岁，退休教师，一个人来中国旅游，上海是最后一站。他跟我说，他在德国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美食的纪录片，最想尝的就是大闸蟹。他说他在柏林一家中餐馆见过大闸蟹，一只卖三十多欧元，折合人民币两百多，所以他觉得236一只很合理。

这是我们后来坐在那儿喝茶的时候他跟我说的。当时我下完单，回来给他添茶，他正翻着那本旅游指南，指着上面外滩的照片问我怎么走。我就站在旁边给他比划，说出门往左走到头再往右，走十分钟就是。他听得很认真，还从包里掏出个小本子记。我看着他那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中文和德文，还有各种地图和地址。一个快七十的老头，一个人跑这么远来中国，拿着本子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走，我心里有点佩服。

后厨出菜大概等了二十来分钟。我端着蒸好的螃蟹出来的时候，彼得正在看窗外，没注意到我。我把蒸笼放在桌上，掀开盖子，热气腾地一下冒起来，两只红彤彤的大闸蟹躺在里面，旁边配着姜醋碟和一套拆蟹工具。彼得转过头，眼睛一下子亮了，像个小孩看到糖一样。他掏出手机拍了张照，又用德语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懂，但看表情是高兴的。

我帮他把蒸笼盖子放到一边，正准备跟他说怎么拆蟹，后厨那边又出来一个蒸笼。我愣了一下，回头一看，小李端着另一个蒸笼走过来，放在桌上。彼得也愣了，看看第一笼，又看看第二笼，然后看着我，满脸疑惑。

我说您点了两只，我们店是按只卖的，一只一笼。他点点头，说我知道，两只。然后他指了指两个蒸笼，又比了个二。我说对，两只，一笼一只。

他摇摇头，从包里掏出手机，打开计算器，在上面按了236，又按了乘以2，给我看，等于472。我说对，472元。他又指了指两个蒸笼，然后在计算器上按了236，又按了乘以4，等于944。然后他看着我，眼睛瞪得很大。

我这才反应过来。他以为236是一盒的价格，一盒里有两只。他点了两份，结果送来两盒，一盒里有一只。他以为一份就是一盒，一盒就是两只。所以他觉得他点了两只，应该送来两盒四只。现在送来两笼两只，他觉得我少给了他。

我站在那里，一时不知道怎么解释。我英语就那样，平时接待外国客人都是简单几句，点菜买单没问题，这种误会解释起来就费劲了。我比划了半天，他也比划了半天，两个人鸡同鸭讲。旁边那桌老夫妻看我们这样，老太太笑着说，小伙子，他是不是以为一份是一笼啊？我说是啊阿姨，他以为一份有两只。老太太就跟她老伴说，你看外国人不懂，你跟他讲讲。她老伴摆摆手，说我英语早忘光了。

彼得把手机收起来，看着我，表情从疑惑变成了有点不高兴。他用英语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快，我只听懂了几个词，什么“two”“four”“money”。我猜他是说他要两只，现在只有两只，但跟他说好的不一样。我赶紧说，一只一笼，两只两笼，对的。他摇头，说no no no。

这时候沈老板从楼上下来了。他看见我站在那儿跟外国人比划，走过来问怎么回事。我把情况说了，沈老板皱了皱眉，说你把菜单再给他看一遍。我把菜单拿过来，翻到大闸蟹那页，指着上面的字。上面写的是：母蟹三两半左右，236元每只。下面有一行英文小字：Price per piece。

彼得凑过来看，掏出眼镜戴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了半天，他抬起头，看看菜单，看看我，又看看沈老板。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我没想到的动作——他把眼镜摘下来，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他哭了。

一个六十八岁的德国老头，坐在上海南京西路一家本帮菜馆里，对着一笼大闸蟹哭了。我慌了，沈老板也慌了。沈老板赶紧搬了把椅子坐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别急别急，有话好好说。彼得用袖子擦了擦脸，然后从包里掏出那个小本子，翻到一页，上面用德文和中文写着几行字，他指着其中一行，我凑过去看，上面写着：柏林，大闸蟹，38欧元一只，每年秋天，和安娜一起吃。

他指着“安娜”那个词，又指了指自己的胸口，然后比划了一个戴戒指的手势。我懂了。安娜是他妻子，已经不在了。他一个人来中国，是想替她看看她一直想来的地方。大闸蟹是她生前最爱吃的东西，柏林那家中餐馆每年秋天进一批，他们俩就去吃一次，一人一只，吃了三十多年。

他以为上海的大闸蟹跟柏林一样，是按份卖的，一份两只。他想着点两份，一份自己吃，一份放在对面，就当安娜还在。结果送来两笼两只，他才发现自己搞错了。他不是嫌贵，他是嫌少。他想给安娜也留一只，现在只有两只，他自己吃一只，对面就空了。

沈老板听完，半天没说话。他从口袋里摸出烟，又想起来店里不能抽，把烟塞了回去。他站起来，走到后厨门口，喊了一声：老张，再蒸两只，挑大的。

然后他走回来，坐在彼得旁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今天我请客，你吃四只。一只给你，一只给安娜，一只给你明天路上吃，一只给安娜明天路上吃。

彼得听不太懂，我翻译了个大概。他抬起头看着沈老板，眼泪又下来了。他握着沈老板的手，说了很长一段德语，我一句没听懂，但最后他说的两个词我听懂了，是“Danke”和“Anna”。谢谢，和安娜。

那天中午彼得吃了两只蟹，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在本子上写字，有时候写着写着停下来，看着对面那把空椅子发呆。沈老板坐在柜台后面，也没催他，也没算加那两只蟹的钱。我站在旁边给他添了三次茶，他每次都抬头说谢谢。

他走的时候已经快两点了。店里没什么客人了，沈老板在算账，我在擦桌子。彼得站起来，把本子收好，背上那个旧帆布包，走到柜台前要买单。沈老板按了按计算器，说两只蟹，472。彼得掏出钱包，数了五张一百的递过去。沈老板找了二十八块给他，又多找了两块，说零头抹了。彼得接过来，看着那两块钱，笑了笑，说了句中文：谢谢。

然后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纸袋，递给沈老板，说了一串英语。我听懂了大概，他是说这是他老家的一种糖果，他每次出门旅行都带着，想送给今天帮他的人。沈老板接过来，打开看了看，是一袋深棕色的糖块，上面印着德文。他拿了一颗放进嘴里，说嗯，甜的。

彼得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然后推门出去了。我站在窗边看着他穿过马路，背着那个旧帆布包，慢慢消失在人群里。下午的阳光照在南京西路上，梧桐树的影子铺了一地。他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走得很稳。

沈老板站在我旁边，也看着窗外。他把那颗糖嚼完了，说，小陆，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送他两只蟹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我妈走的那年，我爸一个人去北京，说要去看看我妈一直想看的故宫。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在故宫门口吃了碗炸酱面，很难吃，但他吃完了。因为他觉得我妈在看着他吃。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我妈活着的时候没带她去。

沈老板说完，把那袋糖倒出来，分给我几颗，自己也拿了一颗。糖很硬，含在嘴里慢慢化，有股焦糖和奶油的味道。我站在窗边，看着外面人来人往，忽然想起彼得那个本子上写的字。柏林，大闸蟹，38欧元一只，每年秋天，和安娜一起吃。

那天晚上下班，我路过南京西路那家卖大闸蟹的店，看见门口摆着几个泡沫箱，里面绑着螃蟹，标价238一只。我想起彼得，想起他对着那两笼蟹流眼泪的样子，想起他把一颗糖放在沈老板手心时的表情。我掏出手机，给我老婆发了条消息，问她明天晚上想不想吃大闸蟹。她说你发财了？我说没有，就是想吃了。

其实我是想告诉她，有些东西，两个人一起吃，和一个人吃，味道是不一样的。有些话，趁人还在的时候说，和人不在了再说，也是不一样的。彼得飞了九千公里来上海，想吃一口和安娜一起吃过的味道。他点错了单，多付了钱，但最后他吃到了，还多带走了两只。那两只他明天会在飞机上吃，或者带回柏林放在冰箱里，等到明年秋天再吃。

我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来上海。也许不会了。但他那个小本子上，肯定会多写一行字。上海，南京西路，大闸蟹，236一只，沈老板多送了两只，给安娜的。

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老婆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儿子在房间打游戏。我换了鞋，坐在她旁边，说，明天我们去吃大闸蟹吧。她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说没有。她说那你今天怎么怪怪的。我说没有，就是想吃蟹了。

她说不年不节的，吃什么蟹。我说想吃就吃，管什么节。她想了想，说行，那明天叫上你妈一起。我说好。

我靠在她肩膀上，电视里放着什么综艺节目，观众在笑，主持人在说话。我闭上眼睛，想起彼得那个旧帆布包，想起他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字，想起他说安娜的时候眼睛里的光。我想，日子还长，有些味道，要趁还记得的时候，多吃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