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来得及吗？中国的钱、技术，印度该用就用，不应“情绪化抵制”

别情绪化，应采用理性的外交政策，中国的钱和技术，该用就用，别抵触——这话不是印度人说的，也不是中国人说的，而是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说给印度人听的。

杨荣文，李显龙第一届内阁的外交部长，近期在接受印度ANI通讯社采访时就印度与中美两国间的关系该如何正确的发展，提出了他的看法——整体基调是：采用理性的务实主义路线。

他的核心意思很直白：印度不该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选边站，更不该把自己绑在美国围堵中国的战车上——过于依赖美国，反而会损害印度利益；深化与中国的资本、技术合作，有助于提升印度的全球竞争力。

中国的钱技术，该用就用，不用情绪化抵制

面对印度媒体的采访，杨荣文明确表示：别让民族情绪、边界矛盾、选举节奏、意识形态这些东西，替决策层做主。面对中国，印度在确保独立性的同时，应该坚持走实用主义路线。

杨荣文还说了句大实话：中国的钱，比印度多得多；中国的技术，比印度更先进、更强悍；中国的制造业完善度、供应链丰富度、综合竞争力都远超印度。

所以，他建议印度政府在面对中国的钱和技术时，秉持实用主义路线，别情绪化，该用就用——只要确保主权完整、确保自己能力的独立性，就完全可以大胆用，推动印度各地的发展。

点评：这观点很务实，话糙理不糙

印度曾经是全球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当年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印度秉持中立政策，不走极端，确保自己的独立性，一度混得风生水起。

后来在中美之间，印度也一度保持过这种务实的平衡。但可惜的是，后来的印度政客被边境矛盾、被媒体话语、被“全球最大民主国家”这种自我标签冲昏了头脑，一步步倒向美国，对中国则采取情绪化的抵制思路。

杨荣文的话，其实是在提醒印度：你曾经最擅长的平衡术，怎么丢掉了？捡回来，再用，还来得及。

但问题在于，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

印度政客曾经很明白这个道理，后来的很多政客冲昏了头脑，不再明白这个道理。近段时间，在新加坡人的提醒下，有部分政客可能又想明白了，可时间不等人。

过去几年，印度对中国资本和技术的政策，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苛刻。不是一般的苛刻，是那种带着敌意、带着防范、带着政治算计的苛刻——封禁App、冻结资产、收紧签证、修改投资规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中国企业早就吃过亏、上过当了。

不只是中国企业，其他国家的企业也在印度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亚马逊、沃尔玛、福特、通用，这些巨头在印度市场都碰过壁。

政策说变就变，追溯性执法、税务突袭、合规成本飙升，这些操作让不少外资企业心有余悸。印度市场大，但坑更多，这是国际商界的共识，大家心里都有小九九——那本账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即便印度部分政客醒悟过来，想重新吸引中国资本和技术，恐怕也为时已晚。

中国企业不是没记性，上过一次当，就会长一次教训。重新搞几个开放政策，政客说几句好话，中国的钱和技术就会屁颠屁颠跑过来？没那么简单吧。

资本和技术最怕的是什么？是不确定性

小米、vivo、OPPO在印度建厂、铺渠道、带供应链，把印度手机产业从零抬了起来。结果呢？税务调查、资产冻结、高管被传唤，一套接一套——这种养肥后再杀的路径，让后来者不得不重新算账。

今天你需要我，就说欢迎我；明天你感觉不那么需要我了，就查我、搞我；今天你批我项目，明天你冻结我资产——这种环境下，谁敢把真金白银往里砸？

也就是说，杨荣文的建议，对印度来说是一剂良药。但这剂药能不能吃下去，不取决于印度政客嘴上怎么说，而取决于印度能不能在制度层面提供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彻底挽回中国企业的信任。

信任这东西，破坏起来很容易，重建起来却极难。印度曾经有机会，但自己把路走窄了。现在想回头，不是不可以，但代价会比以前大得多。

杨荣文是从新加坡的视角看问题，小国生存靠平衡术，这没错。但印度不是新加坡，印度体量大、野心大、政治生态复杂，对华战略认知难以实现统一。

更关键的是，即便印度真的想用中国的钱、技术，中国就得必须给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得挑符合条件的合作对象。

资本和技术输出，讲究的是双向奔赴，不是单方面施舍。印度如果一边在边境搞小动作、一边在国际上配合美国围堵中国，一边又想让中国资本和技术帮它补制造短板，天底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信任是相互的，你防我像防贼，我凭什么把你当伙伴？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还来得及吗”，而是印度当局是不是真的深刻理解了“不选边站、务实主义路线”的理念。

是嘴上说说，还是心里真信？是选举压力一上来就变脸，还是能在制度层面稳住？是胁于特朗普翻脸，不得不找中国来平衡？是继续把中国当对手防，还是真能把中国当合作伙伴用？

这个问题不解决，杨荣文说再多也没用。总之，中国的钱和技术就在那里，但给谁、怎么给、给多少，中国企业自己会算账。

印度要是还抱着那套情绪化的老思路，那答案恐怕只有一个：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