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当评审团主席，大牌集体缺席，他一怒把内部黑幕抖了出来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日，第六届百事音乐风云榜要在北京揭晓。这个奖当时办得有声有色，号称要做中国的格莱美，靠的是近两百位评委投票、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监票，流程听上去相当严谨。可就在颁奖前几天，出了一件难堪的事，离颁奖只剩几天，确认会来的入围歌手却寥寥无几，尤其是港台那边，一线歌手里头只有孙燕姿、飞儿乐团等少数几位答应出席。周杰伦、陈奕迅、蔡依林、梁静茹这些名字，一个都没出现在到场名单上。

这个奖之所以敢标榜专业，是因为它在流程上确实下了功夫。本届评审团由内地和港台近两百位评委组成，奖项不设现场短信投票那种容易被操纵的方式，而是由评委无记名投票，结果交给会计师事务所监票、封存，颁奖当晚才当场揭晓，还有律师事务所参与。刘欢作为主席的一员，在提名揭晓和颁奖开场时都亲自出面，反复强调要秉承公平、公正两个字。也正因为流程立得这样分明，后来唱片公司那套要奖的做派，才显得格外刺眼。

一个标榜专业和公正的颁奖礼，眼看就要办得冷冷清清。这时候，本届评审团主席刘欢站了出来，接受报纸专访，把真正的原因捅破了。

他说，真实原因是唱片公司在明目张胆地谈奖、要奖，他们认为这是国内音乐界的潜规则。这句话一出来，娱乐圈一片哗然。原来不是档期排不开，而是奖没谈拢，明星来不来，得看主办方肯不肯给奖。

刘欢说的并非凭空猜测，而是把唱片公司那套老套路讲得明明白白。据当时风云榜负责人介绍，来谈奖的无非几种路数。第一种最直接，指名道姓，我就要某某奖。第二种先试探，让我来可以，但你得先明确告诉我能得什么奖。第三种更精明，玩的是捆绑，要我们公司的大牌来也行，但你得顺带把奖也给我们公司的某个新人。奖还没评，条件已经一条条摆上桌，评到这个份上，评的哪里还是音乐。

让主办方尤其头疼的是，有些公司明知道风云榜这边是坚决不谈奖的，却照样拿着别的颁奖活动提前发给他们的获奖确认名单来讲条件，理直气壮地反问，别人能谈，你们为什么不能谈。等于把别处的暗箱操作当成了通行的规矩，反过来逼守规矩的人就范。一个倡导公平、公正的奖，就这样在整个市场的坏风气和公开的潜规则面前，被逼到了几乎办不下去的墙角。

这件事最能看出刘欢这些年的变化。一九九九年，《好汉歌》唱遍全国却在排行榜上名落孙山，他的反应是转身就走，撂下一句再也不参加所谓的排行榜。那是一种决裂，我不跟你玩了。可七年过去，他没有一直站在门外。二〇〇六年风云榜组委会找到他，请他做评审团主席，他答应了。他后来坦言，自己当时唯一的一点私心，就是想看看这里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曾经拂袖而去的人，这一次选择走进去，从内部立规矩，而不是单纯地在外面抗议。

一个对评奖早已寒心的人，为什么还要蹚这趟浑水。因为他想弄明白，也想推动一件事，这么大一个国家，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由评委和老百姓来选的奖。在他看来，评奖至少应该让业内一年的真实状况有个像样的反映，一年下来总得有个样子。他看不惯的，早已不只是某一个奖的归属，而是整个环境把谈奖、要奖当成了天经地义。

真正让刘欢感到危险的，还不是唱片公司的索要，而是大家对这种不公正的习以为常。他说，我感觉观众好像也不在乎，只要颁奖当天来一堆大腕，漂漂亮亮就挺好，至于是不是凭实力得的，是不是谈来的，没人在意了。没人强调颁奖的公正性，大家都拿它当一场游戏，对潜规则习以为常。这种冷漠，在他看来比黑幕本身更可怕。黑幕可以揭，可一旦连听众都觉得本该如此，认真做音乐的人就真的没有立足之地了。

所以他没有选择沉默，哪怕这违背他平时的做人原则。他自己说，我平常不说这些的，但是这个事我应该呼吁一下。他找到光线传媒的总裁王长田，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他说，这时候不能退，退是死定了，如果一放水，肯定就没法再做了；扛过去，说不定还有好起来的可能。他还举了台湾金曲奖的例子，说那个奖早期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但坚持下来之后，成了台湾地区最被认可的奖项。

主办方这一次的态度也确实硬。光线传媒那边回应，要奖的心态就跟赌博一样，要到了还想要更大的，没有的也想有，总有摆不平的那天，事实上这种事也出过，台边上当场就打起来过，总有一天会崩盘。所以他们选择死扛，坚决不向索要奖项的歌手和公司让步。

其实这个榜走到今天并不容易。头两届的时候，它也办得糊里糊涂，国内评奖常见的分猪肉、暗箱操作、随意设奖这些毛病，它一样不少，挨了不少骂。后来主办方下决心改，从第三届开始宣布绝不谈奖，所有获提名的歌手都邀请到场，结果当场揭晓。那一年做得相当成功，孙燕姿、那英都是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听到自己获奖，当场喜极而泣。第四届，王长田甚至在颁奖前自己揭黑幕，怒斥某些国际大唱片公司倚仗手里的歌手资源公然谈奖，结果当年的颁奖礼因为某家公司艺人集体缺席，反而闹得更大。

到了二〇〇六年这一届，坚持的代价摆在眼前，那就是星光惨淡。四月二日晚的颁奖现场，最终四个最佳男女歌手大奖，由汪峰、韩红、陶喆、孙燕姿分别摘得，港台和内地的最佳专辑给了陶喆和羽·泉，终身成就奖颁给了庄奴和乔羽。奖评得中规中矩，可台下确实冷清，内地候选的几位大牌大多没到，港台候选歌手几乎只来了孙燕姿一个。主持人为了打圆场，只好在台上反复说，谁说我们星光惨淡，还一次次请孙燕姿站起来挥手，现场的尴尬，第二天都写进了报道里。

不过，那一届也并非所有结果都让人服气。最受争议的是内地最受欢迎女歌手给了刚从选秀舞台走出来的周笔畅，她在当年三月才推出生平第一支单曲，连专辑都还没有。不少记者当场提出疑问，按照通行惯例，参与角逐的歌手总该有正式唱片作品，界定不清的奖项，反而又给公正两个字添了问号。这件事也从侧面说明，要把一个奖真正办得无可挑剔，光有不肯让步的态度还不够，评选标准本身的每一处细节，都得经得起推敲。

即便如此，刘欢在颁奖后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他明确表示，国内确实有一些评奖是这样操作的，而且很长时间形成了潜规则，但要打破它，就必须走过眼前这段不舒服的时候，所以他一直鼓励王长田坚持下去。他也换了个角度看待这件事，说唱片公司肯来要奖，其实恰恰说明他们还认可这个奖的权威性；而音乐说到底不是一场非要分出输赢的竞赛，能来参加这个盛典，本应是音乐人和乐迷的节日。

从一九九九年那声再也不参加，到二〇〇六年主动坐到评审团主席的位置上，顶着压力把黑幕讲出来，再到鼓励主办方扛过最难的时候，刘欢走的是一条弯，但方向没变。他始终在意的，是音乐能不能被认真对待，奖能不能凭作品说话。前者是宁为玉碎的决绝，后者是明知艰难也要去修补的担当。一个人肯在拂袖而去多年之后重新回来，不是因为他向潜规则低了头，而是因为他还愿意相信，规则是可以一点点立起来的。

那一年冷清的颁奖现场，或许让不少人觉得这个榜撑不了多久。可正是因为有人在最该放水的时候选择了死扛，公正这两个字才没有彻底变成一句空话。得奖名单会被时间淡忘，台下那场关于要不要向潜规则低头的较量，反倒更值得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