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5年，上海，二十一岁的丁玲站在人生岔路口，刚刚报考艺术学校失利，文学却悄悄向她打开了一扇门。那一年，她遇见了胡也频。两人都喜欢读书写作，常常谈到深夜，生活虽清苦，精神上却并不贫乏。
丁玲原名蒋伟，1904年出生于湖南临澧一个家境较好的家庭。父亲经营药铺失败后，家道中落，又因吸食鸦片，早早离世。母亲带着孩子返回娘家，靠读书和教书重新支撑家庭。
这样的成长经历，使丁玲很早便明白，女子不能只把命运交给家庭安排。她进入上海平民女子学校读书，后来接触新文学。1927年，她发表小说《梦珂》，主编叶圣陶读后颇为欣赏，作品很快刊出。丁玲的文学道路，就这样从一篇小说起步。
胡也频是她最早的爱人，也是她人生中极重要的人。两人收入不高，居住简陋，却常常为一轮月亮、一首诗停下脚步。1928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丁玲开始承担妻子与母亲的双重责任。
有意思的是，丁玲与冯雪峰的关系，也在这一时期变得复杂。冯雪峰同样从事文学工作，思想敏锐，谈吐有吸引力。丁玲后来承认，自己被他的才华吸引。那不是简单的男女交往，而是几个年轻文人在动荡年代中，对情感、婚姻和个人选择的一次冒险试探。
一段时间里，丁玲、胡也频和冯雪峰曾共同生活在杭州。三人谈文学，也谈现实；谈理想，也绕不开柴米油盐。这样的相处方式在当时极为少见，胡也频很快感到不安，冯雪峰也最终离开。丁玲的感情生活因此留下许多争议，但若只用“荒唐”二字概括，反而遮蔽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对旧式婚姻的反抗。
胡也频曾向友人沈从文诉说苦恼。沈从文劝他，感情不能只靠热烈维持，还要面对责任。此后，丁玲与胡也频重新生活在一起，可命运没有给他们太多安稳时间。
1931年初，胡也频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随后遇害，年仅二十九岁。丁玲失去丈夫，也失去了家庭中最重要的依靠。她带着孩子生活，继续写作，同时逐步走向革命阵营。胡也频的牺牲，使她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发生了明显变化。
1931年，丁玲经史沫特莱介绍认识冯达。冯达担任翻译，起初只是协助采访，后来两人产生感情并结婚。遗憾的是，冯达后来被证实与国民党特务机构有联系，这段婚姻也把丁玲带入了更危险的处境。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寓所被秘密绑架。冯达临行前曾留下暗示：“中午我若没有回来，你就赶紧离开。”丁玲没有料到危险已经逼近，最终被捕。她被关押期间没有交代革命组织情况，外界营救声随之而起，宋庆龄、鲁迅等人都曾关注此事。
关于她在狱中的经历，后来出现过不少说法。可以确认的是，丁玲在被关押期间曾怀孕，这件事也成为她日后遭受质疑的重要原因。她没有用几句话洗清所有疑点，只能承受流言、审问和政治压力。对一个失去丈夫、又被长期关押的作家而言，这种处境极其艰难。
1936年，丁玲辗转抵达陕北保安。毛泽东为欢迎她写下《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句词并非单纯夸赞她的才华，更是对她从都市作家走向革命队伍这一转变的概括。抵达陕北后，丁玲参加宣传、采访和文艺工作，后来还深入前线。
她并没有因为身为知名作家，就回避现实中的矛盾。延安时期，丁玲曾撰文谈妇女处境，认为女性要有健康的身体、独立的思考，也要能够承担劳动和生活责任。她看到，男女平等写在口号里容易，落实到婚姻、家庭和工作中却并不简单。
丁玲的美，不能只看照片和传闻。更引人注意的，是她身上那种不肯循规蹈矩的性格。她经历过爱情的纠葛、亲人的死亡、牢狱的折磨，也经历过政治风浪，却始终没有放下写作。
1942年，丁玲与陈明结婚。陈明比她小十三岁，两人共同生活多年。这个选择再次引起议论，但丁玲没有把婚姻当作向旁人解释的答卷。她的一生，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一个问题：一个女人，能不能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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