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访了一位115岁杭州老太，她说：活这么久，是老天爷在罚我

我走访了一位115岁杭州老太，她说：活这么久，是老天爷在罚我

她住在拱墅区一栋老居民楼里，三楼，没电梯。社区的人说老太太精神还行，就是耳朵背，让我说话大点声。我爬到二楼拐角就闻见一股味，像旧书混着风油精，还有隔夜饭菜的油哈气。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里面没动静。我推门进去，客厅很小，光线暗，窗帘拉了一半。她坐在窗边藤椅上，背对着我，身上盖一条洗得发白的碎花毯。电视机开着，放的是天气预报，声音很大。我走到她侧面，弯腰喊，阿婆，我是记者，来看您。她慢慢转过头。脸上皱纹不算深，就是皮肤薄，能看见颧骨的轮廓。眼睛没白内障，眼珠浅褐色，清亮亮的。她看了我几秒。你是街道的。我说不是，我是记者，写文章的。她说，哦，又来的。上个月来个拍电视的，架个机器对着我，让我说长寿秘诀。我说没有。她笑了一下，嘴角往左边歪，露出牙床上一颗孤零零的下牙。

她让我坐。板凳是旧的，藤编的，缺了几根藤条。我坐下，膝盖顶着膝盖，离她很近。她说话声音小，我得凑过去。你先别问我。她说。我今年一百一十五。你来问长寿，我没得说。但我讲一句，你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写。活这么久，是老天爷在罚我。

我不吭声。她也不看我，眼睛盯着电视。天气预报完了，开始放广告，卖老年鞋的，一双九十九。她伸手摸遥控器，没够着。我帮她关了。屋里一下静了。楼下有小孩在哭，还有电动车警报器在响。阿婆，您几个孩子。我问。她想了想。三个。老大是儿子，二十岁那年没的。肺病。老二女儿，嫁到临平，前年走的，八十九。老三也是儿子，在美国，八十五走的，心梗。她说到美国那个，手指在毯子上抓了一下。走了好几年了。电话打过一次，他老婆打的，说他留了话，让我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她说这四个字的时候没有表情。

老伴呢。老伴姓张，做裁缝的。一九六几年走的。饿死的。她停了一下。那时候没得吃，他把米省给我和小孩。他本来就有病，浮肿，腿一按一个坑。有天早上没起来。我推他，他身上凉了。

我不敢接话。她也不哭。眼睛盯着墙上。墙上挂着一幅画，印刷的，牡丹花，颜色褪了，发白。画旁边贴着一张日历，二〇〇八年的，没撕过。

您一个人住。她嗯。社区的人隔天来一趟，送菜。以前我自己烧，前年摔了一跤，手不行了。现在他们送盒饭。我说好吃吗。她说，能吃。又补一句，比没得吃强。

我问她平时干嘛。她说，等。等什么。等天黑。天黑了睡觉，天亮了坐着。我说看电视。她说，电视看不动，声音大了头疼，声音小了听不见。后来就不看了。我说那您想什么。她转过头看我，眼睛亮了一下。想以前的事。想我姆妈。我姆妈死的时候我四十三。她走之前拉着我手说，阿花，你命硬，要好好活。我活到现在，才明白她什么意思。命硬不是福气。是你认识的人一个一个走，你送他们，最后剩你自己。剩你自己不算，你还得天天想他们。

她说话不带情绪，像报菜名。但每个字都砸在我耳朵里。我问她，有没有想过走。她说，想过。怎么没想过。但老天爷不收。她指指窗台。窗台上摆着一个搪瓷缸，里面插着几根香。我初一十五点香。求菩萨把我带走。菩萨不理我。她说这话的时候终于有了一点表情，嘴角往下撇，像小孩要哭但忍住了。

她伸手去够搪瓷缸旁边的水杯。我递给她。杯子是塑料的，印着某某保险公司。她喝了一口，水在嘴里咕嘟了一下，又吐回去。嘴里没牙，喝不进去。她说，你帮我倒点热水。我去厨房。厨房很小，灶台上落了一层灰，碗柜里只有两个碗一双筷子。暖瓶里的水是温的。我兑了点热的，端回去。她喝了两口。谢谢。她说。你人好。上个月那个拍电视的，给我一百块钱。我没要。他说要拍我吃饭。我说吃不下。他就走了。

我坐回去。阿婆，您年轻时做什么的。她想了想。做保姆。在姓沈的人家做了二十年。那家人好，叫我阿花姐。后来东家死了，少爷把我辞了。我在杭州没地方去，嫁了老张。老张也穷。我们租一间平房，下雨漏水。他做衣服，我给人洗衣服。生了三个，活下来两个。那时候人都苦，不觉得苦。现在想想，苦是苦，但有人一起苦。她说，你知道吗，人最怕的不是苦。人最怕的是甜完了，剩你一个。

她说到这里停住了。窗外有鸽子飞过，影子在窗帘上掠了一下。她盯着那块影子。我该走了。我站起来。她突然抓住我手腕。她手劲不小，指甲掐进肉里。你下次来，给我带包烟。我说您抽烟。她说，不抽。我想闻闻。老张以前抽烟，飞马牌。我闻那个味道，就像他在旁边。我说好。她松开手。你走吧。门带上。我走到门口，回头看她。她又转过头去看窗户。电视没开，屋里暗，她的侧影像一张纸。

我下楼，在楼下的垃圾桶旁边站了很久。社区的人骑车过来送饭，看见我，问，采访完了。我说完了。她说老太太还能活好几年呢，身体器官没毛病。我说嗯。她说就是太孤单了，没人说话。她儿子以前每年回来，后来也不回了。前年有个孙子来过一次，待了十分钟，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我说她孙子。社区的人想了想。说是她女儿的儿子，在宁波，开厂的。有钱。但老太太不去。说去了也是一个人。

我骑车回单位，路上经过一家烟杂店。我停下来，买了一包飞马。老板从柜台底下翻出来的，说现在没人抽这个了，你要这个干嘛。我说送人。老板笑，送人送这个，人家不骂你。我把烟揣兜里。第二天下午我又去了。敲门，没人应。我推门，她还在藤椅上，但姿势变了，头歪向一边，毯子掉在地上。我跑过去叫她。她没反应。我摸她手腕，温的，脉搏很弱。我打一二零。救护车来得很快，把她抬走了。我跟到医院，医生说是脱水，加上营养不良。她不肯吃饭。护士说她进来两天了，什么都不吃。问什么都不说。

我进病房看她。她躺在床上，比那天更瘦，脸凹进去，颧骨像两把刀。她看见我，眼睛动了动。我凑过去。她嘴唇干裂，张了张。我把耳朵贴到她嘴边。她说，烟。我从兜里掏出那包飞马，拆开，抽出一根，放在她鼻子底下。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她笑了。真笑了。嘴角歪着，牙床露出来。老张。她叫了一声。我站直了。她闭上眼睛，手指在床单上敲了两下。像敲门。我站在床边，手里捏着那根烟。护士推门进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没说话。窗外天已经黑了，病房里的灯是白的，照得她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她呼吸很轻，胸脯几乎不动。我忽然想起她说的那句话。活这么久，是老天爷在罚我。我想，老天爷可能不是罚她。是在罚我们这些让她一个人坐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