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悉心照料瘫痪婆婆整整5年，出差归来的老公突然提出离婚

我悉心照料瘫痪婆婆整整5年，出差归来的老公突然提出离婚，我爽快签字离开，民政局门口他追问缘由，我让他回家细看

下午三点，灶上的粥正咕嘟着，我把切好的青菜码在案板边上。

婆婆那屋的气垫床嗡嗡响。我擦了手推门进去，她仰面躺着，嘴微微张着，眼珠跟着我转。我伸手探了探尿垫，干的。又把手掌伸进她后背和床垫之间，摸了摸，没汗。

“再躺十分钟啊妈，粥得了我先喂您。”

她喉咙里“嗯”了一声，像含了口痰。

这时防盗门响了。钥匙转了两圈，行李箱的轮子磕在门槛上，“咯噔”一声。

我回头。建军站在玄关，白衬衫，袖口卷到小臂，脖子上挂着几道汗印。他身上有股味道，空调车的皮革味混着烟味。

“回来了。”我说。

“嗯。”他把箱子往墙边一靠，没换拖鞋就进了婆婆那屋。

门没关。他喊了一声“妈”，然后是一阵翻东西的动静。抽屉拉出来又推回去，第三个抽屉卡了一下，他使劲拽了一把。

三分钟后他出来，手里端着我早上倒的那杯温水。杯子转了一圈，一口没喝。

“美兰。”他靠在厨房门框上，眼睛盯着我手里的锅铲，“我们离婚吧。”

锅铲还在翻。我翻了两下，把火拧小。粥不咕嘟了，安静下来。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我把锅盖错开一道缝，白汽从缝里挤出来，扑在他脸上。他偏了偏头。

“什么时候想好的？”

“想了……挺久了。”

“挺久是多久。”

他没接话。手指在门框上敲了两下。指甲盖劈了，一根倒刺翘着。

“你那个出差，”我拿抹布擦灶台，“去了几天。”

“半个月。”

“广州那边热吧。”

“热。”

“那你胳膊怎么没晒黑。”

他愣了一下，把卷着的袖口往下拉。

“行。”我说。

他没反应过来。“你说什么？”

“我说行。”我从碗架上抽了只碗盛粥。蒸汽扑上来，眼镜蒙了一层白。“先吃饭。妈还没吃，你吃了吗。”

他没回答。我端着粥进了婆婆那屋，把他晾在厨房门口。

婆婆眼睛一直看着我，眼角有点湿。我拿纸巾给她蘸了蘸。

“妈，建军回来了，在外面呢。”

她喉咙里又“嗯”了一声。眼睛却往门口瞟。瞟了好几下。

我喂她喝粥，一勺一勺，她咽得慢，嘴角漏了一点，我拿手背擦掉。她年轻时候是纺织厂的劳模，嗓门大得能穿透三排织机。退休那年查出血糖高，没当回事。五年前那个冬天，早晨起来人就倒了，左半边身子从此成了摆设。我辞了超市理货的活，在家接手工串珠，一个月八百多。每天翻身六次，擦身两次，喂饭三顿，接屎接尿不计数。

建军在客厅打电话，压着嗓子，听不清说什么。后来他进了卧室，关了门。

那天晚上他睡客房。

凌晨两点我起来给婆婆翻身，路过客房门口，门缝里漏着手机屏幕的光。他在看什么，手指头划得很快，一页一页地翻。

第二天一早，我把那碗他没动的粥倒了。他坐在沙发上刷手机，见我出来就站起来。

“今天去？”

“去。”我说，“证件得收拾收拾。”

“我找过了。在卧室衣柜最上面那个盒子里。”

“你什么时候找的。”

他没说话，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茶几上。

我去婆婆那屋换尿垫。她拽住我的袖子，指头勾着，力气不大但扣得很紧。眼睛看着床头柜。

“要拿什么？”

她说不出来。手指头往那个方向一个劲地戳。

我拉开床头柜。里面是常备的药，降压的、通便的、软化血管的，一板一板码得整齐。底下压着个存折，她的名字。这些年我往里存了不少——她每月六百的残疾补贴，建军每月给的一千五生活费，我串珠子攒下的零头。上个月刚存进去两百。余额三万两千多。

“妈，这个我给您放好。”我把存折塞回原处，拍了拍她的手。“谁也拿不走。”

她看着我，不吭声了。但手没松，还拽着我的袖子。

“放心。”我说。

中午小琴来了。建军他妹，嫁在城东，开了个服装店。她拎着一兜子苹果，进门先往婆婆那屋去。出来的时候眼圈是红的，鼻尖也红。

“哥。”她站在客厅中间，手还攥着那兜苹果的塑料袋，勒得指头发白，“你真要离？”

“大人的事。”

“什么叫大人的事。”她声音拔高了，又压下去，“嫂子伺候妈五年，你出差一回来就……”

“小琴。”我打断她，“没事。”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把后半截话咽回去。转身进了厨房洗苹果，水龙头开得哗哗响。

建军在阳台上抽烟。烟灰弹在晾着的床单上，一小撮灰白落在湿布面上，洇开了。我用目光追着那点灰，没说话。

第三天上午，我们去民政局。

他提前叫了车，没让我挤公交。路上我们并排坐着，他靠窗，我靠另一侧。司机放广播，是治腰疼的广告，老专家讲得唾沫横飞。我看窗外，梧桐叶子绿得发硬，阳光打上去亮晃晃的。

到了地方人不多。离婚登记在二楼，走廊里一股消毒水味。前面一对年轻人在吵，女的说男的整天打游戏，男的说女的先不理人。我坐在塑料椅上等。建军站在窗口前，手拿排号纸，纸角捏来捏去，捏得发软。

窗口里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戴老花镜，翻着我们的证件。

“财产分割？子女？都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建军说，声音很快。

“房子归他，”我说，“我净身出户。”

工作人员从眼镜上方看了我一眼。

“有共同存款吗？车呢？”

“没有。”建军接得很快，“就一套房。我妈在老家，不用我们管。”

我看了他一眼。他盯着柜台上的签字笔，没看我。

签完字出来，中午的太阳刺得人睁不开眼。民政局门口一排共享单车，一个穿外卖服的蹲在树荫下扒盒饭。

建军站在台阶上，手里攥着那个绿本，反光刺得他眯起眼。

“美兰。”

“嗯。”

“你怎么……这么痛快。”

我把绿本塞进包里。拉链卡住了，卡在一层布边上。我低头弄了两下才拉上。

“你就这么不想过了？”他声音急起来，往前走了半步，“我问你话呢。”

“家里那口高压锅，”我说，“我给妈熬粥用的，你回头看看锅底。要是糊了，用钢丝球蹭。”

“你什么意思。”

“还有床头柜第二层，”我拍了拍包上的灰，“那盒降压药别扔。看好了。”

他脸色变了。嘴唇抿成一条线，下巴的肉绷着。

“你到底想说什么。”

“回家看看。”我转过身，往公交站走，“仔细看看。”

走出去十几步，他在后面喊我名字。

我没回头。

公交车最后一排。窗边的梧桐树往后倒，一棵接一棵，叶子挤在一起，哗啦啦地翻。

手机震了一下。小琴发来的。

“嫂子，我哥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我打了几个字：“没事，你照顾好妈。”

发完把手机塞回兜里。

车过了一站，又过一站。到医院那站，上来个老太太，拎着保温桶，桶里飘出鸡汤味。我往窗边让了让，让她坐。

她坐下了。我盯着窗外，脑子里突然转了一下。

他那个行李箱。

回来那天靠墙放着。昨晚我路过客厅，顺手拎了一下，想挪个地方别绊着人。

太轻了。

像里面只有一层布。

半个月。广州。他就带了两件换洗衬衫。

我摇下车窗。风吹在脸上，有点凉。手机在兜里，我摸出来，想给小琴发条消息。

字打了又删。删了又打。

先不问。

到家是下午两点。太阳正毒，楼道里闷着一股炖菜的味，三楼张婶家在烧排骨，满楼道都是酱油味。

我拿钥匙开门。婆婆那屋安安静静的，气垫床还在嗡嗡响。

客厅里，他的行李箱还靠墙放着。银灰色，二十寸，三年前超市积分换的。

我蹲下来。拉链头垂着，没锁。

拉开。左边两件衬衫，叠得倒是整齐，领口有点皱。右边一件灰色T恤，领口发黄。没了。

没有内裤。没有袜子。没有牙刷。没有剃须刀。没有洗漱包。一样都没有。

我伸手到侧袋里摸。指尖碰到一张纸。

掏出来。

一张加油站的收据。日期是上周三。地址是本市的，西郊那个加油站，离他单位三站路。

我把收据翻了个面。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两杯豆浆，一笼包子。

字是建军的。那破字我太熟了——“豆”字少一横，“包”字歪着。

纸捏在手里，有点潮。我蹲在地上，后脑勺抵着墙。墙是凉的。

半个月。广州。

他进门时衬衫领子干干净净的。那件白衬衫穿半个月不洗，领口能黑得发亮。

我站起来。手机在兜里震。是小琴。

“嫂子，我哥回家没有。”

“没有。”

“他……”

“小琴。”我打断她，“你哥这半个月，是不是没去广州。”

那头没声音了。

过了五六秒。我听见她吸了一口气。像要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嫂子，你别多想。我帮你问问。”

“不用问了。”

我把那张收据叠好，塞进兜里。走进婆婆那屋。

她醒着，眼睛看着门口。

“妈。”

她看着我。

“他是不是连广州都没去。”

她张了张嘴。没出声。眼角那滴泪慢慢滑下来，淌进耳朵窝里。

我拿纸巾给她擦掉。

“没事。”我说，“我知道了。”

第二天下午小琴来了。没拎苹果，穿件碎花短袖衫，进门先把包搁在鞋柜上，鞋也没换。

“嫂子。”她叫了一声，就没了下文。

“坐吧。”

“我妈那屋……”

“睡着呢。刚喂完药。”

她“哦”了一声，在沙发边上坐下，包带子在手指头上绕，绕一圈，松开，再绕一圈。客厅里只有气垫床的嗡嗡声，从门缝底下钻出来。

“你有事就说。”我给她倒了杯水，“跑这一趟不喝口水。”

她接了杯子，没喝。指头在杯壁上蹭。

“嫂子，我哥跟你这事，我是真不知道。”

“嗯。”

“我今天来不是替他说什么的。”她忽然抬头，“我是来跟你交个底。你别怪我没早说。”

我把茶几上一把苹果皮收进垃圾桶，等她。

“两个月前，”她声音低下去，“我哥跟我借了两万。”

“借钱。”

“说是要周转。我问什么周转，他说跟人合伙弄点货。”她抿了抿嘴，“我当时没多想。前天我又问他，他说过两天就还。”

“你怎么不早问我。”

“我哪敢问。”她把杯子往桌上一放，水溅出来一点，“嫂子，我今天不是来讨钱的。”

“我知道。”

她看着我，看了几秒，又低下头去。

“还有。”她的手指头抠着包上的拉链，“城西那边有个送货的老李，住西郊那片。前天来我店里送衣服，跟我说，看见我哥了。”

我拿起暖瓶，给她续上水。热气扑上来，糊了我的眼镜片。

“西郊什么地方。”

“我没敢细问。”她把声音压得更低，“他说，菜市场那条街，早上七点多，我哥常去一家早点摊。跟一个女的。”

早点摊。

两杯豆浆，一笼包子。

我把暖瓶放回原处。手很稳，一点没晃。

“小琴。”

“哎。”

“你先别跟你哥说你来过。”

“我知道。”她站起来，包带子攥得死紧，“嫂子，你别多想啊，也可能……也可能就是同事什么的。”

她说不下去了，扯了扯嘴角，走了。

第二天我坐了三零二路，转一趟车，一个半小时到西郊。菜市场那条街不宽，两边都是棚子，卖鱼的、修鞋的、配钥匙的。我在街对面一家药房门口站着，看了将近一个钟头。

九点二十，他出来了。

穿的正是行李箱里那件灰T恤，领口黄。裤衩，拖鞋，刮着地上的灰。

他身后跟着个女的。四十上下，短发，胳膊上套着蓝布袖套，围裙没解。围裙上印着“秀琴早点”四个白字，洗得发淡。

女的推着一辆三轮车，车斗里几只空豆浆桶，叮叮当当地碰。他在车头，用脚踢了踢车胎，嘴里说着什么。女的抬手在他后背上拍了一下。

不是那种轻重不明的一下。是很熟的一下。

他弯腰推车，女的跟在旁边，两人拐进了巷子。

药房的玻璃门上一层灰，太阳照上去，白花花的。我没过去，也没喊他。

回来的车上我给王姐打了电话。她以前跟我一个超市，现在在菜市场卖干货。

“美兰？”她挺意外，“你怎么想起我了。”

“王姐，你老公是不是还在机械厂。”

那头顿了一下。

“在啊。怎么了。”

“厂里去年是不是裁人。”

安静了两秒。我听见她把摊上的塑料布扯了一下。

“美兰，这事……”

“你说。”

“你家建军，去年十月就不在厂里了。”她声音压得很低，“厂里改制，整个车间都散了。他那个岗，拿了一笔钱走人的。”

“多少。”

“七万多吧。具体我不好问。”

她停了一下。

“我当时还寻思，你该知道的呀。我就没多嘴。”

七万多。去年十月。

我攥着手机，指头发麻。

“王姐，谢谢你。”

“美兰啊，”她忽然急了，“你可别跟人说是我说的。我这摊子在这多少年了。”

“不会。”

挂了电话，我坐在最后一排。窗外的梧桐往后倒，一棵压着一棵。

到家我搬出床底下那个铁盒子。里面是我记的账，两个红皮本，边角都磨白了。

我一页一页翻。去年五月，建军给一千五。六月，一千二。十月之后，只剩两个二百，一个三百，像是想起来顺手补的。

我拿铅笔在本子背面把这个月到那个月的数加了一遍。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半年，他一共给了七百。

我串珠子，一个月八百到一千。婆婆的残疾补贴六百，护理补贴九十。这半年家里的米面油、药、尿垫、气垫床的电，都从这儿出。铅笔芯算到最后一笔，断了。

婆婆那屋传来咕噜一声，是翻身时气垫床里的气在串。

我把两个本子合上，拍了拍灰。

晚上八点多，建军回来了。不是一个人。他舅跟着，六十多，穿件洗白的汗衫，手里捏一根没点的旱烟。

“美兰啊。”舅在沙发上坐下，屁股只沾一半，旱烟在膝盖上倒来倒去，“我今儿来，是跟你说句公道话。”

我端了两杯水放茶几上。

“舅您说。”

“这房子，当年是老宅拆了置换的。我哥我嫂攒的底子。”他把烟杆磕了磕，“你们俩的事归你们俩的事，这房你带不走。”

“是。”我说，“所以我签字了。”

舅怔了一下，扭头看建军。建军站在窗边，不看我，手指头抠窗帘的布边。

“那存折。”建军开口了，嗓子发干，“我妈那个存折。”

“在妈床头柜里。”

“那是妈的钱。”

“是妈的钱。”

“你拿出来。”他往前一步，“免得以后说不清楚。”

“什么说不清楚。”

“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看着他。他瘦了，眼下发青，下巴上一层胡茬。那件白衬衫换成了一件旧polo衫，领子还是黄的。

“建军。”我翻开账本，“去年十月到现在，妈那张卡里的进项，一共四千一百四十块。每一笔是我存的。她的补贴我一分没动。你要对账，明天去银行打流水，我陪你。”

舅的旱烟停在半空。

“你这是什么意思。”建军的脸涨了，“你说我动过妈的钱？”

“我没说。”

“你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我存的。”我把本子合上，“你要是想对，明天早上八点半，我在银行门口等。”

舅咳了一声，把旱烟夹到耳朵上。“行了行了，一家人，别扯这些。建军你少说两句。”

建军没再说话。他进了婆婆那屋，门带上，没关严。我听见他在里面翻抽屉。第三个抽屉又卡了一下，这回他没使劲拽。

第二天早上他没来。八点半，我一个人在银行柜台坐了四十分钟，把婆婆那张卡的流水打了两份，一份收好，一份塞进包里侧袋。柜员问我还要不要办别的业务，我说不用。

出来的时候太阳很大。走到小区门口，我看见单元门旁贴了张红纸，一大张，四角用胶带粘着，右下角被风吹起来了，啪嗒啪嗒打墙。

我凑近看。是社区的公告：这一片纳入棚户区改造，先期入户调查，请住户配合填表。

底下有人用圆珠笔划了几道，不知道是谁划的。

卖菜的老太太拎着葱从我身后过去，也瞟了一眼。

“要拆啦？”她说，“拆了好，拆了好。”

我没应声。掏出手机，对着红纸拍了两张，又把底下的落款和联系电话拍清楚。

中午我给以前超市的组长打了个电话。她闺女在不动产登记中心。

“麻烦帮我问一句，”我说，“我那套房，登记的名字还是不是原来那个。有没有变更，或者有没有人来问过过户。就问这一句。”

下午她回了电话。

“美兰姐，还是你家老张的名，没变。”

“最近有人来问过吗。”

“这我不太清楚。”她顿了一下，“不过我闺女说，前两天似乎有人去窗口问过二手房过户要什么材料。不一定是你们家的，就是顺嘴一提。”

我说好，挂了。

三点多，手机响了。是建军。

“美兰。”他那边有风声，像站在外面街上，“房子的事，我找了个人。”

“嗯。”

“对方诚意足，价钱也合适。你要是有空，回来签个字。”

“签什么字。”

“过户得两个人签字。”他停了一下，语气软下来半分，“你不用出钱，也不用出力，签个字就行。妈那边我来管。”

“你来管。”

“我管。送养老院也行，条件好一点的。”

我捏着手机，没说话。

“美兰，你听见没有。”

“建军，”我说，“我今天早上去银行了。”

那头安静了。

风还在吹，吹得话筒里呼呼响。

“我打了两份流水。”我说，“一份在我这，一份在包里。你要看，随时来拿。”

“你——”

“还有。”我打断他，“房本上是你的名字，我知道。但这房子是婚后买的，我也有数。你要卖，我不拦。你签得下去，你就签。”

“美兰你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说，“我不吵，也不闹。你什么时候回来一趟，把高压锅锅底看看。还有床头柜第二层那盒药，别扔。”

他喘了一口气，像是要说什么，最后只把电话挂了。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走进婆婆那屋。

她醒着，眼睛跟着我。我把她的手从被子里拉出来，拿温水擦。手背上的皮很薄，青筋鼓着，一按就塌下去。

“妈。”我说，“房子那事，我弄明白了。”

她喉咙里“嗯”了一声。眼角慢慢湿了。

我给她把手放回被子里，拍了拍。

“您放心。我不跟他吵。”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气垫床嗡嗡地响，一下一下，像谁在那儿喘气。

铁盒底下还压着一张照片。婆婆六十六岁生日那天照的，照相馆那种红背景。她坐在中间，穿件藏蓝的褂子，笑得眼睛都没了。建军站左边，我站右边，小琴在后面伸着脑袋。那天下午下了雨，四个人挤一把伞走回家，他把伞往我这边偏。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是我写的：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二。

那时候他还在厂里，妈还能自己走路。

小琴的消息是晚上来的。

“嫂子，我哥今天到处打电话，问房子怎么过户最快。”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

“知道了。”我回。

然后我把铁盒子从床底下拖出来。两本账，一张加油站收据，手机里那两张红纸的照片，还有银行那份流水，一起放进去。

盖盒盖的时候，我想起他进门第一天翻抽屉的样子。手指在那个卡住的抽屉上拽了一把。

那时候我以为他找的是身份证。

原来他找的是存折。

付费卡点

棚改的入户表是三天后送上门的。

社区来了两个小姑娘，一个捧平板，一个夹着表格。进门先探头看厨房，又看客厅。

“几间屋？”夹表的问。

“两间。”我说，“一间我住，一间我婆婆住。”

她在表上划了一道。“产权人呢？”

“我老公。”

“人在家吗。”

“不在。出差。”

“户口本上几个。”

“三个。我，他，还有他妈。”

捧平板那个往婆婆那屋探了一下头。“老太太多大年纪？”

“七十一。”

“能自理吗。”

“瘫了五年。”

“那得算特殊人群。”她俩进去看。气垫床嗡嗡地响，婆婆的眼睛跟着她们转。一个小姑娘在她床边蹲下，凑近了些。

“阿姨，您能说话吗？”

婆婆喉咙里“嗯”了一声。右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指尖在床单上一勾一勾。

小姑娘回头看我，笔尖停在半空。

“她认得人。”我说，“就是说不出来。”

“那居住人这栏我写您啊。”

“写吧。”

走的时候，夹表的回头看了我一眼。“大姐，您一个人照顾啊。”

“嗯。”

“辛苦。”

门关上。

下午建军来电话。背景里有货车倒车的声，“倒车请注意”一遍一遍响，隔几秒又响一遍。像他站在哪个仓库门口。

“表填了？”

“填了。”

“填的谁。”

“产权人写的你。住的人写的我，还有妈。”

那头静了几秒。倒车提示音又响了。我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听见那边有人喊“往后、往后”。

“美兰，这房你不签字，谁也动不了。”

“我知道。”

“那你到底要什么。”

“妈得有地方住。”

“我说了我管。送养老院也行，条件好一点的。”

“你说这话的时候，”我说，“去过几家。”

那头没声了。

“你先把早点摊那边的事弄完，再跟我谈妈。”

“啪”的一声，像手机磕在了什么硬东西上。倒车的声音远了一点。

“你什么意思。”

“你听着就行了。”

我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我去了西郊。

那条街早上七点最挤。卖鱼的泼水，修鞋的敲钉，豆浆桶冒着白汽。我在街尾找了张折叠桌坐下。

“吃点什么？”她从锅那边喊。

“小馄饨。六块的。”

“好嘞。”

她四十上下，短发，蓝布袖套上印着“秀琴早点”四个白字。舀馄饨的时候手腕一翻，汤面晃一下，不漏。锅边码着两摞碗，一摞装馄饨的，一摞空着等收。

我从包里摸出眼镜戴上。

馄饨端上来。她手背上有一道烫疤。“要加辣不？”

“不用。”

“这汤是骨头的。”她说，“熬了两个钟头。”

“闻出来了。”

吃到一半，巷子口出来个人。灰色T恤，拖鞋，抱着一个纸箱，里面码着一排豆浆。他走得急，箱角磕了下墙。

他一抬头，看见我。

纸箱歪了一下。他一把捞住，站在那儿没动。

“愣着干嘛。”秀琴回头，“放冰柜里，一会儿就凉了。”

他“哦”了一声，进去了。过了会儿出来，走到我这张桌边站着。

“你怎么来了。”

“吃早点。”

他在对面拉了个凳子坐下。桌上的醋瓶被他拨了一下，转了小半圈。

“美兰。”

“你吃你的。”我说，“我吃完就走。”

“这儿远。”

“公交转一趟，一个半钟头。”

他没话了。手指头在桌沿上抠，抠出一点木屑。

秀琴又端了一碗出来，搁在邻桌。她看了他一眼，又看了我一眼。

“要不要加个鸡蛋。”她问我。

“不用。”

“免费的。”

“真不用，谢谢。”

她回锅前站着去了。背影比刚才直。

我把最后一颗馄饨吃了，汤喝了半碗。六块钱压在碗底下。

站起来的时候他跟着站起来。“美兰，我跟你说。”

“说什么。”

“我跟她……”

“不用跟我说。”我把包挎上肩，“你什么时候把妈安置好，什么时候来找我签字。别的你不用讲。”

“美兰。”

“还有。”我说，“别让她知道我们家这些事。她开个早点摊，起早贪黑不容易。”

他张了张嘴。

我走出那条街。太阳才刚爬过屋顶。回头那一眼，他站在桌边，手插在裤兜里，一动不动。秀琴在锅前舀馄饨，一勺一勺，没停。

婆婆是那年秋天走的。

凌晨三点二十。我照例起来给她翻身。先摸尿垫，干的。再伸手进她后背，被子里是温的。托着她肩膀往侧边转——转到一半，手底下不对劲。

凉。

“妈。”

屋里只有气垫床的气在串。

我把她放平。摸了摸她的手腕。站了一会儿。

然后去厨房烧水。水开了兑到不烫手，端进去给她擦身。擦到手指头，是软的。指甲该剪了，上礼拜还想着剪。

衣柜最底下压着一件藏蓝褂子，是那年照相馆给她拍照时穿的。我给她套上，扣子一颗一颗扣到领口。

给小琴打电话是四点。她在那头哭，哭得说不成句。

“嫂子，我这就来，我这就来。”

“你慢点开。夜里路黑。”

“我妈走的时候……我都没在跟前……”

“她走得很静。”我说，“没折腾。”

建军那边，打了三遍没人接。第四遍通了。

“喂。”

“妈走了。”

那头没声。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断了。

“什么时候。”

“三点二十。”

“我马上来。”

他来的时候天刚亮。一只手撑着门框，没往里走。

“进来。”

他进来了。走到床边，叫了一声妈，声音破了。跪下去，额头磕在床沿上，肩膀一耸一耸。

我在厨房熬粥。米下去，咕嘟咕嘟响。

那是妈再也喝不上的一锅粥。

后事是建军办的。出殡那天来了二十几个人，厂里的老同事，纺织厂的老太太，拄着拐来的。小琴哭得站不住。

我没怎么哭。给来的人倒水、递烟、指路。

忙完那天晚上，我收拾床头柜。药一板一板拿出来，按日期排。第二层最底下，压着一张单子。

社区医院的复诊通知单。下个月七号，上午九点。我上个月排的号，排了三个钟头。

我把那张单子捏在手里。指头有点抖。

建军进来，在门口站着。“找什么。”

“没什么。”

“我妈的降压药呢。”

“这儿。”我把药盒拿给他看，“第二层这一盒，你别扔。”

“为什么。”

“你自己看背面。”

他接过去翻过来。盒子背面是我写的字，圆珠笔，小小一行：早七点一粒，晚八点一粒。

他看了几秒。

“以后这些你自己记。”我说，“我记不动了。”

他没说话，把药盒攥在手里出去了。

我没告诉他那张复诊单。那会儿我想，说了也没用。

拆迁的事拖到入冬。

我先去了趟社区，找了个法律援助的律师。姓柳，三十几岁，说话快。

“房子什么时候买的。”

“结婚第二年。二〇〇九年。”

“谁出的钱。”

“首付是他爸妈老宅拆迁置换的。后来的贷款，我们一起还了八年。”

“那就是婚后共同财产。”她说，“登记在他名下也一样，你有一半。”

“要打官司，得多久。”

“快一年，慢两年。”她看我一眼，“大姐，我先问一句，你们离婚协议上财产那栏怎么写的。”

“写的‘双方无共同财产’。”

她把笔放下。“你当时知道他去年从厂里拿了一笔买断款吗？”

“不知道。”

“知道这房要拆吗？”

“不知道。”

“那这条可以争。”她说，“隐瞒共同财产，离婚后还能重新分割。你先谈，谈不拢再走程序。你这案子标的不大，打起来不划算。”

“我知道。”

我回去给小琴打了电话，让她把话带给建军。

房子按评估价算，他拿房，给我一半折价。我不多要，也不打官司。三个月谈不下来，我就起诉。

第三天建军回话。电话里他声音急。

“一半太多了。”

“评估价的一半。”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爸妈的。”

“置换的是首付，不是房子。”我说，“婚后的贷款我还了八年。你要不算，我请人来算。”

“美兰，你别这样。”

“我哪样。”

他没话了。

中间舅又来了一趟。这回没坐沙发，站在门口说。楼下有小孩踢毽子，一、二、三，数得很大声。

“美兰，我今日来，不是替建军说话。”

“舅您说。”

“人这一辈子，钱是小事。”他把烟杆在门框上磕了磕，“你就当可怜他。”

“舅。”

“哎。”

“您替我算算。”我说，“五年，一天三顿饭。一天六次翻身。一共多少回。”

他张了张嘴，没算出来。

“您算不出来，我也不要您算。”我说，“我不多要，也不少要。就是这个数。”

舅走了。下楼的时候蹶了一下，扶了下扶手。

最后签字是腊月。小琴在中间转的，我们没见面。钱分两笔打过来，最后一笔到账那天，雪下得不大。

我交了新房子的押金和半年房租，给婆婆墓前立了块碑，上面刻了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剩下的存进银行。

小琴来看过我一回。提着一兜橘子，进门先看窗户。

“嫂子，这屋朝南啊。”

“朝南。”

“日照好。冬天不阴。”

“嗯。”

她坐下剥橘子，剥了一半停下。

“秀琴那个摊子，转了。”

“是吗。”

“她跟我哥断了，上个月的事。”她把橘子递给我一半，“她给我哥打电话，说让他先把家里的事弄干净再来。我哥弄不干净，她就不让他去了。”

我接过橘子，掰了一瓣放进嘴里。有点酸。

“嫂子。”小琴看着我，“我哥现在开夜班代驾。白天睡，晚上跑车。瘦了一大圈。”

“嗯。”

“他问我你在哪儿住，我没说。”

“你别说。”

“我知道。”她把橘子皮收进手里，“嫂子，我有时候想，我哥他也不是坏。”

“我知道他不是坏。”

“那你……”

“小琴，”我说，“你哥不是坏人。他就是什么都想兜着。可他兜不住。”

她捏着橘子皮，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和建军最后一回见面，是开春。

他打电话来，还是那个号。我在超市上班，中午休息时接的。

“美兰，见一面吧。”

“有事？”

“没什么事。”他停了一下，“就是把话说清楚。”

我想了想。“行。”

约在小区门口那家面馆。四张桌子，中午人不多。老板娘开着电视，声音很小。

他先到的，坐最里面靠墙那桌。穿的还是那件polo衫，领子洗得起了球。他站起来，又坐下，手在膝盖上蹭了两下。

我在对面坐下。

“吃什么。”

“牛肉面。”

他去柜台点，回来把筷子摆到两边。这个动作他很熟。

面端上来，热气糊了我的眼镜。我摘下来擦。

“你现在住哪儿。”

“纺织厂那边。一居室，六楼。”

“没电梯。”

“没电梯。”

“你上班了。”

“嗯。超市理货。还跟三年前一样。”

他低头吃面。吃了几口，停下。

“美兰。”

“嗯。”

“秀琴那摊子转了。”

“我听说了。”

“她让我先把家里的事办干净。”他用筷子戳着碗里的牛肉，“那时候我以为，这不是个事。”

我没接。

“我妈那阵子，都是你在弄。”他声音低下去，“我在广州那半个月，其实哪儿也没去。就在西郊。”

“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回来那天。”我把眼镜戴上，“行李箱太轻了。”

他手里的筷子停住。半根面条搭在碗沿上。

“我那时候，厂里裁人，拿了七万多，没敢跟你说。”他说得很慢，“想跟人合伙弄点货，把本捞回来。后来货砸手里了，钱也没了。我就想卖房。越拖越开不了口……”

“去年六月，七月，八月。”我打断他，“我给你打过电话。你都说你忙。”

他不吭声了。

电视在放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老板娘在柜台后面择青菜，择得啪啪响。

“妈第二层那个药盒。”我说。

他抬起头。

“里面有一张复诊单。社区医院的，下个月七号，上午九点。”

他看着我。

“是我排的号。排了三个钟头。”我说，“她走了以后，我一直没扔。”

他把筷子放下了。手从桌面收回去，插在两腿之间。

“她走之前，有没有说什么。”

“她说不出话。”

“她最后那几天……”

“睡得多了。”我说，“不疼。”

他“嗯”了一声，喉咙里像堵着什么。

“美兰。”过了会儿他说，“要不……”

“要不什么。”

“要不我们重新……”他没说完。

我端起碗，喝了口汤。汤是咸的。

“晚了。”我说。

他“嗯”了一声。

“我不是恨你。”我把碗放下，“我也知道你难。裁人那年，你怕我笑话你，怕小琴说，怕舅那边的人拿你比。你什么都想兜住，最后一样也没兜住。”

他低着头。

“可我不原谅你。”我说，“不是赌气。我就是，累了。”

他抬起头。眼睛红了。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面馆的门帘被风掀了一下，又落下来。

我站起来，从兜里掏出十块钱，压在碗底下。

“面钱我自己付。”

走出去的时候他在后面喊了一声美兰。我没停。

外面天阴了，风里有点潮气。走出那条街，我把外套的领子竖了起来。

新住处是六楼，一居室，朝南。房东留了张旧床和一张桌子。我买了个电磁炉，一口高压锅。

上班还是六点起。醒了以后，我惯常先翻个身，手往旁边伸——

那边是空的。墙。

这个习惯我改了半个月才改过来。

那口高压锅，是原来家里熬粥的。锅底那圈糊，我没用钢丝球蹭，留着。头一回用，熬了半锅白粥。咕嘟咕嘟，白汽从缝里挤出来。

铁盒子我从老房子搬来了。两个红皮账本，加油站那张收据，拆迁公告的照片，银行那份流水。还有一张照片——婆婆六十六岁生日那天照的，红背景。她坐中间，穿那件藏蓝褂子，笑得眼睛都没了。

照片背面是我写的字：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二。

我把盒子塞进床底下，最里面靠墙。

那天早上，粥熟了。我盛了一碗，坐在窗边，一勺一勺地吃。对面楼的窗户一个一个亮起来。楼下有人推着车过去，轮子在水泥地上“咯噔咯噔”。

五点钟，天还黑着。屋里很静。

静得听不见气垫床的嗡嗡声了。

晚上我洗完碗，关了灯，躺下。

那是我五年来，头一次一觉睡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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