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1月3日，南京军统总部，戴笠面对一份关于李时雨的密电，久久没有说话。电报称，这名被他倚重的少将可能与共产党有关。戴笠随即反问：“他怎么会是那边的人？”这句话，后来成了李时雨潜伏生涯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幕。
李时雨并不是突然出现在军统视野中的人物。他有政法教育背景，熟悉军政机关的运行方式，也懂得怎样在不同势力之间保持分寸。更重要的是，他早年便接受了进步思想影响，选择这条路，并非临时起意。
1908年，李时雨出生在黑龙江巴彦县，原名李亭芳。家中重视教育，他自幼读经史，也接触新式书籍。少年时家境发生变化，15岁便离开家乡前往天津，靠劳动维持生活。社会底层的艰辛，使他逐渐意识到，个人命运很难脱离时代洪流。
有意思的是，他后来将名字改为“李时雨”，取自《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这个名字带有明显的个人寄托：在别人困难时伸手相助。只是当时的李时雨大概不会想到，日后自己要在极其危险的环境里，把这种选择变成实际行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天津学生和工人也展开声援活动。李时雨由此接触到更多进步人士。1930年，他考入北京政法大学，系统学习法律和政治，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满足于谋一份职业，而是在寻找改变国家处境的道路。
1933年毕业后，李时雨进入东北军系统工作。表面上，他是参谋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他开始承担秘密联络和情报传递任务。东北军长期辗转关内外，内部思乡情绪浓重，官兵对内战普遍厌倦。李时雨正是利用这些情况，逐步掌握了部队调动、驻地变化等重要信息。
1935年，他担任张学良公馆警务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看似负责安全，实际能够接触许多军政人员。李时雨并不公开鼓动，而是通过谈话、书信和日常接触，传播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所处的环境，已经成为东北军内部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李时雨又被安排前往天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局势迅速恶化，他却没有离开沦陷区。凭借法律知识和办事能力，他先后担任法院检察官，并被迫在伪政权机构中任职。这样的身份极其危险，却也使他能够接触日伪机关的文件和人员往来。
此时，他实际上处在多重势力交错的夹缝中。日本方面想利用他的专业能力，汪伪政权需要他维持司法和治安体系，军统则看重他获取情报的本领，而真正与他保持秘密联系的，是共产党方面。任何一方察觉异常，都可能带来杀身之祸。
1940年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后，李时雨进入立法机构，随后被陈公博一系任用。1941年至1944年间，他先后担任伪上海保安部军法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身在上海，他接触到日伪军警系统的内部消息，也掌握了不少高层之间的矛盾。
那些情报并不只是纸面上的官职变动，还包括日军部署、交通运输、军需补给以及汪伪集团的内部争斗。情报传递必须极为谨慎，不能留下固定规律。李时雨常常借助公务往来转移消息，再由秘密渠道送往抗日根据地和重庆方面。日伪特务机关盘查严密，稍有差错，便可能暴露。
抗战胜利后，李时雨没有立即退出军政圈。1945年9月，戴笠安排他留任上海站副站长，并授予少将军衔。对军统而言，这是信任和重用；对李时雨而言，却意味着新的考验。国共关系迅速紧张，上海成为各方争夺情报的重要场所，他继续以军统人员身份活动。
1946年初，军统内部出现了针对李时雨的怀疑。戴笠接到报告后，曾下令停止进一步审讯，只作革职查办处理。这个决定使李时雨暂时保住性命。谁也没有想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由青岛飞往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军统内部随之发生变化。
同年9月，李时雨又以“汉奸”等罪名被判处七年徒刑。狱中三年，他面对反复审查始终没有供出秘密。那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坐牢，而是在身份已经受到怀疑之后，继续承受逼问和监视。1949年2月，经组织营救，他终于获释。
出狱后，李时雨以上海汇中公司副总经理身份作掩护，前往香港，并参与联络民主人士。后来，他协助护送张澜等人北上，迎接新中国成立。身份公开后，他进入统战部门工作，长期负责联系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1982年离休后，李时雨还曾受聘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顾问。1999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戴笠没有等到真相揭晓，而李时雨则在漫长岁月里，完成了从秘密战线到公开岗位的人生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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