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3月17日，青岛机场，军统首脑戴笠登上一架美制运输机，准备返回南京。几个小时后，飞机撞上南京附近岱山，机上人员无一生还。这个结论写进了当时的调查报告，却没能堵住后来几十年的猜疑。
戴笠生于1897年，遇难时49岁。抗战结束后，他正忙着处理各地情报系统的接收与重组，青岛之行并不是普通巡视。日本投降后，原有情报网络面临改编，人员去留、档案处置以及各方势力重新分配，都牵动着许多人的利益。
飞机起飞后，原计划并非一成不变。青岛至南京途中天气恶劣，航线曾受到雷雨影响，飞行员需要根据情况调整。飞机最终在南京附近失事，残骸散落于山坡，现场还遭遇燃烧。恶劣天气、能见度下降和航行判断失误，构成了官方认定的主要原因。
当时的调查并非完全没有展开。有关人员勘察了撞击地点，也对飞机残骸和遇难者遗体进行了处理。由于事故涉及戴笠这样的高层人物，调查过程格外受到关注。但公开留下的材料有限，许多细节没有形成完整、连续的档案，这也给后来的传闻留下了空间。
1994年，一则关于香港老妇人的说法逐渐流传。传闻称，她曾在戴笠身边任职，晚年病重时透露，戴笠并非死于普通飞行事故，而是在机上向飞行员开枪，导致飞机失去控制。这个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把一场复杂事故，变成了一个带有秘密行动色彩的结局。
传闻还提到，老妇人曾见过事故照片，认为戴笠右手紧握、手指内扣，像是开枪后的姿势；同时，戴笠随身手枪没有在现场发现，于是推断有人事后取走武器。听起来环环相扣，实际上却存在明显问题：遗体经过撞击和燃烧后，肢体出现弯曲并不罕见，单凭照片姿态，无法证明生前动作。
至于手枪去向，也不能直接等同于有人灭口。事故现场混乱，物品可能被烧毁、掩埋、转移，甚至在清理遗体和残骸时遗失。若要证明戴笠开枪，至少需要弹道痕迹、枪械记录、弹头或弹壳，以及飞行员遗体上的明确伤口。现有公开材料中，并没有一套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链。
更值得谨慎的是，这名所谓香港老妇人的身份和回忆来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档案材料支持。她是否确实在军统任职，是否亲自接触过事故现场，所谓手稿由谁整理、何时刊印，也缺乏稳定可靠的出处。历史研究不能只看故事是否曲折，还要追问材料从哪里来，是否经过其他记录验证。
戴笠遇难后，军统确实很快失去原有的核心人物。1946年7月，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接任重要职务，组织体系和权力分配随之改变。这个时间上的紧密衔接，容易让人把改组与空难联系起来，但政治后果并不能反过来证明事故是人为制造。
有一种说法认为，戴笠掌握太多秘密，内部有人担心他继续扩张，于是设计了这场空难。问题在于，动机并不是证据。戴笠虽然权势很大，却也承担着频繁出行、复杂气象和军用飞机安全保障不足等现实风险。把所有疑点都归结为谋杀，反而忽略了当时航空条件和战后局势的实际状况。
戴笠在抗战时期主持的情报工作，既包括对日伪系统的侦察，也包括交通联络、人员营救和反间活动；同时，军统内部的监控、审讯与秘密行动，也留下了复杂而沉重的历史记录。这样一个争议极大的人物突然死亡，传闻自然比普通事故更容易流传。
“他到底是不是自己动手？”有人曾这样追问。若没有原始现场记录、医学检验报告和可复核的证人材料，这个问题只能停留在推测层面。把传闻写成定论，既不符合证据规则，也会遮蔽真正值得研究的内容：战后情报系统为何改组，权力如何转移，人员和档案又怎样被重新安排。
因此，标题中的说法可以作为一桩历史疑案来阅读，却不能当作已经证实的事实。关于戴笠之死，较为稳妥的判断仍是：1946年3月17日的飞机失事有明确事故地点和遇难记录，官方归因于天气及飞行因素；至于是否存在人为干预，现有公开证据尚不足以作出肯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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