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南京燕子矶江岸,刘亚生被特务押到冰冷的江水边。石块绑在身后,遍体鳞伤的他没有求饶,只留下五个字:“共产党万岁!”
这位被捕者,正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被捕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王震后来凭吊雨花台时,曾为他题写“德才兼备英勇牺牲的楷模”。这句评价,并非客套,而是对刘亚生一生选择的概括。
1910年,刘亚生出生在河北河间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无力供他读书,舅舅看出他聪明好学,便尽力资助。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刘亚生不愿继续依靠亲友,白天读书,晚上靠教书、译稿和刻写钢版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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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日子很苦。油灯昏暗,劳作又重,他的视力逐渐恶化,后来乡亲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刘瞎子”。这个称呼听着像玩笑,却说明他确实近视严重。即便如此,他仍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并持续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大学毕业后,刘亚生没有留在城市谋求安稳生活,而是前往延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被分配到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担任王震的秘书。一个学历史的大学生,开始真正走进硝烟弥漫的战场。
刘亚生并不只是做文字工作。他熟悉军务,也懂得组织群众,曾参与部队行动和宣传动员。第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他深入南泥湾,与战士一起劳动,还负责宣传和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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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官兵,都曾听过他的课。他从识字、成语教起,讲得细,也有耐心。郭鹏后来回忆,第三五九旅的大学生中,很少有人像刘亚生那样受人尊敬。这个“刘瞎子”,实际上成了不少人的老师。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部队转战南方之后的局势。1944年,第三五九旅组成南下支队,刘亚生随队行动。抗战胜利后,部队奉命返回中原解放区。到了1946年,中原地区形势骤紧,部队在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下艰难突围。
突围途中,刘亚生患上严重肠胃病,无法继续随大部队行动,只能暂时留下养病。身体稍有恢复后,他与妻子何微化装成教书先生,准备穿越敌占区返回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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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南部的盘查异常严密。1946年12月,夫妇二人在黑山镇一带被捕。当地有人认出刘亚生,敌军随即意识到抓到的是八路军高级干部。对胡宗南方面而言,这不是普通战俘,而是一份可以用来邀功的“战果”。
劝降很快开始。有人许诺出路,有人摆出利诱姿态,刘亚生却只回答:“不用你们安排。”在他看来,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牺牲,要么继续斗争。话说得平静,态度却没有丝毫摇摆。
随后,审讯变成了刑讯。鞭打、电刑、老虎凳等酷刑轮番施加,刘亚生多次昏迷,又多次醒来。妻子何微曾被带来劝说,面对丈夫的惨状,她一度承受不住压力。刘亚生明白,革命立场一旦动摇,便再也无法回头,二人最终分开。
1947年9月,刘亚生被押往南京,关押在保密局设于宁海路的拘押场所。刚进牢房,他便主动与难友交谈,还笑着说:“你们叫我刘瞎子就行。”长期折磨没有让他沉默,反而使他尽力安慰同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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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奉命继续逼供,刘亚生的身体日益衰弱。只要稍有喘息,他便在牢房里活动筋骨,做简单操练。有人担心他撑不过去,他还打趣道:“三个月不死,请你们吃南京板鸭。”这句话未必真能兑现,却表现出他对敌人威胁的蔑视。
从被捕到遇害,前后约两年。军统特务用尽手段,也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口供。1948年下半年,随着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南京方面开始处置狱中被押人员。刘亚生的命运,也走到了最后关头。
燕子矶江风凛冽。特务把巨石绑在他身上,逼他投降。刘亚生没有低头,任凭身体被推入江水。就在坠江前,他用尽力气喊出:“共产党万岁!”随后,江面重新归于黑暗。王震晚年凭吊故友时所题的那句话,便留在了雨花台的纪念文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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