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国务院交通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叶飞面对“作检查”的提议，没有顺着台阶往下走。争执的焦点不是一句话该怎么写，而是责任究竟该由谁承担。
当时，围绕交通部门采购船舶的问题，有人提出批评，认为相关做法存在问题，要求交通部作出说明。部党组开会讨论，会上有人主张以党组名义检查，先把风波压下去。这样的办法看似稳妥，却把一个关键问题绕开了：采购决定从何而来，执行者是否应当替决策者承担责任？
叶飞不接受这个方案。他的理由很直接：船舶采购不是交通部自行其是，而是依照中央有关决定办理。既然如此，不能为了尽快过关，就把责任一股脑揽到执行部门头上。
有人劝他缓和态度，认为退一步可以减少麻烦。叶飞却把话题拉回原则。他所担心的，并非个人名声受损，而是事情的责任边界被含混过去。若只要压力一来便先作检讨，文件依据和决策过程反而无人追问，今后工作如何讲规矩？
这场争论并不轻松。外界压力传来后，批评的声音增多，交通部内部也有人担忧，僵持下去会影响正常工作。面对再次提出的检查意见，叶飞仍坚持，相关决定有文件可查，执行者不应被要求为决策本身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
他的态度近乎强硬，却不是为了争一口气。叶飞把部长的职责摆在前面：如果坚持不检查带来后果，由他承担。那句“我不怕死，却怕死了之后被人骂”，说的不是个人勇武，而是对历史责任的顾虑。人可以承担风险，但不能为了避险，把是非和责任都写反了。
这话听起来沉重。放在当时的处境中，它也不是轻飘飘的姿态。叶飞经历过革命战争，深知压力并非抽象的字眼。对于一名长期在军政岗位工作的干部来说，坚持原则可能意味着工作受阻，也可能招来更严厉的批评。可若明知责任归属另有依据，却仍用一纸检查换取暂时平静，代价未必更小。
这件事还折射出当时交通建设的现实背景。船舶采购关乎运输能力，也涉及资金、技术和国家发展安排，不能只凭“买了什么”便简单定性。判断一项工作，既要看结果，也要查决策程序、审批依据和执行过程。叶飞所坚持的，正是把这些环节分清楚，而不是用笼统的自我批评替代调查。
有意思的是，叶飞的原则意识并不只体现在行政责任上。改革开放初期，文艺领域对表达方式的讨论也曾颇为紧张。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在1980年前后引起争议，有人觉得旋律过于舒缓，不像传统军歌。围绕它的争论，实际关乎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军队歌曲是否只能有一种节奏、一种面貌？
叶飞对这类僵化看法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军营生活并非只有冲锋号和进行曲，海军生活也有平静、细腻的一面。歌曲采用舒缓旋律，并不等于削弱军人气质。作品能否成立，还要看它是否真实表达生活，是否得到听众认可。
这两件事性质不同，却都能看出叶飞判断问题的习惯：不被表面声势牵着走，而是追问依据、责任和实际效果。前一件事关乎工作责任，后一件事关乎文化表达；一个要厘清决策链条，一个要容纳生活本身的多样性。
当然，原则并不意味着拒绝一切批评。事实若有差错，照样需要核查；工作若有责任，也不能推脱。叶飞反对的，是在依据尚未说清时先把检查写好，把执行者推到前面。对他而言，真正该留下的不是一份赶紧过关的文字，而是事情经过能够经得起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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