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内,顾准、汪维恒两人关门密谈。窗外炮声渐息,解放军已经控制上海主要区域,城市接管工作却远未结束。此时,站在顾准面前的,仍是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银行董事长、少将汪维恒。
交接原本按程序进行。汪维恒却提出,希望和顾准单独谈几句。这个要求很突然,顾准也有些意外。可他转念一想,接管工作不能只讲形式,便点头答应。
门关上后,汪维恒压低声音说:“顾局长,别紧张,我是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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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眼前这位五十多岁的国民党少将,头发已经花白,身份却远不止财政官员那么简单。汪维恒随即说明,自己早在1924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奉命潜伏于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
这句话分量极重。顾准当即拿起电话,向潘汉年核实。得到确认后,他紧紧握住汪维恒的手,连说:“太好了,太好了!”
这不是普通官员的归队,而是一名隐蔽战线人员在上海解放后的正式复归。只是当时上海秩序尚在恢复,汪维恒的真实身份不能立刻公开。两人走出办公室后,交接仪式仍照常举行,外界只看见一名国民党财政官员向解放军移交工作。
很快,顾准安排车辆,将汪维恒送往潘汉年处。汪维恒带回了台湾方面的军政资料,也把自己在上海掌握的情况作了汇报。几个月后,上海局势趋稳,他出任上海市地政局局长,身份才逐步转入公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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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维恒的价值,并不只在于那次会面。1896年,他出生于浙江诸暨。家道后来衰落,但仍有条件读书。在那个识字者并不多的年代,读书给了他进入军政系统的机会,也让他比一般人更早接触到新思想。
21岁时,他在家乡任小学教师。教书没有持续太久,他先到上海学习法文和新知,随后进入北京军需军官学校。1921年毕业后,他进入浙江军队任职,先后做过营、团级军需工作。
宁波任职期间,他结识了共产党人张秋人。两人是同乡,又都关心国家前途,往来逐渐密切。张秋人向他介绍革命思想,汪维恒受到影响,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宁波较早的一批党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汪维恒按照组织安排进入国民党军政体系。1927年形势突变,浙江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他转以教师身份开展工作,并参与组织地方活动。计划因人员暴露而中止后,继续留在原地已经十分危险,打入国民党内部,成为更稳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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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9月,汪维恒前往南京,凭借旧日关系进入军需系统。经过学习和任职,他逐渐得到陈良、胡宗南等人的信任,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需部门的重要干部。抗日战争期间,他负责后勤补给,随军转战多地。
有意思的是,他虽然进入了敌对阵营,却没有把升迁当作个人谋利的工具。军需岗位最容易被人钻空子,汪维恒却以清廉、谨慎著称。正因如此,上级愿意把物资、运输和兵力调配等机密工作交给他。
潜伏初期,党组织一度与他失去联系。汪维恒没有擅自行动,而是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尽力保护地下人员。1938年,经过中共情报系统重新接头,他开始持续传递军政情报。
1943年,胡宗南集团准备对陕甘宁边区采取军事行动。汪维恒从军需调动中察觉异常,设法前往重庆,通过钱之光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将相关部署、兵力和补给情况送出,使根据地能够提前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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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国民党中央联勤系统任职,接触到的情报更加广泛。部队调动、武器储备、运输路线以及各地驻军情况,都可能成为重要资料。大别山方向的军事行动和东北、华北的兵力部署,也曾通过他的渠道传递出去。
1948年,汪维恒被调往台湾,任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这个任命表面上是重用,实际上也把他带到了更危险的位置。大陆战局变化后,组织通过隐蔽方式通知他返回上海。1949年4月,他借供应机构调整之机离台回沪。
回到上海后,他没有急于表明身份,而是继续利用财政局长职务清点档案、保护仓库,并设法阻止重要资金外流。上海战役前,汤恩伯曾要求拨款加固外围防御工事,汪维恒劝陈良不要继续为败局投入资源,并说:“不要做败局已定一方的殉葬人。”
陈良最终以财政困难为由没有拨款。这个决定不能单独改变战局,却减少了守军继续加固的条件。5月12日至27日,上海战役历时16天,城市获得解放。8月,汪维恒转任上海市地政局局长,长期潜伏的身份由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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