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3年夏，上海雁荡路一条弄堂里，治保主任沈大妈捡到了一件绸布胸衣。她刚拿到弄口喊了几声，六号楼三楼便走出一名穿旗袍的女子，急忙接过衣物，说是被风吹落的。
这件小事本该到此为止。可沈大妈回屋后越想越不对劲：那女子穿着高领旗袍，烫着卷发，举止虽然像女人，声音和身形却透着几分异样。她没有贸然议论，而是把情况反映给了派出所。
民警此前已经听到过类似说法。附近大饼摊的摊主也曾来反映，说那名“女子”每天买一根油条、两张大饼，从不站在摊前吃。有一次对方衣领没有扣严，他看见了明显的喉结，连腿部也隐约露出男性体征。
摊主回忆时还有些犹豫：“我不敢肯定，只觉得这个人很不寻常。”正因为不能仅凭外貌下结论，派出所没有立即抓人，只将其列入关注范围，继续观察。
户籍资料显示，这名“女子”名叫王秀娟，两年前曾住在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后来搬到雁荡路，与一名叫陈筠白的女子同住。两人平日靠加工绣字书签维持生活，表面上没有异常。
有意思的是，王秀娟并非突然出现在上海。调查人员后来追查发现，所谓王秀娟其实是四川人万国雄。1946年，他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读到大三时离校。求学期间，他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后来又与青年军及报界人士有所往来。
1948年前后，万国雄曾以随军记者身份前往广西柳州，并在当地报纸发表过一些文章。柳州局势变化后，他没有随正规队伍行动，而是躲进山区，和一位独居的壮族老人生活了半年多。
老人对调查人员说，那是个爱唱戏的“姑娘”，常在屋外练嗓子，还说过要去南京看望父母。老人并不知道，这个住在家中的人其实是男子，更不知道他已经改名换装。
离开广西后，万国雄辗转来到上海。一次偶然机会，他以钱物被盗、无处安身为由，得到一名高校教师的帮助，在学校宿舍暂住。寒假结束后，他进入基督教女子宿舍，陈筠白正是那里的住客。
陈筠白早年结过婚，后来独自生活。解放后，旧式娼业场所被取缔，她进入女子宿舍谋生。关于她何时确认王秀娟的真实身份，档案记载并不十分完整，但两人长期共同生活，以姐妹相称，关系显然超出了普通室友。
白天，她们一起做活、买菜、出门；夜里，则以夫妻方式相处。为了减少邻里注意，1953年两人搬到雁荡路。王秀娟的女装并不只是遮掩身份，也逐渐成了他在城市中生存的固定方式。
真正改变案件走向的，是成都一封来自亲人的举报信。1955年，内部肃反工作展开，万国雄的妹妹在成都人民银行任职。她早年与哥哥失去联系，家里一度以为哥哥已经去了台湾。
没想到，家人后来收到一封上海来信。笔迹像万国雄，落款却写着“王秀娟”，还没有留下明确地址。妹妹反复核对后，认为哥哥可能在隐瞒身份，又想到他曾参加三青团，便把情况报告给了有关部门。
材料转到上海后，调查人员前往南京大学查找档案，再通过同学和旧报刊追查线索。照片虽然与“王秀娟”差别很大，但笔迹、经历和活动轨迹逐渐接上。更重要的是，万国雄曾与中统人员陈雪屏有过来往，离开柳州前还专程登门辞行。
警方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发现他平日行动固定，很少接触陌生人，偶尔却向香港报刊寄送文章，内容多涉及大陆社会状况。由于案件涉及政治背景，调查并没有停留在男扮女装本身，而是追查其过去的交往和文字活动。
1955年国庆前夕，警方实施抓捕。万国雄很快承认“王秀娟”就是自己，也承认曾与陈雪屏有联系，但表示没有接受过进一步指令。至于为何长期穿女装，他只说自己从小便有这种习惯。
这句话解释了个人行为，却不能改变案件中其他事实。审理时，相关部门依据其历史关系、文章往来及身份隐瞒等情况作出判决，万国雄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陈筠白因长期知情而未报告，被判处两年管制。
1956年，为开展镇反教育，上海曾将这一案件作为展览材料。许多参观者惊讶于万国雄的外貌和装扮，但案件真正引起重视的，并不是一个男子如何穿成女子，而是身份伪装背后牵连出的政治经历、社会关系与长期隐瞒。
万国雄在狱中服刑十八年，1974年出狱。1978年，他曾提出申诉，称自己当年的装扮只是个人癖好，与传递情报无关。申诉涉及的关键，并不只在服装和生活关系，而在当年形成的完整证据链，这也是案件未被简单改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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