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622年，山东临清州邱县。县城以东四十里，卫河岸边，几排仓廒临水而立。这里并不属于邱县本土，却存放着邱县征收来的粮食和饲草。地方志称其为“水次兑军仓”，这件事看似奇怪，背后却牵动着明清两代庞大的漕粮体系。
所谓“水次”，就是靠近水边。仓库修在河岸，并非为了方便百姓买卖，而是为了让粮食尽快装船。邱县本身不临卫河，若把粮食从县城一路用车马运到河边，路途远，损耗大，遇上雨雪更难保证数量，因而必须在合适的河岸取得一块稳定的存粮之地。
明清时期，京师人口众多，宫廷、官署和驻军所需粮食，重要来源之一便是漕粮。承担这项任务的地区，包括江南、山东、浙江、湖广和江西等地。各地粮食不能直接各走各的，而要先在若干水陆节点集中、查验，再通过运河或相关河道转运北上。
山东部分地区的粮食，通常要经过济宁等地；河南全省，以及山东西部的冠县、馆陶、邱县，则有一部分需要前往直隶大名府所属的小滩镇交兑。这里靠近卫河，能够接纳漕船，也是官府核验粮数、办理交接的重要地点。
问题恰恰在于，邱县离卫河并不近。
假如每年都把征收的粮食直接运往小滩，县里便要反复组织民夫、牲畜和车辆。粮食尚未装船，已经要经过一段陆路颠簸；途中还可能受潮、散失，运输费用也会不断增加。对负责征粮的地方官来说，这种办法既费钱，也容易在交兑时出现差额。
于是，邱县把目光放到了馆陶县境内的卫河岸边。据地方记载，邱县在那里购置土地三千余亩，修建仓廒，集中存放本县应缴的粮食和草料。原来的地名叫银家圈，邱县设仓之后，逐渐被称作“邱县厂”，后来又因聚落分成东西两处，形成东厂、西厂两个村名。
这里的“厂”，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工厂，而是漕粮仓储、转运和交兑设施的统称。粮食先从邱县各地征集到厂内，再根据漕运安排送往小滩；有时也由负责验收的官员前来查验，确认数量、质量之后，再与统一调度的漕船衔接。
有意思的是，邱县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县。冠县也在小滩镇附近形成了自己的仓储区域，后来留下了“冠厂村”这一地名。两个不临卫河的县，分别在河岸拥有专门设施，说明当时的行政边界并不能完全限制漕粮运输的实际需要。
河南的情形更能说明问题。卫辉府城北堤外、卫河沿岸，曾集中设置开封厂、怀庆厂和卫辉厂。开封厂有仓廒一百三十间，怀庆厂八十五间，卫辉厂三十二间。它们并非普通仓场，而是不同府为完成漕粮交兑而设的水次设施。
邱县的规模虽不能与这些府级仓场简单相比，但也颇为可观。明天启二年，也就是1622年，邱县知县高继凯曾重修仓廒二十八间。对于一个位于山东西部、远离主要河道的县来说，这已经不是临时堆放粮食的小场所，而是一套较完整的转运节点。
仓库为何偏偏选在这些地方？河岸形态很关键。
卫河并非处处笔直。有些河段形成较大的河湾，岸线弯曲，实际可利用的水边长度往往超过地图上的直线距离。这样的地方既能停泊更多船只，也便于分区堆放粮食。船靠岸后，装卸人员不用频繁往返，仓廒与码头之间的距离也更容易压缩。
当时没有现代测绘工具，官府却能凭借长期航运经验，判断哪里水势较稳、泊船方便、道路能够接近仓区。说到底，修仓不是只看县界，也不是只看离县城多远，而是看粮食能否顺利从陆路转入水路。
邱县厂因此具有双重性质：土地在馆陶县境内，管理和收益却服务于邱县漕粮。用今天的说法，它近似一块因运输而形成的“飞地”。这种安排并不神秘，也不是行政混乱，而是财政制度、河运条件和地方治理相互妥协后的结果。
1908年，清政府废除漕运，依附于漕粮体系的仓厂随之失去原有作用。邱县厂的土地后来划回馆陶县，东厂、西厂的名称却保留下来。村名没有消失，反而把那段粮船往来、仓廒林立的历史留在了地方地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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