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0年12月1日，济南七里山，一位103岁的老人躺在家中，妻子李淑兰守在床边。老人呼吸微弱，屋里只听见钟摆声。他忽然睁开眼，低声说道：“其实我，是日本军人。”这句话说完不久，他停止了呼吸。
消息传开，许多街坊都难以相信。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这位“山大夫”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医生。谁家老人发热，谁家孩子咳嗽，只要敲开他的门，往往不用准备诊费。很少有人知道，他把一个秘密藏了七十多年。
山崎宏1908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家中经营小诊所。他熟悉药材，也读过中国医书，原本打算继承家业。1937年侵华战争全面扩大后，日本征召兵员。哥哥已经成家，29岁的山崎宏便替家里穿上军装。
他因懂医术，被编入侵华日军第十师团，名义上负责军马和牲畜的诊治。那年秋天，他随部队抵达中国。行李深处，藏着一本《伤寒论》和一套针灸针。这个细节后来被人提起时，常被视为他仍未完全丢掉医生身份的证据。
军队行进到华北后，他见到的并不只是战场上的交锋。村庄被焚毁，百姓被驱赶，伤员和死者随处可见。作为军医，他无法改变命令，却不得不面对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惨剧。夜里，他常常清洗袖口上的血迹，洗到布料发白，心里却明白，有些痕迹不是水能冲掉的。
1938年春，一次“清剿”结束后，长官让他处理村中遗体。破棉被里裹着一个婴儿，旁边掉出一条褪色红布，上面绣着“长命百岁”。他捡起布条，站了很久。那几个字，和军营里的命令形成了刺眼的对照。
当夜，山崎宏埋下红布，独自离开营地。从此，他成了逃兵，也成了没有身份的流亡者。他沿着土路和铁路向东走，不敢轻易开口，生怕口音暴露身份。饥饿时，他向村民讨一口饭。
有意思的是，那些连自己都吃不饱的农民，仍会分给他半块饼、一碗水。正是这种朴素的善意，使他对中国百姓产生了复杂而深重的感情。1938年4月，他来到济南，一户普通人家收留了这个衣衫破旧的陌生人。
他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决定留下。起初，山崎宏在日本人管理的济南铁路局看守仓库。中国工人到附近寻找旧物和粮食时，他常故意转身，装作没有看见。有时，他还把废旧毯子悄悄推到窗边。这样的举动谈不上惊天动地，却让工友逐渐接受了他。
抗战胜利后，日本侨民陆续被遣返回国。山崎宏却写信告诉家人，自己不准备回去。1945年以后，他在七里山附近开设诊所，给贫困病人看病不收钱。最初，街坊对这个日本大夫抱有戒心；几次治好疟疾和常见病后，大家才慢慢改口叫他“山大夫”。
1950年，经收留过他的中国家庭介绍，42岁的山崎宏与李淑兰结婚。李淑兰当时带着一个女儿，他为孩子取名山雍蕴，把她当亲生女儿抚养。结婚时，他告诉妻子自己是日本人，却没有说出当过兵的经历。这个秘密，他始终独自承担。
后来，私人诊所并入公立卫生院，他成为正式医生，月工资83元6角。评定工资时，他多次把提高待遇的机会让给困难同事。家里过得并不宽裕，他却坚持为病人认真诊治。女儿回忆，父亲在家很严肃，关于过去的事情，没人敢多问。
1976年，离开故乡近四十年的山崎宏回日本探亲。亲人原以为他早已战死，甚至立了牌位。家里希望他留下，并托人在医院安排工作，待遇远高于济南。山崎宏没有答应，只说：“我在中国的时间更长，那里有我的家，也有等着看病的人。”
回到济南时，他没有带回贵重物品，只带了一台旧彩电，却用积蓄购买科技书籍和心电图机，捐给当地图书馆和医院。2004年，97岁的他又签下遗体捐献登记表，说：“死了以后，也还能为人民做点事。”
2010年12月1日，山崎宏去世，遗体依照意愿捐给山东大学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送别那天，许多曾经被他救治过的居民赶来。有人记得他的日本身份，有人记得他的军人过去，但更多人记得的，是那个多年免费替穷人看病的“山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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