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真的让人破防，一千多年前在长安买房到底有多辛酸艰难

贞元三年，长安东市旁的一家宅院里，一位手持诗卷的少年被门槛外的家仆拦了下来，他刚刚报上姓名，院内便传来一声调侃：“长安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这是大唐德宗年间某个寻常的清晨。

一个来自江南的年轻人，带着一沓诗稿，站在了著作郎顾况的家门前。

他叫白居易，这年大约十六岁。

唐张固《幽闲鼓吹》记载了这个场景：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

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顾况是当时文坛的前辈，性格恃才少所推可，看到“白居易”三个字，便拿他的名字开玩笑——长安这地方，米贵、百物贵，你想“白居”，恐怕“不易”。

直到翻开诗卷，读到“离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才改口叹道：“道得个语，居即易矣。”

不过这个故事流传中逐渐被添枝加叶。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将顾况的话改为“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把少年的诗作从《赋得古原草送别》中摘出，变成了一段流传千年的佳话。

但佳话归佳话。

顾况说的那句话，不是随口开玩笑。

那是长安城真实的生存状况。

长安城有多贵？

大唐帝国的都城，人口百万，粮价常年在高位。

朝廷曾多次从江淮调运粮食接济关中，甚至皇帝都要带着百官去洛阳“就食”。

顾况那句“长安百物贵”，道出了长安最残酷的现实——这座城市的物价，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友好。

长安的房价到底有多高？

有史料可查的案例不在少数。

安禄山手下的大将安太清投降大唐后，在永平坊买了一个小宅子，花费二十万钱。

二十万，这不是一个大数目。

但这个“小宅子”，位置在永平坊——长安城西南角，远离权贵聚集的东北区域，属于平民和流动人口聚居的地方。

换句话说，这是长安城的“偏远地段”。

当时的宰相李吉甫写过一篇《代公主让起新宅表》，提到靠近西市的醴泉坊，“一亩地的价格也要两万到三万钱”。

但醴泉坊只是西市附近的普通地段，更不用说东市周边那些权贵扎堆的坊了。

长安城内普通的四合院一般占地三亩左右，仅土地成本就要八九万钱，加上建筑费用，一套普通住宅的价格轻松超过二十万。

而那些高官们住的二十亩以上的大宅院，要价两三百万甚至千万之巨。

比如名将段秀实曾在崇义坊拥有一处宅第，那是德宗赐给他的。

到了宣宗大中年间，段家后人已经无力保有这处宅院，宅院被典当出去，朝廷要赎回，光典当的本息就累计到了三千四百七十五贯，即三百四十七万五千钱。

再看看郭子仪。

这位平定安史之乱的第一功臣，宅第在亲仁坊，占了整整一坊之地，“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

这样的宅子，不是买来的，是皇帝赐的。

郭子仪的年俸达到二十四万贯，私利还不在其中。

但这样的收入级别，对于普通官员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

白居易后来在长安新昌坊买下了一处十亩的宅院。

到他晚年出售时，在《达哉乐天行》中写道：“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

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缙二三千。”

宅院加上田地总共卖了二十万到三十万钱。

新昌坊位于长安东南的延兴门附近，地势高爽，但远离权贵聚集的核心区域，属于“偏僻地段”。

即便是这样一处偏僻宅院，白居易也是为官二十年后才买得起的。

那么，一个九品小官，要在长安买一套房，到底要攒多少年？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定百官月俸：一品钱三万一千，二品二万四千，三品万七千，四品万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九千二百，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一百，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千九百一十七。

九品官月俸一千九百一十七文，折算下来年收入约两万三千文。

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不同时期的俸禄水平相差极大。

白居易初入仕途时担任秘书省校书郎，月薪是一万六千文。

正九品上的校书郎能拿这么高，是因为安史之乱后朝廷大幅上调了官员薪酬，加上他所处的时代物价和货币购买力与前代已大不相同。

即便如此，按白居易的月薪一万六千文来算，要买一套价值二十万钱的普通宅院，不吃不喝需要十二年。

但他每月要花七千五百文用于房租、马匹和仆人的开销，每月仅能存下八千五百文，攒够二十万需要近二十年。

长安一套像样的房子，对一个九品官来说，就是一辈子的奋斗目标。

那买不起，就借吧。

但唐朝的借贷，可不是闹着玩的。

唐朝的借贷分两类：一类是不计利息的“负债”，纯属帮困救急；另一类是计息的“出举”，也就是正儿八经的贷款。

有息借贷在唐代十分普遍，王公贵族、富商大贾都在放贷取息。

战国时孟尝君养食客三千，靠的就是在薛城放债收息，年收利息十万以上。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唐代，放贷的不仅有贵族，还有寺庙、富商，甚至官府本身也通过常平仓放贷取利。

借贷利率是多少呢？

唐代法定利率有过多次调整。

据《唐六典》所载的《杂令》规定，私举质每月收利不得超过六分，即月息6%。

后来开元年间改为月利五分，即月息5%。

但民间实际利率往往高于法定标准，敦煌出土的借贷文书中，谷物借贷的年利率常常达到100%——借一石，秋后还两石。

借了钱还不上怎么办？

《唐律疏议·杂律》对“负债违契不偿”有明确规定：欠一匹以上的财物，过期二十日不还，笞二十；每再过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

也就是说，欠债不还要挨板子。

但这只是最轻的处罚。

如果欠的数额大、逾期时间长，还可能被处以徒刑。

更可怕的是，如果借的是高利贷，利滚利之下，债务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敦煌文书记录了一个真实案例：金银匠翟信子等三人在甲戌年因没有种子粮，向都头高康子借了三硕麦，约定到秋天还六硕。

结果到了秋天只还了一硕二斗。

第二年连本带息翻到了九硕六斗，第三年还剩两硕未还，最终是趁着朝廷大赦才免除了这笔债务。

借三硕，还到最后连本带息近十硕，翻了三倍多。

这就是唐代借贷的残酷现实。

对一个九品小官来说，一旦背上高息债务，很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但如果你真的穿越回了长安，手里揣着积攒多年的铜钱，打算买房置地，该往哪儿挑？

长安城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口诀：“东贵西富，南贫北王”。

这八个字，精确概括了长安城不同区域的居住格局。

先说“北王”。

长安城北部靠近宫城和皇城，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地带。

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三座宫殿都在城北，亲王、宦官和禁军将领等高等级官员大多集中住在环绕大明宫和兴庆宫的北部诸坊。

住在北城，意味着离皇帝近，离权力近，上朝方便，消息灵通。

但北城的宅第大多由皇帝赐予，或者由世代显贵家族所有，普通官员根本买不到。

再说“东贵”。

朱雀大街以东的坊，尤其是东市周边的区域，是官僚士大夫的聚居地。

自高宗龙朔年间兴建大明宫、玄宗开元年间建立兴庆宫之后，官员居住地开始明显从朱雀街西移往街东的中北部。

到了九世纪前半叶，街东的中南部也成了高官邸宅鳞次栉比的区域，科举进士科合格的官僚纷纷在这里落脚，形成了一个新兴的文官社区。

住在这里，意味着你的邻居都是同僚，社交圈子天然形成，升迁消息也最灵通。

但代价也最高。

东市周边的平康坊、亲仁坊等地，一套像样的宅院可能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钱。

然后是“西富”。

朱雀大街以西，特别是西市附近，是富商大贾的天下。

西市是长安城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域来的胡商、波斯商人大多在西市周边经营和居住。

街西的居民以平民和商人为主，人口密度高于街东，但也更加鱼龙混杂。

好处是商业便利，出门就是市场，什么都能买到。

房价也比街东便宜不少。

前面提到的安太清在永平坊买的三亩宅院，只花了二十万钱，而在街东的永崇里，窦乂花二十万只能买下一处小宅，而且还是“凶宅”。

最后是“南贫”。

长安城南部，尤其是南四坊区域，靠近城墙，地势低洼，远离商业中心和政治核心。

延兴门和延平门之间的大街以南，“即是耕垦种植、阡陌相连、较无人烟”。

这里的地价最便宜，但通勤距离最远，生活配套最差。

南城的坊里住的人少，像归义坊这样的地方，居民中还有很多是昆仑奴和外国胡人。

白居易晚年买的新昌坊宅院就在这一带，他自嘲“省吏嫌坊远，豪家笑地偏”“冷巷闭门无客到”“静巷无来客，深居不出门”。

住在这里，清静是清静了，但出门买个东西都不方便。

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不仅仅是购物的去处，更是整个城市生活的枢纽。

东市位于皇城东南方，西接平康坊和宣阳坊，东连道政坊和常乐坊，占据两坊之地，东西长九百二十四米，南北长一千米。

西市位于皇城西南方，形制与东市大致相当。

两市各有横道两条、纵街两条，形成“井”字形的九大街区。

政府设有市署和平准局，专门管理物价和交易秩序。

两市的开市闭市有严格规定：“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众以散。”

每天中午击鼓三百声开市，日落前七刻击钲三百声收市。

东市的商品偏高端，经营同类商品的店铺聚集在同一街区，四方珍奇皆所积集。

西市则更加国际化，胡商云集，从西域的香料、宝石到波斯的银器、大食的药材，应有尽有。

住在两市附近的坊，日常生活极为便利。

但两市周边的坊也是长安城最繁华也最嘈杂的地段，房价和物价都高于其他区域。

长安城的地势也直接影响居住品质。

据文献记载，唐长安城整体呈南高北低之势。

南部高地势区域水源供给方便，但也意味着离宫城更远。

而北部低洼地带虽然离权力中心近，但地下水位高，地面经常潮湿。

不过对于长安的居住格局而言，地势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微观层面——同一个坊内，地势高爽、交通便利的位置地价更贵。

《北里志》中记载，平康坊的妓女分三等，南曲和中曲的妓女“多铮铮者”，而靠坊墙一曲的则是“卑屑妓所居”，紧靠坊墙的偏僻小巷多是不甚富裕者的居所。

白居易在新昌坊的房子也属于“冷巷”“静巷”，位置偏，所以房价也相对便宜。

说到买房资格，唐代的宅基地制度是绕不开的一道门槛。

唐玄宗时期规定：“应给园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

也就是说，良民家庭每三口人分配一亩宅基地，每增加三口再加一亩。

如果是贱民家庭，每五口人才给一亩。

而且购买宅基地也有严格的上限，不得超出政府规定的指标。

如果超标买地，唐朝法律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

每超出一亩，打十大板。

这里的关键在于“身份”。

唐代的“良民”和“贱民”之分，从根本上决定了你能拥有多少土地。

商人属于贱民，再有钱也是贱民，即便是上百口人的大家庭，最多也只能购买二十亩地。

而官员和士人属于良民，按家庭人口数获得相应的宅基地额度。

换句话说，在长安买房，你的身份等级就是你的购买力上限。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长安城东的权贵区、西的商人区、南的平民区能够长期稳定地维持格局。

不是简单的市场选择，而是一整套身份等级制度在背后支撑。

普通百姓可以在南城买一亩大小的宅基地，盖几间茅屋，但要想在东城买一套靠近权力中心的宅院，光有钱是不够的，还需要相应的身份资格。

回头再看白居易。

他三十二岁进入官场，第一份工作是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月薪一万六千文。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常乐坊租了一间故宰相关播家的东亭。

常乐坊位于东市之东，位置还算不错，但租金也不便宜。

后来他在诗中写道：“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

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

一个单身汉，租着几间茅屋，养着一匹马和两个仆人，每月还能存下八千多文。

但他一直没买房。

不是不想买，是真买不起。

三十五岁那年，他把母亲和弟弟从安徽宿州接到长安来住，租的亭子住不下了。

他跑去陕西渭南，在农村买了一所房子，大约花了十万文。

渭南离长安上百公里，他平时住单位，逢旬休（每十天休一天）就骑马去渭南跟家人团聚，第二天再赶回来上班。

这和今天在都市工作的年轻人，在远郊或周边城市买房、工作日租在城里、周末回家，本质上是一样的。

此后他历任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月薪从一万六千文涨到两万五千文，再到四五万文，外加二百石禄米。

收入涨了不少，但他仍然租房住。

从常乐坊搬到永崇坊华阳观，从新昌坊搬到宣平坊，又从宣平坊搬到昭国坊，前后租住过长安城五六个坊。

直到长庆元年（821年），白居易五十岁，终于在新昌坊买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处宅院。

他在《题新居寄元八》中写道：“青龙冈北近西边，移入新居便泰然。

冷巷闭门无客到，暖檐移榻向阳眠。

阶墀宽窄才容足，墙壁高低粗及肩。

莫羡升平元八宅，自思买用几多钱。”

这首诗写得很实在。

新居在青龙寺北边，地势高爽，但位置偏远，巷子冷清，没什么客人来访。

台阶窄得刚够放脚，墙壁矮得刚及肩膀。

但他很满足——“移入新居便泰然”。

最后一句“莫羡升平元八宅，自思买用几多钱”，是白居易对自己的安慰：别羡慕朋友元宗简在升平坊的大宅子了，想想自己花了多少钱买的，也就心安了。

从三十二岁踏入官场，到五十岁买下第一处长安宅院，白居易等了将近二十年。

而这处宅院，位于长安城的偏远坊里，只是一处“阶庭宽窄才容足”的小宅。

长安居，大不易——顾况当年那句玩笑话，白居易用了半辈子来验证。

但白居易的故事并没有停在“买不起房”的困顿上。

他在长安租房二十年的岁月里，写下了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

《观刈麦》中“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字里行间是对自己安稳生活的惭愧。

《卖炭翁》里“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写尽了底层百姓的生存之艰。

他不是一个只盯着自己俸禄和房价的人，他看见了长安城里比房价更沉重的那些东西。

长安城的房价，从来不只是房价问题。

它是身份等级的映射，是权力格局的投影，是帝国都城对每一个来者的筛选。

东贵西富、南贫北王，八个字背后是一整套政治秩序和资源分配的规则。

白居易后来在洛阳履道里买下了一处更大的宅园，算是有了个安稳的晚年。

但他始终记得长安那二十年。

贞元三年的那个清晨，站在顾况门前的少年，手里攥着诗卷，可能想不到自己会用二十年的时间去回答那句“居亦弗易”。

当他终于在新昌坊的冷巷里铺开被褥，移榻向阳眠下的时候，窗外是青龙寺的钟声，远处是乐游原上的草色。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长安城的人来来去去，草荣了又枯，枯了又荣。

房子买不买得起，日子都得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