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沈阳火车站外，罗炜彬拎着行李下了车。他第一次独自回家探亲，手里攥着一封写有住址的信，却把“六段”看成了“六所”。于是，这名从大西北戈壁滩回来的军人，拖着行李在陌生街巷里来回寻找。
他没有报出父亲罗舜初的名字，也没有向人提起自己的家庭背景。问路时，只说自己要找一个住址。三个小时过去，罗炜彬才辗转回到家中。这个细节看似寻常，却很能说明罗家子女从小接受的家风：身份不能当本事，家门更不能变成便利。
罗舜初有三个孩子，罗炜彬排行最小。按常理说，小儿子容易得到父母照顾，可罗舜初对孩子们的要求，反而比一般家庭更加严格。孩子们没有被安排进特殊环境，生活上也尽量和普通群众接近。
小时候，罗炜彬本可以进入部队机关幼儿园，罗舜初却把他送到街道办的普通幼儿园。家里偶尔挖野菜，父亲便带着孩子一起动手，还讲起红军长征途中吃野菜、啃树皮的往事。话不华丽，意思却很明白：日子不能只挑舒服的过。
1970年，罗炜彬中学毕业，年仅16岁。学校统一分配时，他没有被安排进机关，也没有得到特殊照顾，而是成为一名筑路工人。登记材料里的家长一栏，填写的是母亲胡静的名字，学校并不知道他是罗舜初的儿子。
有意思的是，罗家对此并未提出额外要求。罗舜初的态度很明确，孩子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到哪里都要靠劳动站住脚。临行前，他只叮嘱儿子：“到了单位，和普通工人一样干活，别怕吃苦。”
筑路的活不轻松。抡锤、凿石、挥镐、刨土，样样都要靠力气。一次施工中，巨石砸伤了罗炜彬的右脚小趾，工友把他背回家。罗舜初见到儿子，先向工友道谢，接着询问请了几天假。
假期还没结束，罗舜初便拿来一本介绍珍宝岛战斗英雄的小册子。他没有围着伤情反复安慰，只对儿子说：“重活干不了，就做点轻活，帮大家烧水也行，劳动总比闲着强。”
罗炜彬拄着拐杖回到工地时，脚伤还没有完全恢复。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要求显得近乎苛刻，但罗舜初并不认为这是为难。他看重的不是孩子眼前少受一点罪，而是能不能在集体生活中经得住磨炼。
1971年春，征兵工作开始。罗炜彬已经当了一年筑路工人，既熟悉了工地上的大锤，也一直向往军营中的红领章、红帽徽。他没有主动向父亲开口，因为清楚罗舜初的脾气，知道父亲未必会赞成。
家里的工作人员了解他的心愿，便按照正常手续为他办理入伍，事先没有惊动罗舜初。消息传来后，罗舜初很不高兴，要求找工作人员谈话。工作人员解释说，罗炜彬被安排到国防科委系统较为艰苦的西北戈壁地区，那里环境严酷，生活条件远非一般地方可比。
更现实的变化是，罗炜彬的收入从每月60多元降到6元。工作人员说：“去那里，吃苦会更多，锻炼也会更实。”罗舜初听完，才勉强同意。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再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儿子调回条件较好的地方。
罗炜彬后来长期留在大西北。即使工作上有过调整，也没有离开那片荒凉而艰苦的土地。罗舜初晚年多病，组织上曾考虑把小儿子调回来照料父母，却被他拒绝。一次，工作人员私下联系相关单位，调动事情几乎已经谈妥，罗舜初听见后，直接接过电话说：“谢谢你们，这件事不能办。”
放下电话，他又对工作人员说：“子女不是咱们的私有财产，工作调动要按组织程序办。”这句话，既是对家人的约束，也是对手中权力的提醒。哪怕病中需要照料，他仍不愿让子女因为家庭关系改变岗位安排。
罗舜初病重期间，妻子胡静和其他子女也没有长期守在病房。胡静直到丈夫去世前三天，仍按原计划工作。罗舜初催促家人离开医院，并不是不需要亲情，而是不愿让亲人因照料自己耽误职责。
远在大西北的罗炜彬，收到父亲病情好转的家信后，突然接到病危通知，连夜赶回沈阳。等他抵达时，罗舜初已经去世三天。他只能在医院太平间里，伏在父亲遗体上痛哭。
那一刻，筑路工地上的伤痛、戈壁滩上的孤独、没有人接站的探亲经历，都叠在了一起。罗炜彬后来仍保留着一张童年照片，身上穿的是哥哥姐姐穿过的小花衣服。照片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孩子的模样，也留下了罗舜初对子女一贯的要求：不搞特殊，不靠家庭，凭自己的双手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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