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给羊配种，村长女儿红着脸问我：你看人准不准？我跟谁最配

她叫陈红梅，是陈村长的独生女儿。那年我二十五岁，在乡里的兽医站当技术员，专管给牲畜配种、防疫、接生这些事。十里八乡谁家猪要配、牛要配，都来找我，我也就练出了一双好眼力——哪个种猪腰身厚实、哪个种牛后腿有劲，一眼就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人送外号“配种站的半仙”。

那是1988年的秋天，高粱正红。我骑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后座上绑着医药箱，去给陈村长家的两只绵羊配种。陈村在坡上，路不好走，自行车骑到半路就得推。推过两道坡，翻过一道梁，就看见陈村长家那三间青砖瓦房，房前拴着一只大黄狗，见了我呜呜地叫。

陈村长五十出头，蹲在门槛上抽烟，见我来了，把烟袋锅子往鞋底一磕，起身迎过来：“小张来了？快进屋喝水。”

“叔，羊在哪儿？”

“后院圈着呢。”他领着我去，一边走一边说，“这羊发情两天了，你给看看，别耽误了。”

我进了后院，那两只绵羊果然骚动得厉害，一只母羊后胯湿淋淋的，站也不是卧也不是，不住地往栅栏上蹭。我蹲下身，掰开它的阴户看了看，又按了按它的后腰。

“正是时候。”我说，“明天后半天最好，今天先别配。”

“咋？”陈村长不解。

“羊发情一般三十多个钟头，这会儿还早，配早了不好着床。”我拿手比划了一下，“就好比人一样，急不得。”

陈村长笑了：“还是你懂行。”

正说着，屋里出来一个姑娘，端着一碗水。她叫陈红梅，我认得，是陈村长的闺女，二十上下，在乡里念过高中，回来帮他爹打理羊群。她长得白净，眉眼清秀，就是有点认生，见了我总低着头。

“喝水。”她把碗递过来，声音细细的。

我接过碗，咕咚咕咚喝了半碗。她站在一边，眼睛往羊圈里瞟，又偷偷看我一眼，脸忽然就红了。

“张技术员，”她吞吞吐吐地，“你……你看人准不准？”

我一愣，没反应过来：“啥准不准？”

“就是……”她咬了咬嘴唇，脸更红了，“你看牲口那么准，看人……你看我跟谁最配？”

这句话一出口，空气都静了。陈村长正往烟锅里装烟丝，手也顿了一下，装作没听见，低头点烟。那只大黄狗也不再叫了，趴在地上，竖着耳朵。

我那时候二十多岁，血气方刚，可到底是个老实人，被这么一问，脸也热起来。我干咳两声，把碗放回她手里，说：“这……人跟牲口能一样吗？”

“你天天给羊配种，不就是看谁跟谁合适吗？”她胆子大起来，直直看着我，“你倒是说说，我这样的，配个啥样的？”

陈村长咳嗽了一声：“红梅，别没大没小的。”

红梅却不管他爹，还是看着我。我被她看得心里发慌，低着头摆弄药箱，说：“这……得看人。”

“那你看我是啥人？”她追问。

我一时语塞。说实话，我对她不是没意思。每次来陈村，她都在，不是递水就是帮我递药、拿绳子，有时还问这问那。我早看出她的心思，可我不敢接。为啥？因为她是村长的闺女，而我，不过是个走村串户的兽医，家里穷得叮当响，连个像样的彩礼都拿不出。

我正尴尬着，陈村长把烟袋锅子在门槛上磕了磕，说：“红梅，去把羊圈里的草料添上。”这话是给她台阶下，也是给我解围。

红梅“哦”了一声，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失望，也有不服气。

等羊配完种，已经是傍晚了。我收了钱，推车要走，陈村长留我吃饭。我推辞不过，就留下了。饭桌上，红梅一直低着头扒饭，没再说话。陈村长喝了二两散酒，话多了起来，说红梅这丫头心高，乡里介绍了好几个后生她都不乐意，问她想要啥样的，她也不说。

“张技术员，你见多识广，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到底图个啥？”陈村长夹了一筷子菜，看着我。

我嚼着馍，含糊地说：“图个知冷知热呗。”

红梅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

那顿饭吃得我心里七上八下。临走，红梅送我到大门口，月亮已经上来了，照得她的脸白生生的。她把一个布包塞到我手里，低声说：“天凉了，给你纳的鞋垫，你垫上，路远。”

我接过来，那布包还带着她怀里的温度。我张了张嘴，想说啥，终究只说了句：“谢了。”骑上车，头也不敢回地走了。

一路上，风往脖子里灌，我却觉得浑身发烫。那鞋垫上绣着两朵并蒂莲，针脚细密，一针一线都是心思。

从那以后，我再去陈村，红梅就对我更亲近了。她不再只递水，还帮我打下手，给羊保定、递器械。有一回给猪配种，母猪突然挣了一下，我躲闪不及，被撞了个趔趄，她“呀”地一声扑过来扶我，手抓着我的胳膊，半天没松开。

“你没事吧？”她急得脸都白了。

“没事没事。”我笑着说，心里却甜滋滋的。

可越是如此，我心里越犯嘀咕。她配我，我怕是要耽误她。她爹是村长，她人又俊，凭啥跟我？我就托人探过她爹的口风。陈村长倒是没把话说死，只说：“红梅的事，她自己做主。不过做爹的，总盼她日子过得去。”

这话我听得明白——他是不反对，但也不全放心，怕我跟了去，闺女跟着吃苦。

我那时一个月工资三十来块钱，要养家，还要给家里盖房子，实在没底。我就把这份心思压了下来，想着等攒够了钱再说。

可红梅等不得。入冬的时候，媒人上门，给她说了邻村一个开砖窑的，家境殷实，人也周正。她爹挺满意，让她去相看。她不去，跟她爹闹了一场，躲在屋里哭。

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我心里跟猫抓似的。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一个念头：我要是再不开口，红梅就成别人家的人了。

第二天一早，我揣上攒了半年的钱，又借了同事二十块，凑了整整一百块，买了四样礼，去了陈村。

陈村长见我这架势，先是一愣，随后笑了：“小张，你这是……”

我把礼物往桌上一放，说：“叔，我今儿个来，是向您提亲的。我想娶红梅。”

陈村长没说话，抽了半袋烟。屋里静得能听见煤油灯芯子“啪”地爆了一下。

“你拿啥娶她？”他终于开口。

“我拿我这个人。”我说，“我现在是穷，可我有一双手，有一门手艺。我不会让红梅跟着我饿肚子。您给我三年，我让您看见她过上好日子。”

陈村长盯着我看了半晌，又抽了一口烟，说：“这话，你亲口跟红梅说去。她点头，我不拦着。”

我谢过，转身就往红梅那屋走。她在门后站着，显然一直听着，眼眶红红的。

我走到她跟前，从怀里掏出那双她纳的鞋垫——我一直没舍得垫，用布包着，揣在怀里暖着——递到她面前。

“红梅，”我说，“你那天问我，你跟谁最配。我想明白了，我今儿个告诉你，你跟我最配。”

她“扑哧”一声笑了，眼泪却掉了下来，伸手打了我一下：“你这个人，怎么现在才说。”

就这么着，我们定了亲。

后来的日子，正应了我对陈村长许下的诺。我没让红梅跟着我吃苦。配种站里我勤快肯干，县里办兽医培训班，我头一个报了名，考了个好成绩。后来改革开放的风越吹越劲，乡里鼓励个人搞养殖技术服务站，我第一个站出来承包。红梅里里外外一把手，帮我记账、招呼乡亲，还学会了给家禽打针。

头一年，我们服务站配的种，准胎率比别人高出一大截，十里八乡都认我这块牌子。第二年，家里盖起了五间大瓦房，红梅她爹来喝酒，坐在新房的炕头上，眯着眼说：“我就说红梅这丫头，眼不瞎。”

红梅在灶间听见了，探出头来笑：“那还不是我眼光好，一眼就相中了他。”

我就在旁边笑，也不反驳。心里却想，当年你在羊圈前问我“看人准不准”，问得我腿肚子都打颤，如今看来，最准的反倒是我这一双看羊的眼，到底没看错你这个人。

再后来，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儿子考上了农学院，回来接了班。有一年中秋，一大家子围坐在院子里吃月饼，红梅靠着我，忽然提起那年的事。

“你还记得不？那年你给羊配种，我红着脸问你，你看人准不准。”

“记得，咋不记得。”我笑，“我这一辈子，就那天最会看人。”

她捶我一下，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我抬头看那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得满院子亮堂堂的，跟那年她送我出门时的月亮一样。

有些问题，当时答不上来，可日子会替你把答案写出来。我跟她，就是那年秋天，那一句没头没脑的问话里，早就配好了的。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去年春天，我给家里的羊配种，孙子蹲在旁边看，看得入神，忽然仰起小脸问我：“爷爷，你咋知道哪个羊跟哪个羊配？”

我哈哈一笑，摸了摸他的头，又看了一眼正在灶间忙活的红梅——她的头发白了大半，腰身也不如当年，可眉眼间的神气，还是那个在羊圈前红着脸问我“你看人准不准”的姑娘。

“这你可问着了，”我对孙子说，“你爷爷我呀，看了一辈子，别的不敢说，看这个，比谁都准。”

红梅听见了，探出头来啐我一口：“老不正经的，跟孩子说这个。”

夕阳从西边的坡上斜斜地照进来，把一家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我就坐在那团暖烘烘的光里，觉得这辈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