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换帅？

“在某个时间点，会有一场交接，但不是现在。”高盛CEO大卫·所罗门（David Solomon）在9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回应继任问题。据报道，高盛董事会已讨论一项领导层过渡计划：所罗门可能于2027年底或2028年卸任，由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沃尔德伦（John Waldron）接任，所罗门或转任执行董事长，留任一至两年。高盛发言人回应称，董事会定期讨论继任事宜，但“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富国银行分析师迈克·梅奥（Mike Mayo）将这次过渡描述为华尔街所见“更平稳、更有计划”的领导层交接之一，并称高盛的继任安排“异常明确地传达”给了市场。

这次换帅的根本驱动力，并非所罗门业绩不佳，而是一场旨在锁定关键人才、规避重大风险的预防性交接。核心是董事会对于失去既定接班人沃尔德伦的深切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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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启动换帅

最直接的动因，是沃尔德伦差点被挖走。

2024年下半年，高盛董事会获悉，沃尔德伦与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等多家有意聘请他的公司进行了“严肃的商谈”。此前，私募巨头凯雷也曾在2022年试图挖角沃尔德伦出任CEO。这促使董事会迅速采取行动：2025年初，董事会向沃尔德伦提供了一份价值8000万美元的限制性股票留任奖金，条件是他在未来五年继续为公司效力。为了保持薪酬体系的平衡，所罗门本人也获得了同等金额的奖金。沃尔德伦进入高盛董事会，接班顺位进一步巩固。董事会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如果他留下来，很有机会成为下一任掌门人。此次讨论具体交接时间表，正是这一系列挽留措施的延续，目的是避免沃尔德伦因等待时间过长而再次萌生去意。

另一层背景，是所罗门时代的“信任赤字”。2022年至2024年前后，所罗门经历了其CEO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他主导的消费贷款业务扩张以失败告终，给高盛带来约70亿美元的税前亏损，引发合伙人对领导能力的公开质疑。所罗门曾对质疑者表示他们“缺乏远见”。这段时期还伴随着管理层动荡：频繁的架构调整导致多位资深合伙人离职，其中不乏公开批评其战略的高管。据报道，所罗门曾对内部的批评声音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调查泄密者和“清洗”异见者。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无疑促使董事会更倾向于通过一个清晰、有时限的继任计划来确保公司未来的稳定。

从行业背景看，高盛的举动并非孤立事件。在2026年，CEO继任规划已成为美国大型银行董事会的核心议题。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越来越希望看到公司有“可信的、提前的继任框架”，以应对关键领导人的更替风险。从摩根大通到美国银行，各大行都在积极规划其最高领导层的交接。

所以，高盛此次换帅的逻辑是：用一次计划内的平稳交接，消除一次计划外的、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才流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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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留下了什么

所罗门自2018年10月出任高盛CEO，2019年1月起兼任董事长。他执掌高盛的近八年，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代价高昂的消费金融扩张。所罗门主导高盛大举进入消费贷款领域，试图打造面向普通消费者的零售银行业务。这一战略最终以失败告终，给高盛带来约70亿美元的税前亏损。这段经历教会了高盛什么不该做。

第二阶段是“回归核心”的战略转向。在消费金融受挫后，所罗门推动高盛退出非核心消费业务，将资源重新聚焦于三大优势领域：投资银行、市场业务，以及资产与财富管理。这一转向的效果立竿见影。高盛的收入规模从2018至2019年制定战略计划时的约350亿美元，增长至2026年预计的约700亿美元。财富与资产管理平台在现有领导层下积累的客户资产达到1.9万亿美元。

资本市场给出了明确反馈。从2018年10月所罗门上任算起，高盛股价累计上涨超过300%，同期银行股指数涨幅约为67%。2026年上半年，高盛担任顾问参与的并购交易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仅股票业务收入就超过120亿美元。所罗门在2026年3月的股东信中写道，监管环境的变化让企业董事会和CEO们“更有可能执行战略性交易”，高盛高管团队正采取“更加主动进取的方式”把握交易机会。

所罗门留下的是一份“先错后改”的遗产：消费金融的失败教会了高盛什么不该做，而回归投行与交易核心的战略让公司重新站上了华尔街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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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德伦：从投行家到AI转型主导者

约翰·沃尔德伦（John Waldron）现年57岁，2000年加入高盛，与所罗门几乎同期进入这家投行。他在高盛的履历是一条典型的“投行精英上升路径”：2001年任董事总经理，2002年成为合伙人，曾担任杠杆融资联席主管、金融赞助商集团全球联席主管，2014年起出任投资银行部门联席主管。2018年10月，在所罗门出任CEO的同时，沃尔德伦被任命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从那时起就被外界视为“显而易见的接班人”。

沃尔德伦的核心能力在于客户关系与交易撮合。他人脉广泛，与众多大型企业掌门人关系密切，尤其擅长与私营和公共部门人士以及外国政府领导人建立联系。在高盛的核心投行业务中，这种关系网络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产。过去一年，高盛一直在将沃尔德伦作为COO承担的部分职责，包括部分人力资源工作和OneGS 3.0人工智能转型，逐步转交给首席财务官丹尼斯·科尔曼（Dennis Coleman），目的是让沃尔德伦从日常运营事务中抽身，将精力集中于为接任CEO做准备。

在AI领域，沃尔德伦的角色尤为关键，但功劳并非他一人。更准确地说，所罗门作为CEO提供了战略方向与公开背书，沃尔德伦作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负责主导设计与落地执行。这一分工，在OneGS 3.0上体现得最清楚。

对内，高盛在2026年4月全面部署“One Goldman Sachs 3.0”（OneGS 3.0）——一项为期六年的“AI优先”转型计划，由沃尔德伦主导。2025年，高盛技术投入约60亿美元，AI是其中的核心投入方向；2026年，高盛联合Anthropic及其他多方，共同设立总规模15亿美元的AI合资企业。截至2026年5月，高盛已向约4.6万名员工推出生成式AI助手。沃尔德伦的打法是“不试图煮沸整个海洋”：聚焦10个具体用例，涵盖贷款流程、客户入驻、数据基础设施、交易台账、流动性平台和软件开发。早期成效已经显现，软件开发团队的AI编码工具带来20%至50%的生产力提升。

沃尔德伦本人对这套战略有一个生动的比喻。2026年5月接受CNBC采访时，他把高盛形容为一条“人力装配线”：“我常把高盛形容为一条‘人力装配线’。你看看制造业的发展，它已经变得更加机器人化、更加自动化，而银行业在这方面的转型程度还没有那么高。”他进一步指出：“制造业几十年前就实现了机器人化。银行没有——因为我们是一家信息公司，这更难。我们没有工厂车间可以放机器人。”

那么高盛的“机器人”是什么？沃尔德伦的答案是：“数字代理将成为我们的机器人。它们将开始改变我们整个公司的工作流程。”在他看来，这对银行是一个“巨大的解锁”，将带来显著的生产力提升和可观的成本节约。沃尔德伦同时提醒，AI当前处于“通胀性建设阶段”，算力基础设施成本正以10%-30%的速度上涨；未来12-24个月，AI建设将更多表现为成本端压力。

对外，高盛正以多种形式参与AI投资与融资。最引人注目的是2026年5月，高盛作为创始投资者，参与了由Anthropic发起、黑石和Hellman & Friedman等共同组建的总规模15亿美元的AI合资企业，高盛注资约1.5亿美元。该合资企业以派驻工程师入驻企业的方式，协助重构工作流程，重点布局医疗健康、制造业、金融服务、零售和房地产等私募股权赛道。在AI基础设施融资端，沃尔德伦明确表示高盛“已参与大量规模可观的基础设施融资项目，其中许多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涵盖数据中心、网络设施和电力供应。高盛研究部门还将本轮AI算力建设划分为三个阶段：2023-2025年约6330亿美元，2026-2027年约1.73万亿美元，2028-2030年约4.14万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高盛对AI的态度并非单一乐观。高盛资管多部门固定收益投资主管林赛·罗斯纳（Lindsay Rosner）表示，该部门对最大AI借款人的债券持低配（underweight）立场，原因是大量债券发行将涌入市场。这意味着高盛一边在AI基础设施融资端积极参与，另一边其资管部门对AI借款人的信用风险保持谨慎——这种内部张力本身，也是沃尔德伦接任后需要管理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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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德伦主内、所罗门辅外”

高盛此次过渡安排的一个关键设想是：所罗门卸任CEO后，可能转任执行董事长，留任一至两年。这一设想的用意，是让沃尔德伦主导公司日常运营和战略执行（“主内”），而所罗门则凭借其董事长身份的影响力，以及近八年积累的客户关系与监管经验，在外部关系和重大交易方面提供支持（“辅外”）。

对沃尔德伦而言，这意味着他接手的不是一个需要“重新开局”的公司，而是一个战略方向已经清晰、业绩正在兑现的平台。晨星分析师肖恩·邓洛普（Sean Dunlop）指出，所罗门与沃尔德伦都来自投行部门，这在高盛历史上“标志着与传统的小小断裂”——过去CEO职位常在投行部门与交易部门之间轮换。但他同时认为，战略上预计变化极小，高盛将继续投资于资产与财富管理等更稳定的费用型业务，以及更轻资产的交易业务。梅奥也表示，他不预期沃尔德伦会改变高盛的战略，因为两位领导人一直在共同推动公司的优先事项。Simply Wall St 则从执行层面给出了更具体的判断：这次交接“真正的考验是AI、流程再造和轻资本收入方面的执行连续性，而不是职位头衔的变化”；投资者评判这次交接的标准，将是它能否保护而非钝化高盛向费用型咨询、融资和资产管理倾斜的战略转型。

沃尔德伦升任CEO后留下的总裁职位，将成为下一轮内部竞争的焦点。潜在竞争者包括全球银行和市场部门联席主管丹·迪斯（Dan Dees）与阿肖克·瓦拉丹（Ashok Varadhan），以及资产和财富管理全球主管马克·纳赫曼（Marc Nachmann）。这些人均为高盛核心业务负责人，谁将填补总裁空缺，可能决定高盛未来几年的业务重心和权力结构。

这一交接面临的核心风险是所罗门可能尚未准备好放弃CEO职位，而沃尔德伦也未必愿意无限期等待。特拉华大学退休法学教授查尔斯·埃尔森（Charles Elson）评论道：“像他这样的人，很难决定自己真的要退休了。”所罗门目前兼任董事长，对董事会拥有超出常规的影响力，这也使得任何“逼宫”式的交接难以发生。有分析还从估值角度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风险概念：关键人折扣（key-person discount）。该分析认为，当前高盛估值中需要关注的不是近期运营执行，而是关键人风险与继任选择权之间的权衡——高盛作为最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的大型银行，其估值本身就包含了对领导层稳定性的溢价。如果交接时间表迟迟无法落地，市场可能会开始对这一“关键人折扣”进行重新定价。

因此，真正的看点不在于“换不换”，而在于时间表能否顺利落地。若高盛董事会未来数月批准这一安排，高盛将完成这次被分析师评价为华尔街最平稳、规划最周密的领导层交接。而沃尔德伦在AI领域已经积累的主导经验、公开立场和外部关系，将直接构成其任期的战略起点——这不是一个需要从头学习的新领域，而是一个他已经深度嵌入并持续推动的核心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