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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9月30日讯(记者 夏淑媛)
“长寿风险不仅是单一的精算假设偏差,更是侵蚀保险公司资本效率与偿付能力的关键因子,其传导链条具有隐蔽性与滞后性,若不加以重视,将直接制约公司业务扩张空间与风险抵御能力。”在湖南大学主办的第三届长寿风险与资本市场解决方案大会期间,民生人寿总精算师、首席风险官关娇阳接受财联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关娇阳进一步指出,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养老金市场扩容,长寿风险已成为行业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其建议险企建立长寿风险动态监测与压力测试机制,提前布局资本缓冲与产品结构优化,以从容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长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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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长寿风险与保险公司财务稳健性有何关联?
关娇阳:受利率对冲掩盖,长寿风险尚未完全显现,但其跨越周期、受宏观驱动且充满变数的特性,正对险企长期资本管理构成严峻考验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与养老金市场持续扩容,长寿风险正成为保险业直面的重要挑战。
关娇阳表示,所谓“长寿风险”,即被保险人实际生存时间显著超出精算模型的预期寿命假设,致使险企未来需承担的生存给付责任大幅增加的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重大隐患当前尚未完全暴露。
关娇阳坦言,受利率对冲与掩盖效应影响,长寿风险在行业测算中尚未完全显现。但深入剖析后会发现,作为寿险与年金业务中最基础且极具挑战性的风险之一,它直接关乎保险公司的长期财务稳健性。
一是长期性,存在跨周期暴露。与利率风险相似,长寿风险伴随被保险人整个生命周期,跨度长达数十年。目前市场上仍缺乏完美的短期金融工具进行完全对冲,极其考验险企的长期资金管理能力。
二是关联性,受社会老龄化宏观因素深度驱动。关娇阳强调,过去人口结构年轻、主要销售重疾险时,行业很少讨论此问题;但随着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超15%,长寿风险业务敞口也将随老龄化扩大。
三是不确定性,源于预测偏差。医疗技术进步、生活水平提升等因素难以精准量化,导致实际死亡率与精算假设存在偏差。医学专家预判,未来15年,随着医疗技术的飞跃,人类活到120岁或许不是奢望,这种难以精准量化的预测偏差,极大增加了险企的定价难度。
关娇阳认为,长寿风险是一个跨越周期、受宏观驱动且充满变数的大课题。面对长寿时代,未雨绸缪、做好充足的资金储备,不仅是险企稳健经营的需要,更是每个人从容应对老龄化的必经之路。
财联社:长寿风险如何影响偿付能力?
关娇阳:长寿风险敞口增加迫使险企补提寿险责任准备金,负债规模被动扩大直接侵蚀净资产,从而引发资本消耗加剧偿付能力承压
关娇阳指出,当前长寿风险的资本计量与业务实践存在明显脱节。
在偿二代二期构建的三支柱监管体系中,第一支柱“定量资本要求”是核心防线,其量化风险主要涵盖保险风险、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三大类。其中,长寿风险归属于保险风险项下的“损失发生率”细分风险。
值得警惕的是,长寿风险对偿付能力的冲击链条具有隐蔽性。
首先是源头触发,死亡率改善快于预期打破原有精算平衡,长寿风险敞口增加使险企补提寿险责任准备金,导致负债规模被动扩大直接侵蚀净资产,可能导致实际资本下降。在偿二代体系下,长寿风险最低资本要求随敞口同步上调,在“实际资本/最低资本”的公式下,分子缩水叠加分母扩大,核心偿付能力指标可能承压下滑。
“目前规则下,我们主要考量的是敞口增加带来最低资本增加这一层影响,尚未考虑资本增加后不利情景本身也需要动态调整的额外影响。”关娇阳指出,长寿风险的传导具有极强的滞后性,容易被忽视。
在偿二代二期体系下,尽管行业已经能够对长寿风险进行实际量化分析,但结果却出人意料。数据显示,量化风险中市场风险占比最高,保险风险整体约占30%;而受对冲等因素影响,长寿风险的资本占比预计不到5%。
“极低的资本占比,既说明长寿风险当前被低估,也印证了未来养老金市场扩容下广阔的管理发展空间”关娇阳同时补充,规则在审慎性升级的同时也释放了政策红利。
例如,长寿风险不利情境中死亡率改善冲击由原先主要作用于前10年,延展至前30年,倒逼保险公司提升对长期负债的精细化评估能力,强化资本对长寿风险覆盖以确保偿付能力充足。
此外,监管还对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业务的长寿风险最低资本给予了10%的折扣,以引导保险资源向养老保障领域倾斜,助力第三支柱养老体系建设与发展。
财联社:当前长寿风险管理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关娇阳:数据基础薄弱、资本消耗压力大、对冲工具匮乏及定价模型偏差
在关娇阳看来,保险公司在长寿风险管理方面,主要面临五大核心痛点。
数据基础薄弱。尽管已经有了不同类型业务的生命表和多面的经验分析基础,但是行业承保高龄业务的占比仍然比较低,缺乏高龄段的业务经验,相关的数据储备仍不足。
终身年金缺乏,产品单一。关娇阳指出,当前商业养老年金同质化严重且终身年金缺位。她认为:“现在的年金和养老年金产品比较基础,特征趋同。市场缺乏针对特定人群的定制化产品,比如针对单身大龄女性的终身年金,以及加速年金、递增年金等。”
风险转移工具单一。市场过度依赖传统再保险渠道,供给有限、灵活度不足且前期成本较高,难以有效分散长期风险,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业务的快速发展。
资产负债匹配困难。养老产品通常具有超长久期特性,而国内长久期优质资产供给严重不足,易引发资产负债久期错配,加剧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风险与经营稳定性压力。
行业管理能力不足。在数据治理、精算模型、风险管理及人才储备等方面,行业不同主体差距悬殊,认知与行动脱节,缺乏具体的管理工具与手段。
面对长寿风险与利率下行的双重挑战,关娇阳表示,精算管理者需要跳出传统规模的路径依赖,将战略重心从单纯的储蓄替代,真正转向对长寿风险的精细化管理和多元化产品服务供给。
财联社:您对建立长寿风险转移机制有何建议?
关娇阳:借鉴成熟保险市场在风险证券化与资本对冲上的成熟经验,破局关键在于“三方协同发力”
如何有效管理长寿风险?关娇阳对标欧美、日本等成熟市场,分析了英国Rothesay Life、荷兰Achmea集团、瑞士再保险Swiss Re以及丹麦ATP养老基金在风险证券化、衍生品对冲及年金管理上的先进经验。
关娇阳指出,专营化机构的资本市场对冲,“再保险+资本市场”的打包转移,国家养老金体系的内部动态储备,这为构建多层次、多工具的长寿风险管理体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结合我国国情,她进一步提出,破局长寿风险需“三方协同发力”。
一是保险公司层面,需强化内功,提升精细化管理。险企应聚焦产品创新与精细化定价,优化核保风控体系;深化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提升运营效率;同时强化偿付能力管理,筑牢风险防线,以实现稳健经营与可持续价值增长。
二是监管机构层面,需完善规则,丰富市场工具。监管应加快政策创新,健全市场化定价机制;丰富风险对冲工具与再保渠道(如推动长寿风险证券化),引导行业有序竞争;并强化合规监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发展环境。
三是行业研究层面,需深化协同,推动共建共享。行业应合力推动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打破信息壁垒;加强产学研联动,建立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促进行业交流与跨界合作,推动行业整体转型升级。
从借鉴国际经验到立足本土破局,关娇阳强调,有效管理长寿风险不仅关乎险企自身财务稳健,更关系到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只有通过保险公司、监管机构与行业研究三方协同,才能构建起完整的养老体系,为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运行贡献保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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