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后，大学可能真没人考？本科招500万，可新生儿已跌到792万

一道要等15年才能对答案的算术题，正被摆在每一个中国家庭面前：本科每年招生超过500万，而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只有792万。当这两个数字被放进同一条时间轴，"高考独木桥"这几十年的集体记忆，或许正在悄悄改写。

抛出这个算式的是经济学者马光远。逻辑并不复杂——若出生人口继续按现在的斜率下滑，15到20年后每年新出生的孩子将不足500万，本科招生名额反超新生儿。

届时的大学，不是难考，而是招不到人。人口是所有经济变量里几乎最没弹性的一个。

今年出生多少人，就基本锁定了18年后有多少考生，中间没有任何政策手段能"补生"出一批孩子来。792万这个数字的分量，得放进时间坐标里看。

2016年全面二孩落地那年，全国出生1786万人；不到十年，几乎腰斩。2025年出生比死亡少了300多万，全国总人口净减少339万，相当于一座中等地级市一年之内蒸发。

局部数据比全国更刺眼。上海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跌到0.66，60岁以上户籍老人占比接近40%。

为撬动生育意愿，上海今年打出重拳：2025年10月1日起，符合政策的产检、住院分娩、无痛分娩、剖宫产等费用，个人一分钱不用掏，超出补贴部分由生育保险兜底，居民医保中的未就业配偶也纳入保障范围。

此前上海产检补贴封顶4500元，实际支出常在8000元以上，多出部分要孕产妇自掏且事后申领。新政直接把这条前置账单抹平。

问题是，产检报销只治得了"生"的成本，治不了"养"的恐惧。挡住年轻人的从来不是那一两万住院费，而是往后二十多年望不到头的账单——月嫂、奶粉、学区房、课外班、中考分流、高考、就业、买房，每一环都是真金白银。

冲击其实已经从产业链末端向上传导。教育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幼儿园比上一年减少2.14万所，四年累计关停6.29万所，平均每天59家。

腾出的园舍有的直接改造成社区养老中心——一头是空出的婴幼儿床位，一头是排队的老人，一升一降之间，人口结构的转折清晰可见。幼儿园之后是小学，再往后是初中、高中，直至十几年后传导至高等教育。

2025年6月，教育部公布当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人数1335万人，比2024年的1342万人减少7万人，打破了2017年以来连续七年上涨的趋势。

2024年的1342万人不仅是有史以来最高值，也是高考报名人数首次突破1300万，比2023年多50万。此前几乎所有预测都认为报名人数将继续走高，其中流传最广的预测值为1436万人。

以此对照，2025年的实际报名人数比预测值少了101万。最直观的解释是出生人口减少。

但若粗略地以高考年份减去18年推算，2025年参加高考的主要是2007年前后出生的孩子，而2000年至2010年这十年，中国每年新出生人口基本稳定在1600万上下，2003年至2010年这八年格外平稳。

仅凭出生人口的波动，既解释不了2025年报名人数下降，也解释不了此前七年报名人数为何逐年增加。自媒体中广为流传的另一种说法，将报名人数攀升归因于复读生规模扩大，甚至有传言称每年复读生达400万、占报名总人数30%以上。

按这一逻辑，复读越多，竞争越烈，落榜越多，形成恶性循环。部分省份已陆续出台限制措施，例如公办高中不得招收复读生、同等分数条件下优先录取应届生等。

与此同时，新高考在2025年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意味着2024年参加高考的复读生若再战2025年，需要适应新的考纲、考试形式和赋分制度。综合这些因素，复读生比例下降被认为拉低了报名总数。

但目前并没有任何公开、权威的资料能验证这一说法。教育学者熊丙奇在澎湃新闻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指出，"高考报名400万复读生"是一种误读。

高考报名人数不仅包含普通高考，还包含职教高考（即高职、中职升学考试）的报名人数。2024年中国普通高中毕业生约880万，中职学生参加职教高考的约300万，据此测算复读生大约只有160万，比例仅在10%出头。

相较2024年，2025年中国总体高中毕业生人数其实是增加的，报名人数之所以减少，在熊丙奇看来并非因复读生减少，而是因为中高职贯通、五年一贯制乃至中职与本科贯通培养的学生增多，这部分学生不参加高考，也就不计入报名人数。

中国于2019年取消了中职毕业生的升学限制，此后越来越多的中职毕业生选择参加高考，这也是过去几年报名人数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便像熊丙奇这样的顶尖教育学者，在推算复读生规模时也只能依靠普通高中毕业生人数和职教高考报名人数进行间接估算。

由于长期缺乏权威官方数据，如今用"2024年有多少高考复读生"去问各种中文大模型，得到的答案几乎清一色是"400万"和"30%"。这也导致2025年报名人数下降究竟源于复读生减少还是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扩张，很难做出准确判断。

目前唯一比较确定的是，2024年高考复读生规模下限为熊丙奇估算的160万、占比约12%，上限则是自媒体口径的400万、占比30%，对应比例在12%到30%之间。即便按下限计算，高考复读生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占报名人数的比例都已相当可观。

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本专科招生人数持续上涨，2021年起每年本专科招生已超过100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在如此背景下，每年仍有上百万人选择复读，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追问。

谈到复读，绕不开一个人和一所学校。被称为"高考钉子户"的唐尚珺参加了16次高考、复读了15年。

2009年他首次参加高考未达本科线选择复读；到2013年，分数不仅过了本科线，甚至超过一本线，但他仍继续复读，此后十余年间以考取清华为目标，先后放弃了中国政法大学、厦门大学等重点大学的入学机会，直到2024年被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工程专业录取。

另一所被反复提及的学校，是以"亚洲最大高考工厂"闻名的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

中国青年报2013年曾刊发一篇特稿，介绍这所皖西山区乡镇高中如何每年容纳近万名复读生与应届高三学生；特稿中记录了外地家长陪读、举全家之力供孩子复读的场景，也描摹出一个个把"再来一年"视作改变命运唯一投资的普通家庭。

这篇特稿写于2013年，如今读来并不过时——毛坦厂中学"万人送考"的场面时至今日仍会登上热搜。大学招生规模逐年增长，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依然高度稀缺。

即使分数已经过了本科线，家长和学生也可能为争取更好的大学而选择复读。

2020年，时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周皓与谢宇在《教育研究》发表《从大学到精英大学：高等教育扩张下的异质性收入回报与社会分类机制》，比较了1999年大学扩招前后高等教育回报率的差异。

研究将学历分为高中、非重点大学和重点大学三类：扩招前，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收入回报差别不大，但都显著高于高中学历——"上没上过大学"比"上什么大学"影响更大；扩招后，重点大学学历的收入回报仍维持高位，非重点大学学历与高中学历在收入回报上的差异不再显著。

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仅从收入回报角度看，非重点大学的学历溢价几乎消失，只有考上好大学，才有可能实现"读书改变命运"这一朴素愿望。顺此延伸，尽管本专科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围绕重点大学的竞争实际上更激烈。

高考已不再是关于"大学文凭"的竞争，而是关于"重点大学文凭"的竞争。如何在数量庞大的非重点大学中挑选溢价相对更高的专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至于哪些家庭更倾向复读，现有实证研究结论较为一致：来自中下阶层家庭的考生更有可能复读。宁夏教育考试院的张燕等六位作者2019年在《全球教育展望》发表的《高考复读有用吗？

基于断点回归的因果推断》，利用超过6万名宁夏考生数据和断点回归设计发现，"是否达到二本线"是决定是否复读的关键节点：在二本线两侧复读概率呈现明显断点，低于二本线复读概率骤升，超过二本线则骤降，而在一本线、三本线以及专科线附近都没有这样的断点。

作者访谈一线高中教师归纳出两方面原因：一是学生和家长普遍认为"只有上了二本才算上了大学"；二是二本、一本院校学费相对较低，三本学费明显偏高，用一年复读换一个二本，能为家庭节省一笔开支。

研究还发现，同样是二本落榜生的复读收益最大——第一次达到三本线却未达二本线的学生，通过复读提升成绩的幅度最大；而希望通过复读冲一本的二本考生，复读收益甚至可能为负。

除分数外，年龄和心理健康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复读收益：年龄越大、自我压力越大，收益越小；数据中有一小部分学生复读次数超过三次，此时潜在收益已经非常小。自我压力大的学生更倾向复读，但实际效果并不好。

这就引出复读的成本问题。可见的成本是一年时间和学费，不可见的成本是心理健康状态。

中国青年报2013年那篇特稿写过复读班开课次日，一名戴眼镜的小个子女生在教室外哭着向母亲哀求"不读了"、母亲涨红了脸厉声呵斥的场景，画面折射的正是复读对心理层面的巨大挤压。

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秋翔与崔盛2019年在《教育与经济》发表《复读经历是学生生涯发展不可逾越的坎吗？——来自首都大学生的实证证据》，追踪了有复读经历的学生进入大学后的学业表现。

研究发现：复读经历对大学期间学业表现存在显著且持续的消极作用，进入大学前经历过复读的学生，整体上学业成绩排名更靠后。

进一步分析显示，心理健康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种影响——有复读经历的学生抑郁、焦虑水平更高，自尊与自我认可水平更低，这些因素作为中介变量解释了复读经历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

文章结尾写道，对复读生而言，他们付出的不仅是额外的时间成本，更是身心承受的巨大压力和考验，即便进入大学，复读经历的影响依然会体现在学生的学习上。在大学连年扩招的今天，每年仍有上百万考生选择复读。

究其根源，对多数普通家庭而言，读书仍是客观上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途径，"读书改变命运"的叙事像思想钢印一样镌刻在中国人的主观世界中。走上高考考场的这一代年轻人，大概率仍是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中的第一代大学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嘲笑或全盘否定复读显然过于傲慢。2016年，中国青年报曾刊载另一篇关于毛坦厂中学的评论文章，标题就叫《嘲笑毛坦厂中学，可能是残忍和轻佻的》，这一判断放在今天仍不过时。

也应清醒地意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进程不会停下脚步，本专科扩招和研究生扩招也不会停下脚步。

天平的一端是学历溢价走低、大学文凭越来越不值钱；另一端则是过去被忽视的复读经历所带来的心理健康成本，以及更长期的对学业表现与教育成就的负面影响。每一个考虑是否复读的学生和家庭，或许都需要重新评估复读的成本与收益。

还有一个值得记录的故事。提到毛坦厂中学，总会让人联想到另一所以军事化管理闻名的超级中学——衡水中学。

2021年，来自衡中的学生张锡峰参加一档综艺节目，说出那句广为流传的话："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南方周末的报道形容视频中的男孩咬紧牙关，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这句话。

后来的故事是张锡峰考上浙江大学，念了计算机专业。几个月前，他接受采访时显得疲惫且迷茫，说自己学计算机后悔了、不喜欢，一直没想好要做什么，对未来抱着悲观态度，觉得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概率非常小，"我好像并没有活成我曾经所期望的样子"。

相比"土猪拱白菜"式的口号，这个疲惫迷茫的张锡峰或许更真实。

南方周末那篇报道结尾写道，多年来，从确保上名校、力求进清北，到确保进王牌专业，男孩被教育为了好的生活而忍受枯燥和痛苦，但什么是好的生活，还没有人和他好好讨论；在大学的旷野里，他没能找到那个社会实验的按钮，于是归结于钱，觉得赚到足够多的钱，理想的生活就终将到来——世界还会是一个巨大的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