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增80万、灭高句丽！唐高宗真是武则天傀儡？死前一年还掌人事权

官君策—前央视网历史频道主编供稿

有唐一代，“贞观之治”以及其创造者太宗李世民，是绕不开的人物，尤其近世以来风评日高，在网络上被抬至几近于神。如此绚烂的“先皇”及父亲在前，后继者似乎被绚烂光芒所掩盖无法发出自身光芒。

而唐高宗李治似乎也恰好如此，尤其高宗朝后即上演武周代唐，始作俑者恰是高宗李治一生所爱的“天后”武则天，令李治的评价在后世逐年降低，传出李治在世时已经沦为武则天“傀儡”的史论。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虽然对李治的差评始于新旧《唐书》中，但在两作中对李治的评价本身就存在矛盾。

《新唐书·高宗纪》史臣赞：“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

“昏童”二字，成了李治千年的定评。《旧唐书·高宗纪下》语气稍缓，结论一致：“既荡情于帷薄，遂忽怠于基扃。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墟。”近现代学者沿用不辍：岑仲勉《隋唐史》称其“庸懦”，王寿南说他“形同傀儡”，邱添生直书“武后傀儡”。

但《旧唐书》那段评语本身有裂缝。它先说李治“往在藩储，见称长者”，紧接着“暨升旒扆，顿异明哉”——做太子时公认老成，一登基就判若两人。人不会在坐上皇位那天突然变傻，这段评价的出现本身就非常吊诡。

更吊诡的是，同传记录中，李治在太子时期已有独立行动力。《旧唐书·高宗本纪》记：“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其善。”贞观十九年（645）太宗征辽，李治监国，《册府元龟》卷二五九载其下诏州郡“征简贤良”，“州郡举数百人”。能组织数百人规模的人才选拔，不是懦弱者的作为。

更能说明性格的是贞观十七年（643）太宗想替太子“选良家女以实东宫”，李治派于志宁推辞（《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罗永生指出，此举“可见他无意让父亲完全支配他的感情和家庭生活”。连私生活都不肯全交给父亲安排的人，日后会在朝政上任人摆布，说不通。

李治同样不缺朝堂政斗的手腕和心机，即位数月内的人事布局是精心计算。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遗诏有一条很怪：“太原元从人见在者，各赐勋官一级。”（《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太原元从”指参与太原起兵、却因较亲李渊而在贞观朝失意的一批人。罗永生分析：太宗若要防这批人，大可早找理由除掉，“而不必至死时才加封无实际职权的勋官”。这更像新君手笔——为前朝失宠者平反，同时拉拢一批不属于长孙无忌系统的人。

遗诏公布次日，李治升了四位原东宫属官：于志宁为侍中，张行成为兼侍中，高季辅为中书令，许敬宗为兼礼部尚书。而朝中权位最高的长孙无忌，要等李治正式即位、并从叠州召回李勣加封特进两日之后，才多添一个太尉职位。同期，起草太宗遗诏的褚遂良只得到“赐爵河南县公”，永徽元年底更因“抑买中书译语人宅地”这点小事贬为同州刺史。刚立新功的中书令因买一块地就外放，借口而已。

如果说，前面的例子，都是证明李治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有足够政治手腕的太子、皇帝，在面对朝堂阴谋时，李治同样不缺帝王的铁血无情一面。永徽四年（653）房遗爱案，李治是决策者。《旧唐书·太宗诸子》记魏王李泰当年“招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余人，厚加赠遗，寄以心腹”。此案爆发正在李泰去世后不足一月内，牵出薛万彻、李元景、李恪，全是与李泰关系密切或可能成为反对派领袖者。主审虽是长孙无忌，但《旧唐书·李恪传》称恪因无忌“忌嫉”被诛，若无高宗的肯首，无忌亦难独断独行。

至于说李治失去权柄沦为“傀儡”一说，也是颇有可疑之处，毕竟皇权中最核心的人事任免权，在李治去世前一年都始终把握在他手中，那一年他仍在直接任免地方官与将领。调露元年（679）前后关中饥荒，“高宗令贫人散于商、邓逐食”，雍州长史李义琛恐流民不返，“固争之。由是忤旨，出为梁州都督”。州级长官因跟皇帝争几句就被调走——皇帝若已无权，是谁调的？永淳元年（682），即去世前一年，娄师德战功卓著，“上以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辞也！’”河源军经略副使是实职军衔。临终前一年还亲自任命边防将领并当面训话，“大权旁落”从何谈起？

更关键的事，宰相曾提议由武则天“摄知国政”的提议被他本人否决。上元二年（675）：“高宗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曰：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上乃止。”请注意这件事的性质：提议让武则天代理国政的是李治，终止这个提议、使武后未能拿到最高权力的，同样是李治。真正的傀儡不可能既是提案人又是终止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李治始终在安排太子分流权力。李治让武后参政的同时，反复把太子推到前台：龙朔三年（663）二月亲自重审死囚，“不尽者令皇太子录之”；同年十月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咸亨二年（671）六月在洛阳以旱亲录囚徒，令李贤、李显“分虑诸司和洛州及两县囚”。若真心想让武后接管一切，何必如此？

以上这些还都是寻章摘句得到的证据，其实，给与李治正面评价最直接证据就是数据：

贞观年间全国“户不满三百万”，永徽三年（652）已达三百八十万户。物价上，永徽五年“是岁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杭（粳）米斗十一钱”，粟米一斗两钱半是唐代极低水平。法制上，永徽二年（651）在《贞观律》基础上颁行《永徽律》，其后完成的《永徽疏议》即《唐律疏议》，代表中国古代立法最高水平。军事上，在位期间先后攻灭西突厥、百济、高句丽——高句丽是隋炀帝三征不下、唐太宗亲征未克的对手，终在总章元年（668）平定。

司马光的评价是：“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遗风。”这句话正出自《资治通鉴》——那部把李治写成受制于武后的书。同一位史家在同一部书里，一边承认永徽之治“百姓阜安”，一边说皇帝“昏懦”，这个矛盾他自己没有处理，或者说，没处理明白，也不知道涑水先生著书时候是如何想的。

话说回来，回到本文开篇题旨，既然李治无论思维、手腕或者政绩一样不缺，他是如何被塑造成昏聩无能皇帝并流传千年？

首先，史料源头已被政治立场过滤。高宗朝实录先后有许敬宗主持的显庆四年修撰本、刘知几与吴兢续成的《高宗后修实录》、题武则天撰的《高宗实录》一百卷。许敬宗是“废王立武”的支持者，高宗事后已不满“敬宗所纪，多非实录”。

其次，宋代史家的加笔。《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原文是“皇后以无忌先受重赏而不助己，心甚衔之”。罗永生质问：“令人不明的自然是史官何以可以那么透彻了解武后的心事。”《资治通鉴》卷二〇〇改成“深怨之”，又加上“武后既立，无忌内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这段记述不见于《旧唐书》许敬宗、长孙无忌两传，《许敬宗传》整篇根本没记长孙无忌下台之事。更典型的是《新唐书·褚遂良传》。褚遂良贬爱州后上表自陈，《资治通鉴》记高宗反应是“不省”；《新唐书》却径下结论：“帝昏懦，牵于武后，讫不省。”“帝昏懦，牵于武后”七字是欧阳修加的判断，不是史料。罗永生评：“宋代史家把高宗不察上奏的责任推到武后身上，大概又是另一次子虚乌有之作。”

再次，宋代以后的政治需要。田艺景《浅评唐高宗的“昏懦”》指出，到宋代“包容开放变成了三纲五常，男尊女卑成为不易的真理”；为防范“武周革命”再现，史家必须丑化武则天，而“弱智化李治是必要的前提”。最后就是，编次手法造成的错觉。司马光把武后开始垂帘、控制朝政、报复上官仪几件事，紧接在李治罢废后之议后面排比，造成“武后通过阻止废后彻底压服李治”的印象。但《旧唐书·上官仪传》对上官仪之死根本没提武后，只说他贵显后“恃才任势，故为当代所嫉”，被许敬宗冤枉与梁王忠有阴谋而下狱死；《新唐书·上官仪传》则径称“由是天下之政归于武后”。同一件事两书记载差异如此之大，足见“武后夺权”叙事有建构成分。

综上所述，李治在继位前后都有清晰的政治判断与行动能力；直至去世前一年仍直接任免地方官与将领；握有否决权且实际行使过（上元二年“上乃止”）；在位期间人口、物价、法制、疆域均有可观成绩。“虎父犬子”与“傀儡”两个判断，都得不到史料支持。

但翻案不能翻过头，有三点必须承认：其一，武后参政确实始于显庆五年（660）“上苦风眩，表奏时令皇后详决”（《唐会要》卷三），李治的健康问题是真实的客观条件，不能一概否认。其二，一个关键反问至今未被彻底回答，若高宗不是昏庸之君，日后武后临朝称制的局面如何解释？

麟德元年（664）上官仪事件中李治的退让，客观上确实为武后打开了“政事大小皆预闻之”的空间。承认李治有权谋，与承认他在某些节点判断失误，并不矛盾。一个在位三十四年、比父亲多统治十年以上、唐朝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君主，把《唐律疏议》留给后世，把灭高句丽的战果写进史册，最后却在史书里被写成“昏童”——这个反差本身就值得警惕，读史时要分清哪些是史料，哪些是史家替我们下的判断。

李治真正的问题或许不在懦弱，而在继承人。太子李弘死于肺痨（梁恒唐、孟宪实均有考证，非《新唐书》所谓被武后毒杀），李贤、李显先后被废。皇权的最终失守发生在李治身后，而不是他在位的三十四年里。#头条精选-薪火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