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的讣告,一个细节被大量网友捕捉到:音乐家刘欢2023年办理退休时,职称停留在副教授,直至离世。消息扩散之后,全网讨论一下子被点燃。在大众认知里,写出唱红《好汉歌》《我和你》的刘欢,在国内音乐领域分量极重,从教三十多年,很多人忍不住发问,拥有这样的行业实绩,为何始终没能晋升正教授。
很多人下意识会觉得副教授是较低的职称,这里需要先把这个概念理顺。副教授本身属于高校中高级职称,并非初级岗位。这次舆论争论的核心,并不是否定刘欢的教学水平与艺术成就,而是大众看到他的行业影响力、课堂口碑,和高校职称评审的硬性规则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认知错位。在对外经贸大学,刘欢常年开设《西方音乐史》通识课,课程热度很高,选课名额常常很快抢空,他还为学校校歌作曲,在岗期间多次拿到校内教学表彰,历届学生对他课堂的评价一直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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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看懂这件事,首先要留意学校属性和学科平台带来的客观限制。对外经贸大学是财经特色院校,校内艺术教研室承担的是面向全校的公共美育教学,并没有独立的音乐学科硕博点,缺少配套的学科平台。申报正教授岗位,通常需要对应的科研课题、学术专著、系列论文作为支撑,对于公共美育教学岗位来说,想要集齐这一类硬性指标本身难度不小。
换个角度看,传统高校职称晋升机制,长期将核心期刊论文、科研项目、专著作为核心门槛。传唱全国的音乐作品、舞台艺术成就、课堂教学口碑,在这套评审规则里面权重并不高。简单来说,大众熟知的歌曲创作成果,并不计入职称评审的科研指标。刘欢本科就读于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并非音乐学术方向科班出身,工作期间也没有持续产出学术论文、申报科研类课题。再加上他的岗位定位是公共美育教学岗,核心任务是面向全校开设通识美育课程,晋升通道和专业艺术院校的专任音乐教师本身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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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发现,这条热点发酵的时间点很特殊,刚好和9月29日北理工教师裴某师德失范被解聘事件形成强烈对照。一边是深耕课堂、深受学生爱戴的刘欢,从教数十年,退休止步副教授;另一边,是拥有高校教师身份的人员触碰师德红线,直接被解除聘用。两件事放在一起,促使大众重新思考高校职称、师德、人才评价这套评判逻辑:职称头衔高低,到底能不能代表一名教师真实的育人水平。
几乎同一时间段,国内多所头部高校提出办学要过紧日子,北大出台新规,明确教职工不能前往21处风景名胜区召开公务会议。严控经费支出、从严整治师德师风、反思人才评价体系,多条线索叠加在一起,大众对于高校内部评价机制的讨论热度持续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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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态势来看,不少人选择站在现有评审制度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高校职称本质属于岗位聘任制度,并不是单纯的终身荣誉称号,会受到岗位指标、学科编制的硬性约束。教授名额,需要依托学科建设、硕博培养点、科研任务来分配。对外经贸没有音乐相关学科,自然很难给公共美育教师留出正教授岗位名额。
放在制度设计层面来看,职称评审原本面向学术研究体系,评价重心偏向学术产出,艺术创作更多属于行业实践成果,两套评价体系天然存在差异。就算是艺术类院校,评审教授职称,大多依旧要求学术成果,不会单纯依靠舞台作品来认定。
但结合现实来看,不少网友和教育行业从业者,也提出了值得深思的质疑。人文艺术类教师,如果完全照搬理工科的论文、课题标准进行考核,这套评价方式本身就存在短板。课堂育人效果、教学质量、行业实践影响力,这些看得见的实绩,在评审环节所占的权重往往不足。
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求给刘欢破格晋升,更多是希望高校人才分类评价改革能够真正落地。面向教学型、实践型教师,应当搭建独立的评价通道,不能只用论文课题这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人。教育部早已发文破除“五唯”,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不过在很多普通高校,相关改革落地的速度偏慢。
很多普通网友看到新闻后的感受很直观,大家固有的想法是名气大、贡献突出,就理应拿到更高职称。直到看到刘欢的案例,才意识到高校职称背后的底层逻辑,和普通人的认知完全不同。也有理性的声音提到,刘欢本人并没有执着于职称晋升,他的精力更多投入在课堂教学和音乐创作之中。只是这个案例,恰好把旧评价体系里存在的短板,摆在公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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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研究者分析,刘欢的经历,是高校推进分类评价改革一个很典型的样本。美育、艺术实践类教师,如何跳出唯论文的评价桎梏,是近些年教育改革持续探索的方向。高校职称只是岗位聘任资格,不等同于荣誉勋章。学校缺少对应的学科平台,就算个人教学、实践成果再亮眼,也很难一次性满足正教授聘任的全部条件。短期大概率难以彻底扭转延续多年的评审惯性,分类评价改革依旧需要持续推进。
这里还有几处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需要提醒大家。不要简单把副教授等同于教学水平不足,它属于高校中高级职称,不能随意贴标签。职称是校内岗位聘任结果,和行业艺术荣誉分属两套独立体系,不能直接划等号。同时也不要强行横向对比不同院校教师的职称,不同学校学科平台、岗位指标差异很大,直接对比并不客观。
还有一点需要分清,刘欢职称争议、北理工师德通报、高校经费节流,都属于高等教育治理范畴,但三件事彼此相互独立,只是舆论时间恰好重合,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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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长期维度来讲,这件事带给大众的启示,从来不是纠结刘欢该不该评上教授。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何搭建多元的评价标尺,既守住学术评价的底线,又能够看见教学、实践层面实实在在的贡献。人才评价体系的调整,牵扯多方因素,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普通人而言,不必单纯依靠职称头衔去判断一名老师的价值,育人的成效,很多时候,藏在纸面指标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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