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朝鲜女工赴浙江打工，满心忐忑出国，一年后返乡全村都看懵了

金英玉站在平壤火车站月台上，手里攥着那张盖了三个红戳的出境证明，指甲掐进肉里都没觉得疼。她妈在身后哭得直不起腰，她爸背着手站在人群外围，嘴唇抿成一条线。全村人都来了，像送葬又像送嫁，眼神里一半是羡慕一半是说不清的东西。

“到了那边，别乱说话。”领队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朴，脸上有块疤，说话时眼睛扫过每一个人的脸，“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记住，你们代表的是共和国。”

英玉点头，喉咙干得发不出声。她二十三岁，第一次离开家乡，要去的地方叫浙江，一个她在地图上找了半天才找到的沿海省份。火车开动时，她把脸贴在玻璃上，看见她妈追着车厢跑了几步，然后被什么人拉住了。

到浙江的第一天，英玉就懵了。

工厂在郊区，一栋接一栋的铁皮厂房，机器声震得人脚底板发麻。宿舍是八人间，铁架子床，但铺着厚厚的海绵垫子，还有独立卫生间。她站在花洒下面冲了半个小时，热水烫得皮肤发红，她蹲在地上哭了。在老家，冬天洗澡要烧三壶水，倒进一个铁盆里，全家人轮着用。

第二天进车间，组长是个三十来岁的中国女人，说话像打机关枪，英玉一个字听不懂。翻译是朴领队，她站在前面喊：“都听好了，计件算钱，多劳多得。手快的第一个月就能拿四千。”

四千。英玉在心里换算了一下，够她家买两年的口粮。

第一个星期她几乎没合眼。流水线上的零件在眼前晃，手指头磨出血泡，缠上胶布接着干。同宿舍的顺子比她大两岁，半夜躲在被窝里哭，说想她三岁的儿子。英玉没哭，她咬着被角数数，数到一千就睡着了。

三个月后，英玉拿到了第一笔工资。四千七百块，她留了三百，剩下的全汇回家。朴领队说可以买点日用品，她去了趟镇上的超市，站在货架前发了半天呆。一瓶洗发水要二十块，在老家够买五斤大米。她最后买了一管牙膏和一块香皂，剩下的钱塞进枕头套里。

变化是慢慢发生的。

半年后，英玉学会了说“你好”“谢谢”“这个多少钱”。她能自己去食堂打饭，知道哪个窗口的阿姨给的肉多。她开始跟同宿舍的中国女工学化妆，用二十块钱的口红涂嘴唇，对着镜子抿了又抿。顺子说她变了，英玉说哪儿变了，顺子说你说不上来，就是不一样了。

有一次厂里放假，几个中国女工拉着她去逛街。她第一次进了大商场，看见一件连衣裙要六百块，扭头就走。中国女工拉住她，说试试嘛，又不花钱。她试了，站在镜子前，看见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腰是腰，腿是腿，领口开得那么大，锁骨白得晃眼。

那天晚上她没睡着。她想，要是她妈看见她穿成这样，会不会一巴掌扇过来。又想，她妈这辈子都没穿过这么好看的裙子。

一年过得比想象中快。

回国那天，英玉把攒下的钱分成三份：一份给她妈，一份给她弟娶媳妇，一份留着自己用。她买了一个拉杆箱，塞满了给家里带的东西——两双运动鞋，三件羽绒服，还有一瓶面霜。她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把那件连衣裙塞进了箱子最底层。

火车进站的时候，她看见站台上挤满了人。她妈站在最前面，头发白了一半，看见她就扑过来，抱着她嚎啕大哭。她爸还是站在后面，但这次嘴角是往上翘的。

人群散开的时候，英玉听见有人嘀咕。

那是英玉？咋变这样了？”

“你看她脚上那双鞋，我在镇上见过，要三百多呢。”

“她皮肤咋那么白？是不是擦了啥？”

英玉低头看了看自己——牛仔裤，短羽绒服，头发染了栗色，耳朵上还戴着一对银耳钉。她突然意识到，她跟周围所有人都不一样了。

回到家，她打开行李箱。她妈看见那两双运动鞋，手抖得接不住。她弟抓起羽绒服往身上套，拉链拉到顶，在镜子前转了三圈。她爸站在门口抽烟，半天说了句：“那边……吃得惯？”

“吃得惯。”英玉说，“食堂有肉。”

晚上她妈烧了一锅土豆，英玉从包里掏出两瓶浙江产的黄酒。她妈没见过这种瓶子，翻来覆去地看。英玉给她倒了一杯，她妈抿了一口，皱着眉说像马尿。英玉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村里人来串门，问东问西。有人问一个月挣多少，英玉说够花。有人问那边男人是不是都很有钱，英玉说没注意。有人问她还去不去，英玉说去。

“还去？”她妈急了，“你弟明年结婚，你走了谁张罗？”

“妈，”英玉把碗放下，“我挣的钱够弟结婚了。但我想自己攒点。”

“你自己攒钱干啥？”

英玉没说话。她想起那件连衣裙，想起商场里明晃晃的灯光，想起自己站在镜子前那一刻——她突然明白，她这辈子不能白活。

那天晚上，她躺在老家的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炕太硬，硌得骨头疼。她想起浙江宿舍里的海绵垫子，想起花洒里的热水，想起食堂窗口那个多给她舀一勺肉的大姐。

她把那件连衣裙从箱子最底层掏出来，抖开，挂在墙上。月光从窗户纸透进来，照在裙子上，亮晶晶的。

她妈第二天早上推门进来，看见那条裙子，愣了半天。英玉以为她要骂，结果她妈走过去，摸了摸料子，轻声问：“这个……得多少钱？”

“不贵。”英玉说，“妈，下回我带你去。”

她妈没说话，转身出去烧火了。英玉听见她在灶台前擤鼻涕，擤得特别响。

英玉把裙子重新叠好，放回箱子里。她知道，下次再去浙江，她不会再蹲在花洒下面哭了。

她会挺直腰板，走进那家商场，把那件六百块的裙子买下来。

然后穿着它，站在厂门口，让所有人都看看——一个朝鲜女人，也能活成自己想活的样子。